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两个极重要的学术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和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为研究者所重视的程度是有很大差别的。史语所的创立虽然比北大史学系晚了近二十年，但其学术成就，被认为“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在当时的国际汉学界都是无与伦比的”。因此，有很多学者热衷于研究它。而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尽管在它几十年的发展中培养出了众多著名的史学家，被认为办得“特别有成绩”[2](p3)，但从没有研究者认真探讨过它在现代中国史学发展上的地位。更让人感到不解的是，研究者并没有意识到，史语所的发展实际上与北大史学系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而北大史学系的发展又深受史语所的影响，两者之间存在着很深层次的学术关系。
在探究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学术关系的问题上，作为“史料学派”旗手、史语所创始人兼终身所长的傅斯年，是一个关键人物。1950年傅斯年在台北病逝后，胡适在唁函中写了如下一段话：
“孟真的天才，真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最能办事。他办的四件大事：一是广州中山大学的文学院（最早期），二是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三是北大的复员时期，四是台大，都有最大成绩。这样的Combination ，世间希有。”［３］（Ｐ366）
胡适所讲四件大事，都是傅斯年作为这些学术机构独当一面的人物而做的工作。事实上，除了这四件大事外，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后数年，还曾以史语所所长身份，与胡适一同为他的母校——国立北京大学，做过许多很重要的工作。时任校长的蒋梦麟讲得非常清楚，他说：
“当我在民国十九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研究所搬到北平，也在北平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３］（Ｐ285-28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建立紧密学术关系，正是从九·一八事变前后数年开始的。但遗憾的是，学术界对于傅斯年在教育及学术上的贡献，虽有许多的研究，却不外乎胡适所说四件大事。而对九·一八事变前后他在北大所做的工作，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究其原因，一则因为他当时并没有在北大专任什么重要职务，不是独当一面的人物；再则因为他当时在北大所做的工作，有不少属幕后性质，并不为多数人所知。
这样一来，史语所与国立北大史学系之间建立紧密学术关系的事实，便长期被忽略了。此种状况所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影响了我们对国立北大史学系在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地位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对史语所历史及影响的判断，出现了些许偏差。鉴于史语所与国立北大史学系在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所处的重要位置，这一偏差，又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本身的认识。因此，就史语所与国立北大史学系之间的学术关系问题，进行一番探讨，就是很有必要、很有学术意义的一件事了。
二、史语所北迁与其研究人员兼任北大史学系讲席
史语所是作为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中央研究院各所当中，办理成绩最为显著的研究所之一；而北大史学系则是作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各学系当中，建立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学系之一。当史语所于1928年7月在广州正式创立的时候，北大史学系已经有了十余年的历史。两个学术机构一南一北，相距数千里之遥，起初并无任何重要的联系。及至1929年5月史语所由广州迁至北平，两者的关系逐渐紧密起来。
史语所之所以迁至北平，主要是从其自身事业的发展来考虑的。在该所民国十七年度的工作报告中，曾对迁所理由作出如下三点具体解释：
一、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发达，须比较的接近材料。在语言学上，广州、北平各有其优势；在历史学上，则以北平为最便。二、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发达，须有图书馆资助。此时本所无力自办一适宜之图书馆，欲就北平图书馆参考，亦以移北平为便。三、研究所之业，必在学者聚集、环境闲适之所。就此一点，亦以设于北平为便。[4]（P221）
史语所迁至北平后，向外交部商得北海静心斋为所址。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不仅仅是考虑到那里是“环境闲适之所”，更主要的，是因为北平图书馆就在北海西岸的文津街上，这就便利了史语所对北平图书馆资料的利用。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因为当时的北京大学第一院（即文科），就在沙滩红楼，距北海步行不过十几二十分钟路程。能与这个“学者聚集”的最高学府相邻为伴，正是史语所希求的。
按照中研院组织法，该院为“最高学术研究机关”[5](P1)，并非教育机关。这样一来，各所的专业人员，特别是像史语所这样的以中国历史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所的专业人员，在很大程度上，便不能不仰赖国内各国立、私立大学的培养。因此，对史语所来说，与北京大学这样的最高学府的相关科系建立密切学术关系，就成为一件关系到史语所能否稳步、长久发展的重要事情。
对于此点的重要性，在史语所迁平之前，傅斯年并没有很清楚地认识到。在他事先制定的史语所迁平后的工作方针中，第一条便是“所外工作，一致取消”[4](P221)。他希望通过这样的规定，使史语所的研究人员，能够集中精力于史学、语言学与考古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冀事半功倍”[4](P221)。史语所迁平后，由于有了较好的发展条件，傅斯年显然开始考虑史语所的长远发展问题，并且意识到了培养后备人才对于史语所事业的重要性。因此，我们看到，在 1929年秋季新学年开始的时候，傅斯年率先打破了他所制定的“所外工作，一致取消”的规定，以史语所所长的身份，兼任了北大史学系的讲师（名誉教授）。这是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建立密切学术关系的开始。傅斯年深知他这个角色的重要性，因此，即使是在史语所因华北局势紧张于1933年迁往上海，又于1935 年迁往南京的情况下，他这个所长依然坚持在史学系授课，直到1936年春，方移家南京。总计他在北大史学系兼任讲师的时间长达六年多。[3](P284-294)
傅斯年坚持在北大史学系授课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传授他的学业，为他一手创办的史语所培养和选拔优秀的后备人才。所以，他特别重视宣讲他的治史主张和方法。从史学系当时的课程安排可以知道，傅斯年曾四次开设“史学方法论”或“史学方法导论”一类课程。[6] 他的《史学方法导论》，就是当时在史学系授课时的讲义。他在讲堂上再三再四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这个著名命题，并且常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话放在嘴边。[7](P61)
不仅如此，傅斯年还在史学系开设了“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课，并与劳幹合开了“汉魏史择题研究”课，通过对具体历史问题研究的讲授，来宣传贯彻他的治史主张和方法。在“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一课的课程纲要中，傅斯年写到：“此科所讲，大致以近年考古学在中国古代史范围中所贡献者为限；并以新获知识与经典遗文比核，以办理下列各问题：（1）地理与历史；（2）古代部落与种姓；（3）封建；（4）东夷；（5）考古学上之殷夏；（6）周与西土；（7）春秋战国间社会之变更；（8）战国之大统一思想；（9）由部落至帝国；（10）秦汉大统一之因素。”[8] 在“汉魏史择题研究”一课的课程纲要中，傅斯年和劳幹将授课内容分为八个大的方面，即史料解题、秦、地理、政治与思想、制度、兵事、社会、四裔等，每个大的方面又包括若干小的方面。史料解题是傅斯年最为重视的，因此列为首要的方面，其中又包括六个具体的方面：“（1）史籍；（2）汉晋人著述；（3）金石；（4）后代人有关之著述；（5）新出史料；（6）西洋人著作。”[9] 从上述两门课的课程纲要，可以看出傅斯年对扩大史料范围，利用新史料、新知识来进行历史研究的重视。这是傅斯年治史主张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也是他力图要向史学系的后生学子们灌输的主要观念。
除了自己在北大史学系兼课外，傅斯年还让史语所各组的其他研究人员到史学系来兼课。1930年进入史学系读书的胡厚宣曾有如下的回忆：
“那时史学系主任先是朱希祖，后是陈受颐，其间傅斯年曾代理系主任。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刚由广州迁到北京，办公在北海公园。史语所长傅斯年请所内研究员、专家来北大兼课。胡适先生开中古思想史，接着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讲中古的哲学思想；傅先生开中国上古史择题研究，不是专题研究，是择题研究，从上古史中选择一些重要问题来作研究；李济、梁思永两先生合开考古学、人类学导论，在北海蚕堂上课；董作宾先生开甲骨文字研究，董先生去安阳殷墟，则由唐兰先生代课；徐中舒先生开殷周史料考订。这些课程我都去听了。”[10]（P278-279）
傅斯年并没有做过北大史学系的代理主任，除了这一点外，胡厚宣的回忆是很准确的。这由现存史语所档案的记载可以得到证明。[11] 除胡厚宣提到的各位研究人员外，史语所的其他一些专、兼任研究员，以及通信研究员、特约研究员，还有不少人在史学系开过课程。如陈寅恪开“南北朝高僧传”，陈垣开“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元史”和“史源学实习”，顾颉刚开“中国历史专书选读”、“《尚书》研究”、“春秋史”、“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 等。
作为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必须为史语所的发展考虑。当时，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也纷纷要求史语所研究人员兼课，为了不使史语所的事业因其研究人员在外忙于兼课而受到影响，傅斯年特别作了几条规定：一、“大家都在北大”；二、“大家都教二小时（一种科目）”；三、“所任之课必是自己目下研究之范围内者”；四、不编讲义，只做论文，即是《集刊》的稿子”。傅斯年认为，这样有两个好处：一、“借此留意后来助员之才”；二、“借此使《集刊》的文章做得快些”。[12]
众多史语所研究人员到北大史学系来开设课程，充分体现了这两个学术机构之间紧密的学术关系。到史学系来兼课的史语所研究人员大都以从事古史研究为主，并且“讲课有一共同的精神，就是发挥王国维的‘古史二重证据’思想，要用地下发现的新史料，来考证古史学”[10](P278-279)，这对于北大史学系的学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那时史学系的专任教授如邓之诚、钱穆、蒙文通、姚从吾等，也大都以从事古史研究为主，这样，在20世纪30 年代的北大史学系，就形成一股以各种方法研治古史的气风。史学系由于名家累累，课程充实，而极一时之盛。一些有志于史学事业的青年学子，纷纷报考史学系，史学系因此而成为造就现代中国史学家的摇篮。仅在抗战爆发前的几年内，就相继培养出了胡厚宣、李方晨、吴廷璆、杨向奎、全汉升、李树桐、何兹全、高去寻、王树民、张政烺、傅乐焕、邓广铭、王崇武、王毓铨、杜呈祥、吴相湘、王德昭、金宝祥、高亚伟等多位优秀的史学家，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长期活跃于大陆及港台各重要大学的讲堂上，以及包括史语所在内的一些重要学术研究机构中，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二、史语所工作《旨趣》与北大史学系课程改造
史语所是一个有着自己鲜明的学术精神和远大学术理想的学术组织。对史语所来说，通过像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来培养符合其学术精神的后备人才至关重要。让史语所研究人员到北大史学系兼课，是办法之一，但绝不是根本之图。从更深远的层次来考虑，如果能够按照史语所的学术精神，对北大史学系的课程进行改造，那么，将对史语所事业的长远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这正是傅斯年孜孜以求的。
1929年秋傅斯年初到北大史学系任课的时候，史学系主任仍然由朱希祖担任。朱氏受了德国史学家兰普雷茨和美国史学家鲁滨孙新史学理论的影响，从1920年任职后不久开始，便对史学系的课程大加改革。[13](P1-2) 他有一个看法，认为史学系的课程，应“就史学应有之常识，务求设备完全。至于得此常识以后，欲专研究人类全史，以成所谓世界史或溥遍史；或专研究一国史，如本国史及英美法德俄日等国史；或专研究学术史，如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宗教史等，则任各生之志愿。此则大学院或研究所之责任，而非本系四年内所能谋及。”[14] 这实际上就是他改革史学系课程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他将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作为“史学应有之常识”的一部分，纳入史学系本科生的课程体系当中，并且由选修逐渐改为必修[14]，力图将“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15]。这是朱希祖改革中最具革命性的做法。此外，因为强调常识教育，朱希祖特别注意通史课程的设置。尽管在实际讲授过程中，通史往往是分段讲授的，但依朱希祖的本意，“历史强分时代与强分国界，皆不适当。惟因教授便利起见，不得不勉强分割。”[16]
与朱希祖的认识不同，傅斯年认为，大学教育应当是学术教育，而非常识教育；应当是“专才教育”，而非“通才教育”。他认为大学教育“是培养一人入于学术的法门中的”[17](P24)，“大学乃是为求专业者供给以基础的训练与启发”，因此大学本身“需要研究或讨论的各个小组织”，“若研究但为毕业后之学生而设，研究所但为招生之研究生而用，则大学本身难免更要高中化了”。[18](P43) 按照傅斯年的这种认识，朱希祖对史学系课程的改革，就存在很大问题了，不要说“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19](P152)的理想，就是为史语所培养几个合格人才的现实目的，也很难达到。因此，对史学系的课程进行改造势在必行。
然而，朱希祖乃北大元老，傅斯年1916年进中国文学门读书的时候，朱希祖就早已是国文门的教授了。以后他到了史学系，不仅长期担任系主任一职，而且在学校担任各种重要职务。傅斯年1929年到史学系兼课的时候，朱希祖的势力依然是很大的，因此，傅斯年尽管对史学系的课程设置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到了1930年底，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朱希祖的改革由于遇到重重阻力而最终宣告失败，朱希祖本人也于这年12月8日提出辞职。紧接着，支持朱希祖的代理校长陈大齐调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校长一职由与傅斯年关系密切的蒋梦麟接任，蒋并暂代史学系主任之职。如前所述，蒋梦麟到校后，校务的处理，实以胡适和傅斯年为左膀右臂。其中胡适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傅斯年则以史语所所长身份幕后主持史学系工作。当时在北大任教授的陶希圣曾说：“民国二十年，孟真在北平，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同时主持北京大学史学系。”[3](P286) 1932年9月陈受颐接替蒋梦麟担任系主任后，情况依然如此。1931年秋到史学系任教的钱穆就讲过“受颐人素谦和”，“实际并不任系务，乃由孟真幕后主持”[20](P169) 的话。这种状况为傅斯年改造史学系课程提供了条件。
那么，傅斯年是如何改造史学系课程的呢？在北京大学档案馆，我们看到了1931年9月史学系编写并公布的新的课程指导书。与以往历次公布的课程指导书明显不同的是，它并没有从篇首开始便介绍课程设置与选课要求、办法，而是以一篇1000余字、关于大学史学教育的议论文字开场。这是一篇在北大史学系发展史上应该占有重要位置的文献。在这篇文献当中，提出了大学史学教育的两个重要要求。一是“严整的训练”：
“所谓严整的训练者，指脚踏实地不取转手的训练而言。严整的训练，在反面有三个条件：一、不取乎泛澜漫汗的知识；二、不取乎不能充实的知识；三、不取乎不相干的知识。他的正面又有三个条件：一、因人之指导而成之自动之态度；二、直接应付这个学问的对象，而不假于中间的物事之态度；三、步步要放得稳，而各步能相互照应着的态度。把这话应用在史学的研求上，我们可以说，诸位到大学中的史学系来，乃应是借教员的指导取得一种应付史料的严整方法，不应是借教员的贩卖聚集一些不相干的杂货。……史学系的修习完满，而不能直接处理某一部分史料，便是一场失败。诸位切不可以教员为贩货物给你们享受的，你们乃是向教员受戒律，而取得三宝的—— 史学中的典箸，接近史料的工具，整理史料的方法，就是你们的三宝。”
二是“充分的工具”：
“历史学的工具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回答说，史学的工具，第一类是目录学。目录学诚然可以流成耳食之学，然而不习目录学，如何去做第一步搜集史料的工作呢？……他的第二类是各种语言。这里边又可分为三细类：一是汉语。汉语研究中之文字声音训诂学和金石学的关系之密切，金石学和史学的关系之密切，都是不待分辨自然明白的。二是史籍所凭的外国语言。譬如我们研究在近代发达的史学，不能不看英、法、德文的书。虽然我们并不想研究这些专史，而这些语言终是使我们进于这个学问的方便唯一法门。三是史料所凭的语言。譬如我们要研究四裔史的某部分，遂不得不习西藏语、回回语、蒙古语、日本语等等语中之某某有关系者。因此，史学的研究每每与语学的研究分不开；同一研究，文字方面是语学，事迹方面是史学。所以在欧洲大陆上，特别是在德国，史学语学皆总称之曰 philologie。”[21]
指导书又指出，大学史学教育的目的，是要学生“诸君脱去享受现成的架子，离开心思手足都不转动的稳椅，抛弃浮动浅陋的态度，而向史学的正轨‘步步登天’。史学的步次是什么呢？第一步是亲切的研习史籍，第二步是精勤的聚比史料，第三步是严整的辨析史实。取得史实者，乃是史学中的学人，不曾者是不相干的人。”[21]
这篇文献的落款为“暂代史学系主任蒋梦麟”，但从它对直接处理史料和扩张研究工具的强调来看，显然是傅斯年的捉刀之作。它所体现的精神，与此前傅斯年所撰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是一致的。在“旨趣”中，傅斯年提出了判断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进步还是退步的三个标准：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上项正是所谓科学的研究，下项正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
（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利用了档案，然后可以订史；利用了别国的记载，然后可以考四裔史事。
（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22](P256-258)
不难看出，1931~1932年度的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实际上是上述三个标准具体的阐释。而这三个标准同时又是衡量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标准。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领会到1931~1932年度的史学系课程指导书篇首文字的重要性。1931~1932年度的史学系课程指导书的公布和实施，可以说掀开了北大史学系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按照1931~1932年度的史学系课程指导书，除文学院共同必修科外，史学系课程分为甲、乙两类：“史学之一般科目为甲类，近于专题研究者为乙类”。甲类科目包括中国上古史、汉魏史、宋史、满洲开国史、明清史料择题研究、欧洲中古史、西洋近代史、战后国际现势、中国社会政治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史料目录学、金石学、考古学等；乙类科目包括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代外交史、中国古代文籍文辞史、清代史学书录、尚书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地理、西藏史、南洋史地、近代中欧文化接触研究、法国大革命史、日本近世史、东洋史、科学发达史、中国雕版史、东洋建筑史、西洋建筑史等。
与朱希祖时期的史学系课程相比较，这个课程体系的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不再开设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哲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等“史学应有之基本常识” 科目。因为这些科目，对于傅斯年等所强调的严整的史学训练而言，属于“泛滥漫汗的知识”、“不能充实的知识”、“不相干的知识”。学生到史学系来学习， “应是借教员的指导取得一种应付史料的严整方法，不应是借教员的贩卖聚集一些不相干的杂货”。[21] 这种批评显然是针对朱希祖时期史学系的课程设置而言的。与此变化相适应，“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史料目录学”等课程作为必修科目，从此长期被纳入史学系课程体系当中。另外，相比较于通史而言，傅斯年更重视断代史和专门史的讲授。当时，国民政府规定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北大史学系虽然也遵命办理，但认为 “通史非急速可讲，须各家治断代史、专门史稍有成绩，乃可会合成通史”，因此，通史课的讲授，往往是由多位“治史有专精者，分门别类，于各时代中各别讲授”。[20](P171)
1931~1932年度以后，史学系的课程屡有增损，但追求史学学术教育的精神始终没有改变。1936年春，傅斯年南下，从此离开北大史学系讲堂。同年夏，陈受颐出国讲学，系主任一职由姚从吾教授担任。姚乃1917年北大中国史学门重设后的第一届学生，后到德国留学史学多年。他是傅斯年的老友，他回到北大史学系来任教就是傅斯年聘请的。姚氏继任系主任后，认为史学系的发展“比较已走上轨道”，因此“只希望先求无过”，而不愿“自我有所更张”。[23](P27) 因此，史学系的发展方向并没有因人事的变更而发生偏离。
这样，到抗战前，北大史学系就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课程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历史研究法、中国史料目录学、中国断代史六段（上古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及西洋断代史四段（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为必修的主要课程；而各种国别史、专门史、名著选读等为自由选习的课程。尽管西南联大时期，史学系的课程有过一些变化，但到1946年复员的时候，史学系的课程又“恢复了战前的制度”[24](P28)。而这实际上就是此后数十年史学系课程发展的基础。
四、“拔尖主义”在北大史学系的实施
如上所论，傅斯年和他的史语所同仁们到北大史学系兼课，乃至对史学系的课程进行改造，主要目的就是为史语所培养和选拔后备人才。而他选拔人才的原则，便是 “拔尖主义”。这是他发明的一个名词，由这个名词，可见他对选拔人才的重视与严格。而这个“主义”，没有独到的眼光，是实施不好的。
“拔尖主义”的对象，当然不只是北大史学系的学生。与傅斯年在史语所供事多年的李济曾说：“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置的初期，各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每年都被他罗致去。他的“拔尖主义”（这是他铸造的一个名词），往往使各大学主持历史系的先生们头痛。”[25](p68) 不过，由于北大是他的母校，北大史学系经过他的改造后，与史语所在学术精神上一脉相通，因此，北大史学系的学生，就成为他实施“拔尖主义”的主要对象。在一封致胡适的信中，傅斯年曾明确提出，史语所应“充分收容北大国文、史学两系毕业生”[26](P421)。钱穆在谈及傅斯年网罗人才时，也有言道：“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必网罗以去。”[20](P168) 在傅斯年的手中，一直保留着一册北京大学《国文史学系三、四年级学生姓名履历及历年成绩》[27](P70)，实际上就是用来熟悉和考察这些学生，以备“拔尖”的。
在傅斯年“拔尖主义”政策下，最先进入史语所的是劳幹，他是史学系1928级的学生，1931年毕业生后于1932年进所工作。此后进所的是1930级的胡厚宣，他于1934年毕业后进所。1931级学生中，进所的有全汉升和高去寻两位，他们都是在1935年毕业后进所。同年进所的还有1926级的余逊，他1930年毕业后一直在史学系担任助教。1932级学生中，进所的最多，有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三人，其中张、傅两人1936年毕业后进所，王崇武则在1937年进所。1933级学生中，进所的有一人，即吴相湘，他于1937年毕业后进所。在他的自传中，吴相湘曾讲到他被选入史语所的情形，可使我们对傅斯年“拔尖”的方式有所了解。他说：
“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在我完成大学四年课程前一月，姚从吾先生特邀约六七位同学在其寓所便餐。傅斯年先生突然的出现，同学们都感惊喜。后来才知道，这次餐聚，是为傅先生“拔尖儿”（选优）而安排，被邀集的同学均有论文在各大报或杂志上发表。姚、傅二先生均已看过，这次是‘面试’。” [28]（P28）
1937年后，傅斯年又从西南联大史学系的高材生中，选拔一些人进入史语所工作。如1938年8月姚从吾与钱穆联名致函傅斯年，推荐从联大蒙自分校毕业的原北大史学系学生余文豪、杨志玖、郑逢源、王玉哲、刘熊祥等。同月，姚从吾又两次致函傅斯年，力荐余、杨二人。[23](P50-51) 同年，余文豪被选入史语所，杨志玖则于1944年入所。
早在史语所创立之初，便把“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工具之少年学者”[4](P215)，作为它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因此，傅斯年并没有因为这些史学系毕业生已经是“尖子”，大多写作或发表过有分量的学术文章，就放松对他们的培养，而是通过为他们提供机会或创造条件作进一步的“打磨”。
对被选入所的史学系学生，傅斯年有着很严格的要求。他们入所后或为研究生，或为图书员，或为练习助理员或助理员，经过多年历练之后，方可晋升。这种历练对他们在学术上的成长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劳幹入所后作为研究生参加了汉简的整理工作，成为汉简和秦汉史研究的专家。傅乐焕和张政烺入所后从图书管理员做起，这使他们有条件遍览所内藏书。在这个过程中，张政烺通过熟悉史语所藏书，打下了坚实的古文献学基础，成为中国上古史和古文字学研究的专家。傅乐焕则通过对史籍的校勘对比，蕴育出许多新的见解，成为宋辽史研究方面的专家。王崇武入所后以助理员身份参加了《明实录》的校勘工作，成为明史研究专家。胡厚宣和高去寻入所后，则以练习助理员身份，投入考古第一线，先后参加了著名的安阳发掘工作。胡厚宣由此走上了殷代史和甲骨学研究的道路，高去寻也成为一代考古学的名家。
有研究者认为，“傅先生同他的老师胡适之先生一样，治学上存在很深的门户之见”[29](P674)。这样的看法似乎有点道理，但并不准确。从前引李济所言和史语所选拔人才的实际情况来看，傅斯年并不排斥非北大出身的优秀人才，如曾在史语所工作的周一良、陈述、严耕望等，均非北大毕业。当然，他对北大文史两系学生的确有所偏爱，但在这种偏爱的背后，实际上有着很深层次的考虑。1945年10月17日，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在一封给胡适的信件中，曾讲过这样的话，他说：
“北大出身，不可多拉，以免门户，但国文、史学有学风关系，地质有特殊情形，难避。”[30](P50)
这里讲的是北大的教授聘任问题。从这句前后矛盾的话中，我们看到，傅斯年一方面反对门户之见，另一方面又认为国文、史学两系很难避免门户，因为这关系到 “学风”问题。此处“学风”二子有非常深刻的含义，它透漏出了北大史学系和史语所在学风上的一致性，同时又表明，傅斯年实际上把北大史学系的发展视为他的全部史学事业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史学系聘任教授时，就不能不讲一讲“门户”。当然，史语所的人如果想进入史学系，那是可以的。在同一封信中，他就说：“北大拉史语所人，我不抗议。”[30](P55) 又说：“史学系……非大充实不可。……此系，史语所可以有人补充，周一良、王毓铨、胡先晋，乞先生一斟酌，就地决定。”[30](P50)
虽然难免“门户之见”的嫌疑，但我们应该看到，傅斯年考虑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实际上是史学事业的发展。他决不为了“门户”而损害史学事业的发展。“拔尖主义”的实施，正体现了这一点。而经由傅斯年“拔尖”进入史语所的史学系学生，不论是出身北大，还是其他大学，经过史语所的历练之后，绝大多数都成为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这不仅仅是证明了傅斯年选拔人才眼光之独到，更是由于他的高度责任心和办事极端认真的作风所造成。
五、结语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史语所和北大史学系逐步建立起了紧密的学术关系。在此过程中，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起了关键作用。这种紧密关系的建立，不仅仅体现在人事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改造，使它在学术精神上与史语所达到了一致。北大史学系和史语所事实上成了傅斯年实现其“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史学理想不可或缺的两个学术阵地。
史语所和北大史学系建立密切学术关系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使得“史料学派”的治史主张和方法，得以在北大史学系生根、发芽，从而使北大史学系的学风在20 世纪30年代前后，发生迥然不同的变化，并且对此后数十年北大史学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密切关系的建立，北大史学系事实上成了史语所后备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一批“拔尖”学生进入史语所，对于史语所本身的发展，亦发生重要影响。
与史语所只是作为最高史学学术研究机构的性质不同，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不仅是民国时期史学学术研究的重镇，而且是史学学术教育的重要中心，现代中国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史学研究者，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北大史学系培养出来的。因此，史语所的学术精神，又不仅仅是对北大史学系发生影响，而是通过北大史学系而对整个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发生着长久的影响。
转自历史与秩序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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