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愿意离别原地正如我们父母不愿离别上海的心情一样。”
他走的时候，真的很失望
章晓淼的中学时代是在延长路的一所中学度过的，如今这所学校已经改名，但他还是选择回到这里拍一张照片。
章晓淼，1981年出生，胸外科医生，1992年独自回沪，父母都是上海知青，在大庆油田工作。
“内心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澜吧，”谈起当年独自回沪的经历，章晓淼说。天气热，额头汗珠嗒嗒滴，他不停地拿手帕抹。
不过，话匣子打开没多久，他的双眼就红了。
在庞大的回沪知青子女群体中，章晓淼算是个“幸运儿”。不仅亲戚待他好，而且他喜欢读书，小小书桌前一坐，阿姨唤他吃晚饭都听不见。这种专注力保护了他，让他在融入上海的过程中有个可以投入的世界，并且也让他顺利地考上了大学，读完了硕士，有了稳定体面的工作。
那么，是什么让他双目泛红？
章晓淼说，他感谢当年的知青子女回沪政策，但不由自主他会想起一些人，想起那些因为政策的原因无法选择的人。
我们小时候，上海知青的几个小孩子一站，大家就看得出来。在这些人里边，我回上海的心愿是最强烈的。我从小就是要回来的。
我1岁就到上海来了，外公外婆带我，到3岁再回去。上学以后只要有寒暑假，就会回来。我们家还是很上海的。当地人喜欢吃些辣，吃大蒜，辣椒末，我们家基本是不吃辣的。家里基本上都是上海话，父母让我回来的意愿一直很强烈。
从小经常往返于上海和大庆，我深深感受到两种地域的文化差异，两种不同的生活条件。小时候，首先是对物质生活的印象。比如说上海有冷饮吃，有虾，有海鲜、红肠、方腿、黄鳝，这些东西都是很好吃的，那边都没有。我记得很清楚，
有年过年吃火锅，人家送给我干爹两只螃蟹。他知道我喜欢吃螃蟹，叫我去吃。我印象很深，那螃蟹往水里一放，马上就化掉了，因为大庆的冬天零下三十几度，而海鲜都是大连运过来的，急冻一下，冻得时间长了，硬梆梆地再放到滚水里一烧，肉全都化掉，变成水了。只剩下一只壳。
第二呢，当时我寒暑假过来，上海电视里会有很多动画片，还有许多很多玩的地方，锦江乐园，工人文化宫有游戏机，上海的叔叔阿姨舅舅姑姑都对我非常好。所以我觉得上海好，大都市是不一样的。
我1992年回来的。一个人回来，当时住在阿姨家里，住了将近六年。阿姨家很小，一室户，加我就是四个人。到了高中我就住到外婆家去。
我是睡沙发的，或者打地铺。他们三个人挤一张床。住了六年，除非我发很高的烧，我绝少也不会睡到他们的床上去。
我阿姨和姨父，对我真的是很好。他们当时两人双下岗，一个月加起来只有大概六七百块收入，还要供我们两个吃。我父母每个月会寄生活费来的，那也不是很多，确实生活都蛮艰苦的。
我很感激他们，说老实话，当时这样的亲戚不多，真的不多。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一个群体，就是怎么适应父母不在身边，你自己如何协调和亲戚的关系。当时我的自律性，人生观价值观，已经建立起来了。小时候我父母给我灌输的理念就是回上海读书，好好读书，将来有所成就。不肯睡到那张大床，也是我的一种自律，也可能潜意识里，觉得这个床就是代表人家家里一个相对隐私、相对独立的地方。
我当时很喜欢读书，碰到的老师也都很好，特别是我小学的班主任，我现在每年都去给她扫墓上坟。当时我四年级下，第一天进了学校，她觉得，这样一个老实、离开父母远道而来求学，很不容易。上海小朋友课间有吃点心的嘛，外地都没有的，进去第一天，课间吃点心，人家都有，我没有呀。她就把她的点心全都让给我，一包牛奶，一份蝴蝶酥。
她对整个班级，都像自己的小孩一样。对我尤其照顾一些。当然，也有时候读不好被她训的时候。她有时候看我跟不上，把我带到她家里，给我补课。那时候她家里有一个老先生，就是她爱人，我叫老伯伯。家里还养了只波斯猫，从小猫开始养到8斤。
我就这样跟你讲吧，如果我的户口没回来，现在在当地混得再好也就是个普通的工人，石油工人，连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当时在大庆红岗，是个很小的地方，勉强算个镇。
我们那一批小朋友，一个班大概40多人，除了我们这些回上海的，留在当地的只有两个人考上大学，其他人高中毕业之后就工作了，而且他们那边的工作基本就是顶替父母的岗位，继续在油田工作。
前段时间有个新闻，据说政府要出台政策，大庆油田子女不能顶替父母的岗位了。石油企业当然需要一些现代化的管理，但是如果配套的措施跟上，比如教育，那现在突然出台这样一个政策，你让人家怎么接受？对我们父母这一辈来讲，当初我响应国家的号召，出去了，参加国家的建设，我现在老了，不要求什么，只想要我的子女有一个安定的温暖的生活，很难，真的很难。
我回来，我父母回来，房子都没有的，我父母的兄弟姐妹，都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些家庭，真的就像你要占他便宜一样的。我有个同学，在考大学那一年到我家里来。为什么？他父亲是上海知青，妈妈是无锡农村人，我同学也是农村户口，他也想回来。但是因为他奶奶过世，姑姑又不接受—上海没人接受，你就不能回来。那怎么办？他妈妈跟他爸爸吵，他爸爸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候他爸爸就每天喝酒，很厉害的，一顿两斤。他到我家里来了，意思是能不能把他的户口挂在我家里，协议签好，没有什么任何经济上的纠纷。但是我们后来去问，公安局说不行，非亲非故，不是直系亲属，没有血缘关系，凭什么给你落户口？他走的时候真的很失望，小时候我们都是一起玩到大的。
我再和你讲讲家里亲戚的事情。这家亲戚两个孩子。姐姐从小也是在上海长大的，一口上海话，她很想回上海。但他们家，两个孩子，只能回来一个。她妈妈，一心想儿子回来。姐姐说如果弟弟想回来，我肯定是让他的。但是，她留了一句话，如果他不要回来，这个名额不要浪费。弟弟回来后，很难适应，吃也吃不惯，又回去了。那姐姐就很生气了。这个疙瘩，恐怕现在还留在他们心里。
考大学的时候，我成绩也还可以的。如果要考交大、复旦，应该考得进，最高分的系进不去的，但其他专业，没有问题的。但我不去，我想读医。当时，我们班主任、年级组组长，轮流找我谈心，希望我考交大复旦，但我那时候就铁了心地要考医。这是为了一个保障性。你可以感觉到，我从小到大，就是想要有一个保障。想想看做医生，方向很明确，工作也很明确，稳妥一点。交大、复旦考进去了，化学系、物理系，很枯燥的，我也不想学。如果是国际政治，这种东西你叫我学出来，虚头八脑。
我从小就觉得我是上海人。我的归属感和根都在这儿，大庆是一个出生地，儿时一段难以忘记的人生经历。
当时《孽债》放的时候，我们还很小，但我觉得《孽债》的导演，也是为了说明某些问题，反映一种社会的经历。但是我们和他们经历又不尽相同，很不一样，这中间有磨难，有欢声笑语，也有痛哭流涕，有各种各样的（感情）。我希望，能够真实反映一下这种情况。
他们经历过什么样的生活？让一份20多年前的调查报告来说说
“回沪知青子女很少有人体贴谅解”
“这周看了知青子女的报道，感受很深。”读者朱新玙是一位“老三届”知青，他看到上期报道后，给编辑部写来电邮。
“我们家有三个知青，孩子都走不同的道路回到上海，现在都成家也有了自己孩子。他们每个人都靠自己，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你们文中讲的那种离开父母，独自回沪的知青子女，当时上海文件中说大约有24万。起先必须是初中毕业才可回来，几年后因为人不多了，就一次性解决。我就是这个类型，女儿是1992年回到上海，他们的甘苦远远比文中提到的艰难。”
这位读者所言非虚。
艰难给人磨砺，也会让人沉沦。1990年代初，上海出现一个新动向：犯罪人员中有部分是返城知青子女，上海市有关政法机关和部分政法院校的同志们联合组成调查小组，开展5个月的专题调查。全面了解知青子女的生活状况，并将调查结果连续刊登在1992年的《青年学报》上。
记者在图书馆借阅了这份泛出黄点的旧杂志，读到了当年那份由马传荣执笔，名为《理解·关心·保护—本市回沪支（知）青子女情况调查》，并摘录部分内容刊登于此。
知青子女究竟经历了些什么？这些经历如何影响着今日的他们？人们如何超越昔日艰辛在心中烙下的惧怕？……在这个意义上，这份20多年前的调查报道，并不过时。
1、四分之三之多的回沪知青子女目前正好处于初中毕业，是重新选择职业包括继续参加中专、高中、技校和职校就读的时期，人们常说，由学校进入社会是人生的第一转折时期，说明这一时期对每个人是多么的重要和关键。回沪知青子女此间很容易让忧思愁绪包裹，因为他们不能和同龄人一样，时时事事收到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指点，心里的烦恼和忧愁惟有凭依自己来排解，在问卷调查时，有84.3%的回沪知青子女在“你认为你这个年龄能得心应手地处理身边每件事情”的命题中答道：“很难很累”。
2、在座谈中，我们询问回沪知青子女：“为什么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你们有的愿意回沪，而大多是人却不愿回沪？”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愿意离别原地正如我们父母不愿离别上海的心情一样。我们的父母尽管现在'入乡随俗'，生活等各方面的条件也可以，但他们对大上海都有一种失落感和依赖感。他们忘不了属于他们'第一故乡'的真挚感情，而我们恰恰与他们相同，我们也忘不了属于我们'第一故乡'的执着情愫。”
3、住房矛盾突出。在实地观访中，我们发现不少回沪知青子女清一色住阁楼，居住的小天地除只能安放一只纸箱或皮箱之外，其他生活用品只好存放或寄放他处。还有一定数量的回沪知青子女生活无“自主权”。一位回沪女青年对我们说，有位“老乡”回沪后和奶奶同住，奶奶每天晚上搓麻将，她就只好待在旁边，等他们“方城大战”结束才能睡觉。有时实在等得累了，劝奶奶和“搭子”早点结束，就会遭到他们的一顿数落：“小江西，侬勿搞错，这房间的产权不是侬的，勿识相当心叫侬滚蛋。”“老乡”只能忍气吞声，含泪把这些苦楚埋在心底。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到这位女青年所在居委了解，我们才知道她所说的“老乡”就是自己。由于住房紧张，有的回沪知青子女只能承租他们房屋，因租价昂贵，个别回沪知青子女现在居无定所，成了无家可归的“小拉兹（注：拉兹为印度电影《流浪者》的主人公）”。
4、87.5%的回沪知青子女的监护人年龄都划进了老年人圈层，48%的监护人是“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老翁老妪，他们在履行监护人职责时只知道“不让他们外出，不让他们轧坏道”就算“万事大吉”和“尽到责任”。有96%的回沪知青子女平时不与监护人交流思想，有93.2%的监护人也认为与“回沪知青子女难以交谈”，彼此之间都有“无共同语言”的感觉。据有关部门反映，约64%的监护人属于“抽壮丁”或“拉”来的，都不愿多管“闲事”，无奈于种种缘由而充当监护人。
5、回沪知青子女目前正以回沪前所在地域为单位，结成“小帮派”和“小团伙”，这种现象说明，回沪知青子女的心理思维与上海现有同龄青年的心态相差较大，依赖原所在地的“哥儿们”或“姐妹们”的群体力量保护自己，“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思想在回沪知青子女中普遍存在，他们很少考虑个人价值的取向与上海“站住脚”的作用，还没有找到自我发挥、自我创造的“开创大上海”的有效途径。
6、我们从610名回沪知青子女的就业情况来看，有3人分到机关工作，占0.5%；有10人分到医院、学校工作，占1.6%；有254人被录用到工厂工作，占41.6%。参加工作后，不少人对所在单位的工作不满意：一是所在单位分配工种时，往往将回沪知青子女分到了最苦、最差的岗位；二是在提干、晋级、派员参加培训、奖金分配和疗养等方面，很少考虑知青子女；三是回沪知青子女因生活习惯有别于同事，周围人际关系较难相处，很少有人体贴谅解等等。
备注：该次调查对象的时间跨度为1988年10月至1991年4月，调查对象的地域范围是本市南市等4个区的街道，并随机抽查了610个样本，调查期间，择用了实地观察、访谈、发放和收集问卷、座谈会等多种方式。
作者：谢岚（本文转载自东方网 如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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