水利与农业相辅而行, 历来是长江中下游农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河工稍疏，堤防辄溃，万顷良田顿成泽国。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长江水政腐败，水利常年失修。国民党执政后，内战连年，无暇顾及水政，以致江河水道泥砂淤积，江身日高，旱不能引水，涝则无法宣泄，无法抵御较大灾害的侵袭。
地方政府每年虽收取近百万元的堤工捐费，并有堤工委员之设置，但堤防常年失修如故，终于酿成了1931年特大水灾的惨痛后果。
武汉1931年发生特大水灾
那一年，气候反常，长时间的降雨造成全国性的大水灾。其中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山东、河南八省灾情最重。
当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梅雨延续到7月底才结束，7月份的降雨量是正常年份的2-4 倍。8月上旬，长江上游又相继出现较大的暴雨, 并涉及中游区，使江水猛涨。川水东下时, 长江中下游底水已高，又值普降大雨，故两岸堤防大都攒口。全流域较大干、支、民堤溃口达354处，湖北省69县中有45县受灾，重灾39县。安徽、江苏灾害也相当严重，沿岸城市包括南京在内均浸泡在水中，津浦铁路停运54天。
据统计，当时受灾人口达2887万以上，死亡18.5万多人，直接经济损失为1384亿银元。当年《巴黎日报》路透社称这次洪灾为“最近一个世纪所未曾有过的大惨剧”。
大水过后的武汉街头
那年初夏，长江流域各省普降暴雨，连绵经月，昼夜如注。宜昌站最高洪峰流量每秒达6.48万立方米。长江、汉水沿岸干支堤防十之八九非漫即溃。江汉平原一时成为“内海”，与洞庭湖区几乎联成一片。
8月9日，荆北大堤覆没，人畜淹毙无数。江汉平原9个主要农作县计有500余万亩农田被淹，灾民超过300万人，淹毙1.2万人。监利县江、垸各堤皆溃，全境沦为泽国，惨不堪述，逃荒者达30余万。郝穴一带江堤上，“庐栅绵亘，有数十里之遥”。
武汉三镇亦相继遭淹。8月12、13日，汉口合成流量已分别达到每秒110722、112898立方米。
8月19日，江汉关出现28.28米的洪峰水位。在此前后，分金炉、丹水池、平汉铁路单洞门、黄金堂滩堤等处陆续溃决，武昌干支各堤先后崩溃，生命财产损失无数。汉口市区被洪水浸泡达百日，水深2-6米，主要街道上“船若蛙半浮水面，小船如蚁漂流四周” 。
武汉三镇，浮尸漂流，陆地行舟，米珠薪桂，病疫流行，溺死于洪水者达250余人，中暑而死者不下三、四百人，被淹没住房4万余户。黄冈县因堵龙堤溃决, 内湖堤院溃口达120余处, 全县受灾人口10余万人，淹没农田13万亩，倒塌房屋万余间。
在逃荒的几万人中，700余人饿死异乡。嘉鱼县15处干堤、18处民垸，除护城、普乐两垸外均遭淹溃。广济灾民占全县人口百分之七十。云梦县则南北两水并发，向无水患之北区，亦被水淹1/3。
素有“水袋子”之称的沔阳，所有官民各堤非漫即溃，全境一片汪洋，淹没面积竟达95%,近3万人被淹死，40万人蚁居在堤坡和墩台上，“嗷嗷待哺，惨不可言”。
受灾群众用木盆运送日常用品
大水过后, 邻近各县流入武汉的灾民有30余万人。大批灾民在龟山、蛇山、洪山及长江、汉水堤坡上蚁居栖身，直至寒冬仍无家可归。由于住处简陋异常，污水不能排出，霍乱、伤寒、痢疾等疾病迅速蔓延，每日死亡者最多时逾百计。
当局虽在武昌设有卫生防疫组，省立各医院都组织了临时防疫队，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鉴于疫情日趋严重，大有不可收拾之状，武昌学界、医学界决议联合成立防疫委员会，经费由各行业捐助，人员从各单位选调，以武昌公私立各大医院院长、各高等、中等学校校长为临防会各方面负责人。
为了帮助灾民解决生活问题，汉口总商会贺衡夫、苏汰余、蔡辅卿等人组成水灾急赈会，商借新市场、怡和洋行及各慈善团体、同乡会馆作为灾民收容所，每日供给馒头、稀饭等简单食物。同时向工商各界募捐100余万元，并通电全国请赈，共募得面粉1万袋，赈款70余万元。与各界自发的救灾活动相比，地方政府事先既无防范，灾后救灾无方，反而借助鬼神,自欺欺人。
8月3日，即汉口被淹的第二天，武汉行营才下令正式成立防险事务处。身为武汉警备司令的夏斗寅不去指挥官兵防汛抢险，却在汉江岸边的龙王庙旧址，陈设香案，燃烛焚香，祈祷龙王爷保佑。
为了修复水毁江河干堤，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依照水系范围大小及灾情轻重，将苏皖赣鄂湘豫各省划为十八区, 各设工贩局，利用美国赈灾小麦实行以工代赈，负责堵口复堤工程。
经过培修加固，使堤顶高度与1931年洪水齐平。在修复水毁干堤过程中，各级主管官员与承包商、包工头们狼狈为奸，擅抬工程造价，放宽验收标准，偷工减料，贪污盗窃一时蔚然成风。
据1936年6月《东方杂志》披露: “扬子江堤防修理费, 年拨海关附加200万元，特别附加700万元，粮税附加一、二百万元, 厘金附加200万元，各种特别附加300万元，合计1520万元。此项巨额资金，一部分入军阀之私囊，一部分竟投入川江龙鸦片公司。”
（来源：三峡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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