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会对商法制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商法制度影响较大的部分是总则，而总则早就形成了，因此，民法典对商法制度的影响不是一个新问题。
先得向民法学界表示祝贺。这些日子，民法学者得到了很多关注，民法典的讲座也如火如荼。这都是好事。法律与法学学者受到重视，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景象之一。有人说，民法典是此前各单行法的汇编，新条款不多。我觉得不能那么说。作为外行，我个人的体会有三点：一是各编章之间的接隼合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小时候经常观察木工师傅做家具，发现做单个部件并不难，难就难在最后的接隼合缝。无论技术如何，所有师傅都能将单个部件做出来，但到了后面，就不容易了，技术差一点的师傅，就非常艰难，甚至弄得满头大汗、狼狈不堪。因此，不能说民法典的体系化是件容易的事。二是不可忽视民法典条款的精雕细琢。很多条款看上去没有大的改动，但经过了雕琢。雕琢上的工夫，可是无限的。写过论文的都知道，世上没有改得满意的论文，只有改得想吐最后不得不收手的论文。民法典的不少条款至今还有争议，甚至众说纷纭，这正意味着民法典的雕琢之艰难，由此而应当生出对民法学者的敬意。在体系化与精雕细琢之上，民法技术是一流的。尽管民法典还可以有更多的雕琢，但既有的水平相当不错。如果说民法典在原创性还有更多的余地，那么，它在体系化与精雕细琢之上，还是非常令人感动的。说实话，其他部门法在体系化与精雕细琢之上能与民法典相比的，实在不多。很多部门法还没有到达体系化与精雕细琢的阶段。三是新条款不少。人们关注的条款比较少，没有引发关注的条款还有很多。一些修改是细节性的，不引人注目，但非常重要。比如收养、物业管理等领域，其实变化还是非常大。
民法典的体系化思维与精雕细琢等值得商法借鉴。
纵观民法典，真正与商法相关的部分在总则部分特别是营利法人、合同、决议等部分，而分则部分主要是合同法与物权法，原有的借款合同与新增的保理合同等与商法关系较大。
民法典为商法留下了巨大的制度空间。大量的商法内容，民法典只规定一个链接，或是一个素描式概括。从主体制度上看，民法典规定了营利法人，但只是公司法总则中部分条款的缩略版。这个缩略版对非公司性的营利法人还是很有用的。它没有要代替公司法总则的意思，也没有要穷尽公司法一般规定的意思，更没有代替公司法各种具体制度的意思，当然，更不能代替基金、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等大量商主体制度。从行为制度上看，民法典规定了合同、单方行为与决议，它将决议与合同统合于法律行为之下，但也留下了二者之间难以弥合的缝隙，其决议制度还不全面。实质上，决议制度正在日益生长，大有成为与合同法并行而成为决议法的趋势。民法典中简单的决议规范群落，为商法中各种决议制度的详细规定留下了空间。民法典只规定了单个合同，证券法、基金法等所有金融法中的群体性交易，留给了商法规定；竞争性缔约程序制度如信息披露制度、操纵市场等，也没有规定于民法典之中。从权利制度上看，民法典以规定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为主，仅仅提到了股权等权利，没有规定股权、远期债权、金融衍生品权利等，没有规定权利结构制度（如公司法的分权制约制度、商业信托的分权制约制度等），这也为商法权利制度留下了大量空间；没有规定权利形式（文义化、外观化、证券化、标准化与印章证明等），这些均留给了商法。从法律责任上看，民法典只规定了单个法律责任分配制度，没有规定责任预防制度，也没有规定系统性法律责任的一揽子处置制度与特别责任制度等。商法应当努力耕种民法典为商法留下的巨大田野，结出自己的果实。
从方法论上看，民法典坚持了自己既有的方法论，商法制度也存在巨大的技术空间。民法采用了个人主义方法论、分析与类型化的方法论、事后处置的后果考量论、定性方法、历史方法等基本方法。商法多要应对群体性行为或关系，因而契约群理论、竞争性缔约理论与权利结构理论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商法的财产多是定量化的，有些甚至是变量化的，这需要增加算法理念，数学原理尤其是代数原理或许应当是商法的重要理论依据，例如概率论等代数原理在商法中已经被广泛运用。商法尤其是金融商法必须预防责任，从资本制度、准备金到大量的偿付能力保障制度等，均体现了预防论。商行为是职业行为，其环节众多且一般是一对多或多对多的行为，因而程序特别是正当程序理念就非常重要，例如信息披露制度是商法的一般性制度。商法面对的不是一个权利或行为，而是权利系统或行为系统，营业等基础概念既有行为系统也有权利系统的意味，因而，系统论应当得到重视。商法是资本法、财富法，经济学与金融学原理等必须得到商法的尊重且应用于商法。民法只需要尊重生活经验，这与商法有本质性的区别。因此，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等原理必须通过合适的途径进入商法制度。总之，商法可以采用群体主义方法、系统论、预防论与程序论、结构分析法、定量方法、包含经济学与金融学等的社科法学方法。
从调整对象看，民法典的调整对象主要在传统交易领域，而将创新与发展性的商事领域留给了商法制度。物权与债权是传统的权利，二者与知识产权一起成为民法典财产权法的重心。现代市场经济之中，财富的创造者应当主要是企业，因此，股权应当是主要的财富形态。股权与物权有什么区别呢？例如，现代农场主的财富不是拥有多少头牛（物权），而是拥有多少个养牛的农场（企业股权）。商法可以以股权与各种金融权利等为重心。单个合同的缔约、权利义务等是民法典调整的重心；商法可以以调整证券交易群体、期货合约群体、基金交易群体、借款合同群体等群体性缔约与契约群为重心。现代市场经济的缔约不是单独缔约，而是竞争性缔约，相应地，其合同也不是单个合同，而是契约群。民法典以自然人为重心并兼顾公司等法人，商法可以以一般公司、证券公司等各种专业公司、各种合伙企业等为重心。现代商主体的典型不是自然人，而是企业。在责任上，民法典规定了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违约预防与多元违约处置、大规模侵权等可以作为商法制度的重心。现代商法既要进行责任的分配，也要进行责任的预防与多元处置，其中多元处置包括破产法中的重整、和解与一揽子的责任分配（系统性的责任分配即清算）、接管与有序清算等。
民法典规定了基本原则，其中自治、公平与平等、权利保护、诚实信用等是私法共有的原则。商法调整营利性行为或资本运营，应当坚持自治、平等等私法基本原则，但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征发展出效率与安全原则；在金融商法之中，还可以发展出金融安全、金融效率等原则。
民法典为商法制度留下了不少链接，以保持私法的整体性与统一性；但也留下了大量的制度空间，供商法制度自由发展。民法典的重心是明确的，商法制度不应当局限于对民法典的复述，而应当耕种民法典所留下的巨大空间。
宏观说来，公司制度、群体性交易制度、金融私法制度、责任预防制度与多元责任处置制度等领域，是商法制度的重心。从实在法上看，公司法、破产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基金法、期货法等金融衍生品交易法、大量的其他金融私法等均不在民法典之中。
民法典为商法制度准备了基点，同时也为商法制度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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