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指示
桃花盛开的小围子
沉沉的麦包
红薯面饼
磨面
“三合一”面条
“打摆子”
修水
“人物“
回城
夜已经深了，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老想着政协“文史委”关于“知青岁月”的约稿。穿衣起床，打开电脑：屏幕右下角的时间是2005年3月8日的凌晨。我不会“五笔”，只会“拼音”，当在屏幕上打出“知”字的时候，居然很容易的在联想词组里找到了“知青”这个词，心里猛的就感到一种亲切，看来“知青”还是有“地位”的。“知青”——一个那个时期我们群体的代名词，一个可能只有中国才有的专用词，它带着强烈的时代印痕，甚至可以说，它就是一个时代的代名词……
大概是1995年，在郑州七中我们原来的教室里，举办了一次同学会，大家依照记忆，坐在各人原来的座位上，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把我们当年的班主任老师请到了台上，当她讲到我们下乡的那一天，望着我们乘着卡车冒着寒风在飘扬的雪花中远去的时候，两眼含着泪花，我回头望去，台下一片泪眼茫茫……
最高指示
我是郑州七中“六八”届的初中毕业生，是文革“老三届”中最小的一届，1968年，大概是12月22日，报纸上发表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工人和其他人，把他们大学、中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最高指示”的无比威力，紧接着学校的动员，一向积极的我就将“户口本”和“粮食关系”一股脑的办完了迁出手续，并且积极报名在12月31日随第一批下乡。
马上就是元旦了，“反正是下吗，也未必非得赶这一天”，到现在还经常被我夫人称为“极左”的人，当时的意志显然还不是很坚定，居然接受了家里的劝阻，准备第二批走。就在欢送第一批下乡同学的时候，老师通知我，还要有少量的人上高中，因为你的年龄小，所以学校安排你继续上学，我说“户口本”和“粮食关系”都已经迁出了，老师说那再入上就行了。然而派出所的民警对老师很不以为然的说：“人家都是动员着往外迁呢，你们怎么还想着往回办那？”言外之意，多少有点和“最高指示”对抗的意思，真是天大的冤枉，革命人倒差一点落个“逃避下乡”的罪名。刚好，赶上招兵，带着歉意的老师问我：“你愿意不愿意当兵？”，天那！那个年月能当一名解放军那是何等的光荣啊！但是我的渴望终于还是在老师一脸无奈的表情上得到了否定的答案，其实，出身并不是太“贫下中农”的我早已有了这种准备。本来就是一个下乡积极派，捆巴家里一个破木箱，打起被包出发吧。
那一年，我16岁。
桃花盛开的小围子
“筱茴”——信阳地区息县一个公社的名字，也不知道和我们吃的“小茴香”有没有关系。我最初下的那个村庄叫“郁围子”，属于“陈五庄大队”。息县有很多“围子”，所谓“围子”就是被一圈数米宽的壕沟围起来的小庄子，壕沟里是水，其中只有一处能和外界连结的通道，想来大概是过去为了防土匪的产物。“郁围子”顾名思义就是姓“郁”的庄，其实“郁围子”并不都姓“郁” ，另外还有姓王、姓李的几个围子，可能是“郁围子”比较大吧，所以就以“郁围子”为生产队的名字了。
我们住的是一个独立的小围子，当时我因为母亲出了次事故，一只胳膊被烧伤，我在家服侍她一段时间，在这期间，母亲教我做饭、蒸馍、包括拆洗被褥，也算是一种战前训练吧。真正下乡时已经是三、四月的初春时节了。围子里种了一大片桃树，放眼望去，满目粉色，桃树都不高，穿行其间，春风中舞动的桃花和你真正是“零距离”接触，一股“小资”情调油然而生。我们的围子里只有两座房子，一座是队里的“油坊”几间连在一起，黑呼呼的是榨油的“车间”，主要是用棉籽榨油，叫棉籽油，当然，有时也榨芝麻油，但是因为油料作物都是“控制”的，所以能吃到芝麻油是很偶然的，有时还多少有点偷偷摸摸的感觉。“油坊”的旁边刚好有单独隔开的一间成了我们的厨房。在围子的一角是我们住的一座三开间的新房，所谓新房，也是土胚做墙麦草苫顶而已。那时的息县，农民住的基本都是草房，只不过生活比较好的人家，草房用的草是一种很长、很硬、看上去很漂亮的草，当地叫做“淮草”。一间单开了一个门，住两个女同学，另外相同的两间住我们四个男同学。几块土胚摞起来，用高梁杆编成的“箔”折成几折铺在上面就是床了，把从城里带去的木箱用土胚凳在床头，这就是我们的桌子。
记的有一天晚上，天刮大风，累了一天的我们都睡的跟死狗似的，第二天早上，忽然发现满园都散落着麦草，有不少麦草在桃树枝上和桃花一起随风飘荡，抬头一望，乖乖！我们的房顶已经全秃了，光光的只剩下高梁杆上面的一层泥皮，从屋内往上望，甚至能看到点点天空。其实当地老乡都有经验，遇到这种天气，他们半夜也都会爬起来，用重东西如土胚块之类的东西压房顶，免的风把房草刮跑。可我们哪懂啊，队里还没有来的及派人修理，就又遇到了下雨天，屋外屋内一块下，我们都忙着“抗洪救灾”。息县的泥土，晴天太阳一晒，硬的跟石头似的，可已下雨，粘的是一塌糊涂，你穿的鞋总要被粘到泥里，拔不出来。当地老乡发明了一种“木箕子”，用木条做的象一个小板凳，下雨时用绳子绑在脚上，减少脚和泥的接触面，因此，雨天的庄里总是被“木箕子”踩的乱七八糟，我们的屋里屋外都是泥，整个弄的跟猪圈差不多了-----
可能因为“知青”们总是有点这矛盾那矛盾，大约一年以后，我们又被公社“化整为零”，我和我的一个男同学又分到另一个叫“易老庄”的大队，去的那个村子叫“王庄”。
沉沉的麦包
现在的学生，都高中毕业了，感觉还是个孩子，但下乡的知青你年纪再小也就不是小孩了。虽然只有十五六岁，但生产队对我们就象对大人一样，算“男劳力”，女的叫“女劳力”农村干一天活记一天的工分，“男劳力”一天是十二分，“女劳力”好象低一点，小孩都是半劳力，而我们是按整劳力待遇，一天也是十二分。农村不是城市，城市里上班也好、上学也好，每天上午、下午是两晌，而农村却是每天一大早起来，先下地赶一晌活，才吃早饭的，一天要干三晌。知青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再说你拿整劳力的工分，总不能去干小孩放牛割草的活吧，因此我们干活很卖力。
有一句话叫做：进了息县坡，一半大米一半馍，意思是这有旱地也有水田。插秧，一大堆人一字排开，左手抓一把秧苗分成一撮，右手食指、中指和拇指捏着秧苗插进水里，一边插，一边退着走，一排绿色的秧苗就立在了水田里。现在想想，倒是挺浪漫的，但是当你站在水里，撅着屁股弯着腰、立不能立，坐不能坐，头晕眼花、腰酸腿疼时的滋味，哪还有浪漫可言。更不要说，指不定什么时候，一条螞蝗正爬在你腿上吸血呢。
我们那，地“金贵”，田埂都留的很窄，架子车很少，有也是独轮车。很多东西都靠挑担子。记得我们的大队支部书记，整天也都是用一个粪铲背着一个粪箕子走乡串户的。自行车，好象公社领导才“配备”的有。收麦的时候，麦子不但要用镰刀一镰一镰的割倒，还得用肩膀把麦子一捆一捆的挑回来。火辣辣的太阳，麦芒刺的浑身发痒，担子压的肩膀生疼还总是往下滑，但咬着牙和农民一样，甚至慢慢的，也学着换肩，就是在行进的路上，不歇气的把担子从一个肩膀换到另一个肩膀。我们的工具都是从供销社买来的新工具，锄头老是爱掉板，扁担硬的就是一根杠子。那时一位老乡有一根被汗水滲染成紫红色、挑在肩上一颤一颤的桑木扁担，真让我们羡慕。
打场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下雨，一遇到下雨，不用队长喊、也不用敲钟，大家都会赶到场上“抢场”，那怕正在吃饭，不由分说男男女女大人小孩都会撂下饭碗往场上跑，把摊在场上正在打的麦子垛起来，把打好的麦粒弄到屋子里。打麦的场就在我们住的围子旁边，因此，我们也常常是第一批进入“战场”的人，我们带的搪瓷洗脸盆在那时也都成了“抢场”的工具，那场面真的很激动人心，象打仗一样，粮食是农民的命根子，虽然只需经过一两次“抢场”，我们的搪瓷脸盆就基本上被摔的“鼻青脸肿”了。
也许你前脚刚把场“抢”完，太阳又出来了，等不到场上的地完全晒干，紧接着就又赶快把麦捆子从垛上拆下摊开晾晒，弄不好，眼巴巴的看着麦子生了芽。哎，现在想想，还心疼。我争强好胜，别人能干的，我也能干，那种大麻袋或是那种印有“人民公社好”字样的长口袋，装上麦子重一、二百斤，两个人抬着往你肩上一放，身子不由自主的就弯了下来，咬牙切齿，把腰挺起来，颤颤危危的迈出脚步……扛麦包，使我记住了一个词，叫做：“眼冒金星”，那时的眼睛真的会“眼冒金星”。
红薯面饼
刚下乡的时候，还吃着国家的供应粮，理论上是供应到麦子下来，但对知青来说，一个个都是正能吃的时候，更不用说每天的体力活。地里的麦子还在长着，可“家”里却已经弹尽粮绝。
过日子，老乡们有经验，虽然粮也不富裕多少，但毕竟有点老积蓄，凑凑和和也能挨到新麦下来。没办法，我们到公社的集市上买到一些红薯干，霉里吧几的，回来放到荆条筐中到水塘里哗哗洗洗晾干，再用磨磨成面，用水和了拍成饼贴在铁锅边上，放上点水，连蒸带烙。这种红薯面饼子现在真的不屑一顾，但当时对于饿的一塌糊涂的我们来说的确胜过任何美味佳肴了。
把饭做熟吃到嘴里，现在不算什么事，但对于十几岁的我们那时就是很大一件事了，那哪是做饭啊，每顿饭都象是打仗。
农民用不起煤，是烧柴禾的，麦秸杆、棉花杆什么的。柴禾也都是分的，农闲点的时候，经常有人去检柴禾，有时，不少人把草根刨出来晒干当柴禾烧，紧紧巴巴的，不能熬到新柴下来的，也会用一点煤。刚下来的知青们没有柴，公社给供应煤。可是，农村烧煤是不敢象城里那样弄一个大肚煤炉子，那得填进去多少煤啊。我们做饭时，先将一点柴火引着，然后再在上面撒上一点煤面，用风箱呼哒呼哒的吹着，尽量用最少的煤完成一顿饭。说起来也不难，但我们都没有做饭的经验，柴和煤的配合也不简单，最要命的是那个宝贝风箱，因为是新买的，木头有点湿，结果用不几天，木板一变形，可就费了劲了，经常是两支胳膊拉的酸痛，弄的满屋子都是烟，上工的钟声已经敲响了，可锅里的水还没开锅呢……
磨面
如果现在要问我：农村最难的活是什么？我可能会毫不犹豫的说：推磨。比起推磨，我宁肯去挑担子、修水利。
麦子终于打下来了，在公粮交完以前，原则上说是不能分麦子的，可大家都眼巴巴的等着吃饭呢，只好打着“借”的幌子，每家先“借”一点吃饭，就这还跟做賊似的。城里吃的是现成的白面，下了乡才知道把粮食磨成面会是那样难。那种圆盘形的石头雕成的大石磨，现在已经不多见，有一些已被当成文物一般收进了类似“民俗村”那样的博物馆了。两个人抱着磨棍推了半天，转的是晕头转向，你都快疯了，可磨出来的“劳动成果”不过是一小捧，再一过箩仅剩一把面而以，这哪是人干的活啊。其实，磨面就是牲口干的活，不过人是推，牲口是拉。老乡们是不准用牲口的，因为牲口也都是队里的。队长看我们推磨确实辛苦，怨声载道的，一咬牙还真做了一个决定：让知青们用牲口磨面吧。队里的牲口也不多，而且这边割了麦子，那边就紧着犁地种秋庄稼，碴口赶着，白天牲口们也忙着呢，那就只好晚上吧。
晚上，在饲养员极不情愿的目光下，我们牵出一匹马，拉到磨房，学着犁把手的样子套上“马扎子”，把套绳挂在磨杠子上，扬鞭一甩，马慢吞吞的走了起来。但是，累了一天的马和累了一天的人一样，人会困，马也会乏，拉了不多一会，就慢了下来，接着就是磨磨蹭蹭，最后它干脆不走了，任你吆喝，任你把皮鞭举的高高——说实话，面对浑身是汗的马我们也不忍心了，再说，老乡们的白眼我们也受不了-----慢慢的放下那扬起的鞭子，卸下马，送回饲养室。咬咬牙，还是自己推吧。那宽不过三尺的磨道，就象是一条无尽的路……
那时，我真的嫉妒城里人：现成的大米白面。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上一台电磨？——这是当时我的一个奢望。
回城多年以后的一个大雨天，我看到一个赶着马车的农民，身上披着一块塑料布，而他的马身上也披着同样的一块塑料布，牲口是农民的朋友，当时，我的眼睛呼的一下就潮湿了……
“三合一”面条
现在，就数馒头便宜了，一块钱买一袋，四五个。我的印象中，在农村时就没有吃过几次馒头，原因之一是磨面太难，再者，新粮打下来，捡好的一交公粮，分到农民手里已经所剩无几了，大长一年的，谁敢放开吃啊。记得可能偶然到公社赶集，赶好了能到“粮管所”或“外贸”混一顿饱饭吃吃而已。
那时候，红薯是我们的“最爱”，红薯不怎么交公粮，所以农民喜欢种红薯，红薯虽并不抵饥，却能撑饱肚子，把红薯切成片撒在地里晒成干，还能存放。因为有了饥饿的教训，也就学乖了许多，记的那一年的秋天，我们学着老乡的样子，晒了不少红薯干，我和我的同学望着每人床头一大围子的红薯干，心里就踏实了许多。
早晨，掂一个大柳条筐，呼呼啦啦装半筐红薯，到水塘子里哗哗啦啦一洗，抓一把米放锅里，添上一瓢水，放上一个大蓖子，把红薯倒进去，点着火一阵子“连蒸带煮”，再熄火闷一阵子，这就是早餐了：“米水”就红薯。我们常说“稀饭”，但当地老乡们却把“稀饭”说成“米水”，虽然内容一样——都是由“水”和“米”构成，但“稀饭”虽稀却是“饭”，而“米水”虽然有米，但却是“水”。因为太稀了，所以说“米水”才是恰如其分的称谓。
遵照老乡们的指导，我们也喂了一头猪，猪和我们吃的也近似，不过“米水”改成了熬的麸子，红薯是我们剥下的红薯皮和小红薯尾巴而已。中午和晚上，仍然是红薯，不过，一般吃汤面条。“捞面”对于我们来说是奢侈的事情。似乎就没有敢吃过纯白面的面条，我们和老乡一样，用麦子、黄豆、红薯干掺一块磨成面，叫做“三和一”，两个同学，一个烧火，一个擀面，水滚了，面成了。基本上没有什么菜，那时，也不让随便种菜，一般生产队给每家分巴掌大的一小块“自留地”（分多了就成“资本主义”了）做为菜地，都是种几行蒜苗、小葱、辣椒什么的，经常是下工的时候随手揪一把红薯叶洗巴洗巴扔面条锅里放点盐，就行了，如果有油——不管是豆油还是猪油——那就很好了。酱油，基本上没吃过，农民吃盐的钱都是靠卖鸡蛋换的，哪还敢那么奢侈啊。
“打摆子”
大约是刚下乡的那年夏天，我就病倒了，一阵冷，一阵热，冷的时候盖着被子还直打哆嗦，过一段热起来，热的你浑身的衣服全湿透。那天，我没上工，人被烧的晕头转向，当时就有一种要死了的感觉，我从床上爬起来，扒着门框，可以望见远方地里干活的人们，我真想喊：我不行了，你们来救救我吧……晚上收工，大家看到我病的要死要活的样子，也都慌了，赶快去找队长。连夜，老乡们急忙用门板把我抬到了公社卫生院。
我得的是“疟疾”，是知青里第一个得这种病的人，因为我们那有不少水田，蚊子多，而它们就是传播“疟疾”的罪魁祸首。“疟疾”在我们那是常见病，农民们都习以为常了，当地称“疟疾”为“打摆子”，有时正干着活，病劲上来了，就找个草坡蜷着身子躺一会。十几岁的“学生娃”毕竟都是城里长大的，再说，娇嫩惯了，身体抵抗力低，冷不丁的来到农村，很难适应。“打摆子”倒是有药可治，但那药极苦，我没有吃过“黄连”，不过我觉得“黄连”可能也就那样了。不记得那药片外面有没有“糖衣”，我吃药本来就没水平，药含在嘴里来不及咽下，瞬间，一股苦劲上来，难以忍受就将药吐了出来，反复几次，越来越害怕，越来越没有信心，在这种折腾中的“摆子”总算不打了。
大病一场，（其实农民从来就不把这当回事）身体极虚，非常渴望吃点啥，当时也想不起来什么好吃的，忽然就特馋“豆瓣酱”，青黄不接之时，那东西也是紧缺物资，为了满足我的那股渴望，同学们满村子去找那宝贝“豆瓣酱”……
修水
那时候农村特重视兴修水利，我们那叫“修水”或“挖大江”。农忙时不说了，冬天农闲的时候，就是大修水利的时候，全公社集中起来，每一个生产队给你分一溜，包工到队。挖的那个“江”并不在我们大队，所以队里积极性都不高，但不想干并不等于可以不干，所以全村劳力总动员，抬着锅碗瓢勺吃饭家伙，背起被子褥子睡觉用品，扛着工具，推着粮食、挑着劈柴出发了。这种轰轰烈烈的事，知青们不可能落后。
天寒地冻，就在工地旁边搭起一座草棚，白天做饭，晚上一帮人挤在一起睡觉。地上铺点草而已。每天早晨、上午、下午干三晌，所谓“披星戴月”。“江”是用铁锨一锨锨挖出来的，把挖出来的泥装在独轮车上运到两侧筑起坡岸。坡很陡，一个人在后面驾着“把”推，几个人在前边用绳子拽着拉，独轮车就一个轮，不好推，更何况是那么陡的坡，我不甘示弱，咬着牙往前“拱”，遵照老乡的名言“推小车不用学，只要屁股调的活”后来居然也能行了。修水利真叫累，人每天都象散了架一样。那时候就想，毛主席早就说“农村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机械化”呀。
没有“机械化”也没关系，但是我却总怀疑平地里挖的那些个“江”到底能有多大的用场？我不懂“水利”，但愿我们曾经挖的那些东西不仅仅是一项“面子”工程。
“人物“
知青在农村是比较显眼的，毕竟从城市来，大概总有一种什么“做派”，在干活的人堆里或是在“赶集”的市场上，都一眼能认出来。虽然是来“接受再教育的”，那也是毛主席派下来的，到公社交公粮、棉花、麻什么的，也都让知青们去打头阵，要不然，那些管事的“当权派”随随便便就能给你找点麻烦，弄不好，级别就给降一级，该一等的给定成二等，能定二等的给你定成个三等，那样的话，队里就会吃很大的亏。
在村子里，知青们也都算是“人物”。住的地方本来就挨着麦场，晚上经常有老乡来串门，有了红白喜事，知青们也都在“应邀出席”之列。记得一次一位老乡家生小孩子请客，我稀里糊涂的喝了不少酒，结果是晕头转向就不说了，整个肚子涨的不行，大概和好不容易吃顿饱饭也有关系。这也是我从此不喝酒的缘故。
我们也养了一头猪，大耳朵耷拉着，属于造型特别标准那种，临近春节的时候同学们都回了家，就留我一个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有老乡就给我吹风，你们的猪也长成了，干脆趁着春节杀了，大家都能买一点肉，你们还能落点猪油吃，我想这杀猪哪是简单的事，怎么杀呀？其实只要你同意，剩下的倒不算事了，自有一帮子人帮着操持。好端端一头猪，到了中午就成了一堆猪肉，不到晚上就又被老乡们稀里糊涂的瓜分着给买完了。
过了好长时间，我才有点明白，敢情自己养的猪并不是自己想杀就杀的，必须卖给公社“外贸”，要不老乡们喂的那么些猪为什么都不敢杀，偏“啜哄”着杀知青们喂的猪呢？
知青们是“人物”，即便违了一点“法”，一般也没人管，要是农民私自杀了猪，估计扣你个“资本主义”什么的“帽子”是没有问题的。
在农村除了干活，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我的一个同学后来有了他父亲送给他的一台“黄河”牌收音机，那已经令我们很羡慕了。我们学校高中班的一位同学画画特别好，也下放在息县的另一个公社，有一次，他到我们那去玩，用铅笔给我画了一张速写像，我佩服的不得了，这一下子又把我心里头的画画情结给勾了起来，当时在一本画报上看到了印的有画：其中一幅是钱松喦的“红岩村”，红卫兵串联的时候我到过重庆，对“红岩村”有感情，一有空就在纸上比葫芦画瓢，或是折一枝桃花写生，但那个时候没有老师，也没有什么技法书籍，摸索着胡画而已。
张松正作品 大潮汐
回城
不是现在说大话，下乡的时候真是抱着“扎根”思想准备的。但尽管我们口口声声“扎根、扎根”的，但老乡们却根本就不信，他们压根就觉得这些个城里的“娃”们回城是迟早的事，看来老乡们还是有远见的。1970年底，一批工厂开始招工，招当地的农民，捎带着招些“知青”，或者是招一些“知青”，捎带着招些农民。据说，工厂倒是喜欢多招“知青”，但当地不干。也许是表现积极，我是第一批被推荐的，比起66届、67届的老大哥们，我下的不早，比起后几届我下的时间也不长，但却是回城比较早的一批，到我们那来的有“郑州电缆厂”，不久一个68届的“知青”就转变成了“郑州电缆厂”的一名工人，那年我17岁。
宏观上评价“知青”和“下乡”那是历史的事，但对于个体来说，那真的是一种磨练，一种难得的磨练。两年，对人生来说不算长，但农村的两年却让你永不会忘，而且受益永远。
张松正作品 回声
尾声
似乎只是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由于生在城市，对于真正的老家，我基本上没有印象，但是息县“筱茴”，那是我们的一个故乡。大约是1990年，离开农村二十年后，我下乡的一个同学因公到信阳出差，约我一起回“老家”看看。找了一辆破吉普车，天近黄昏的时候到了我们下的第一个庄“郁围子”，脚下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庄里一些老人有的已经不在世了，新的一代用着陌生的眼光看着我们，但当时的人都记得我们这些“知青”们。虽然一些草房变成了砖房，但怎么也掩盖不住一种颓败的感觉。那个时候，虽然到处透着穷气，但总是散发着一种生机，比方说同是“沤麻”，也决没有后来的臭气熏天，因为当时满满的一沟水，而现在剩下的水仅仅刚够盖着沟底而已。一个孩子端着的碗里是白米饭，但仅是没有菜的白饭而已。等我们到达我们的“王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但当老乡们知道当年的“王”和“张”回来的时候，还是热情的涌过来，拉着我们的手……虽然是黑暗中，我也能感到当年的老队长，现在更老了……
回到县城，接待我们（准确说是接待我同学的）的单位准备了晚饭，陪我们的司机师傅介绍说，你们下来的时候，全县也不过三、五辆吉普车而已，而现在光小车也有几百辆……
桌上端来一盆炖的带汤的整鸡，我们俩——当年的“知青”：“王”和“张”到结束都没有去动。
张松正 2005-6-23 2005-7-7改 2022.03.09投稿
原载：《郑州政协文史资料“知青”专辑》
张松正 1953年4月生，河南孟州人；民盟盟员，曾为郑州市政协常委。1984年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88年毕业于河南大学美术系，郑州市雕塑壁画院原院长，郑州文化馆研究馆员，郑州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雕塑学会会员，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会员、中国壁画学会会员，中国建筑学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全国百名优秀环境艺术师，荣获全国城市雕塑设计资格证书。作品参加第六、八、九、十、十三届全国美展和其它展览。并有数十件作品获奖、落成。出版：《张松正版画》、《张松正雕塑》、《大匠之道——张松正》等。
张松正 Zhang Songzheng
1953年4月生，河南孟州人；1984年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88年毕业于河南大学美术系，郑州市雕塑壁画院院长，郑州文化馆研究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雕塑学会会员，中国壁画学会会员，中国建筑学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河南省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全国百名优秀环境艺术师，荣获全国城市雕塑设计资格证书。作品参加第六、八、九、十、十三届全国美展和其它展览。并有多件作品获奖、落成。出版：《张松正版画》《张松正雕塑》《大匠之道·张松正》等。
《映像山水》 28x43x49cm 2009
《向海洋》 铸铜 23x24x13cm 1993
《生命的敬礼》 230x340x210cm 树脂仿铸铁 2008
中国地震博物馆收藏 中国警察博物馆收藏
《柔似水》 锻铜浮雕 465X350cm 2010 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检察院
《絮语》 树脂 93x60x40cm 2001
《绿城一家》 380x250x98cm 钢板、漆 2007 郑州
《雨潇潇》 树脂 70x206x60cm 2014
《天苍苍》 树脂仿石 207x70x50cm 2015
《声悠悠》 树脂仿石 95x156x70cm 2015
《建筑大师——杨廷宝》树脂 高70cm 2015
《高山流水》树脂仿铜 90x115x50cm 2013
《人体-3》 铸铜 6.5x21x10cm 2011
《疾风》 钢板 108×80×70cm 2008 中国奥林匹克美术大会
《天问》 钢板 98x64x50cm 2008
《风》 红砂石 2005 中国曲阳国际石雕大赛二等奖
《前赴后继》铸铜 11x25x14cm 2003
《雄鹰探海》 铸铜 31x28x9cm 2001
《独奏》 铸铜 44xx27x15cm 2000
《母亲肖像》 铸铜 30x18x19cm 2000
《十八武僧之一》 铸铁 高260cm 1999
《月光如水》 铸铜 30x23x23cm 1995
《大潮汐》树脂仿铜 100x85x80cm 1994 第八届全国美展 省八届美展一等奖
《前赴后继》（局部1）解放军某部 1994
《前赴后继》（局部2）解放军某部 1994
《前赴后继》（局部3） 解放军某部 1994
《前赴后继》（局部4）解放军某部 1994
《圣火》树脂仿铜 107x40x20cm 1993
《希望》 树脂 34x21x10cm 1992
《山高水长—王威先生从艺60年》 85x56x66cm
《吻》 20x12x13cm 陶 1987
《五彩石》 130x90 x93cm（不锈钢、钢、钧瓷、彩瓷、陶等）2016
《朱尊权院士纪念园》 综合材质 2016
《郑州台湾科技园标志雕塑》730×356×300cm
《大车进行曲》 276x860x180cm 锻铜 2009 立于郑州 全国城雕优秀奖
《环保警世钟》580x260x790cm 钢、铸铜 2006 郑州
《河魂》（合作）钢板 12x5x4m 2006 周口
《日月颂歌》不锈钢、彩漆 6.6x4.95x3.51m 2004 郑州
《山碑——红旗渠纪念雕塑》（与马亚非合作） 长120m 混凝土 1998 林州
《山碑——红旗渠纪念雕塑》局部
《逐日》不锈钢 180x300x150cm 1997 郑州
《郑州市全民义务植树纪念碑》 混凝土、大理石 700x300x300cm 1994
《双翼》 铜、不锈钢 230x148x325cm 2011 清华大学
《回声》 铸铜 305x330x450cm 张松正 马亚非 2018 郑州雕塑公园落成
上文由作者提供本号发布；下文来源：”雕塑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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