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语》（11.3）中列出了孔门十哲：“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德行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娴于辞令的有：宰我，子贡。能办理政事的有：冉有，季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冉伯牛就是冉耕，仲弓就是冉雍。冉有，名求，是冉伯牛和仲弓的亲弟弟，也是周文王第十子冉季载的嫡裔。不得不感慨，有周文王这一先祖的荫庇，又有两个德行出众的哥哥的引领，加之自身的多才多艺，以及“学而优则仕”的儒家理念之下，冉有有志于从政并长于政事也是再正常不过了。
在《论语》选读中出现的第一个弟子就是冉有。那时，孔子到卫国去，冉有给他赶车。孔子见到了卫国人口众多，惊叹了一句：“庶矣哉！”在春秋战国时代，又要打仗，又要生产，百姓当然是多多益善了。于是，每一个国君都有对百姓人数的汲汲渴求。我们看看《寡人之于国也》中梁惠王的困惑就知道了。“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卫国百姓众多已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极有政治敏感性的冉有立刻就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的回答是要富民。冉有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的回答是教育百姓。当然，我觉得也许冉有还应该和孔子探讨一下卫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百姓这个严肃的问题，或许孔子的答案和孟子的答案会是一样的。
孔子对学生的教育从来都是因材施教，即使同是问政，孔子面对不同的学生回答都是不一样的。当然，从庶民到富民再到教民，完全符合当时的主流。即使是到现在的中国，这三部曲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也就不会建国初期“光荣爸妈”，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再到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回答，但是我总觉得孔子回答“富之”时有他独特的考量。因为冉有做过季氏的家臣，他还擅长理财，在《论语》（11.17）中，“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当时三家把持政权，季氏比摄政王周公还要富有，而冉求做季氏的家臣，不但不能劝谏季氏，减低人民赋税，还替他搜刮，使他更富有。孔子就说冉求不是我们自己人了，后生们尽可以敲起鼓来声讨他！孔子和学生的关系我从来认为是和谐的，极少有尖锐的矛盾冲突。可是这一番宣言，等于是直接把冉有从自己的学生中除名，并且广而告之，够狠的。我甚至一度怀疑编纂《论语》的是不是没有冉有的学生，要不然，这节内容怎么的也得去掉，或者是委婉一下才好。那么，为什么孔子会发出这么一番言论呢？难道孔子就不明白他学生是在其位谋其政，不得不为之吗？在孔子看来，为政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德”，冉有的做法是失德的表现，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孔子才有此愤激之言。另一方面，再让我们看看这件事的前情：鲁哀公十一年，季康子想按田亩征赋，以加重搜刮，派冉有征询孔子的意见。孔子表面未置可否，而私下对冉有表示了反对意见，但季氏没有听从。可见，孔子因这件事痛骂冉有，也是以此在批评季氏，颇有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之意。另外，我也在想，孔子在回答庶民之后的“富之”时，是否加入了让冉求意识到应该是让百姓富足而不是让季氏富足的意味呢？
而在《季氏将伐颛臾》一文中，冉有和子路是一起去见的孔子，他们是向老师去报告季氏将对颛臾用兵这件事的，我估摸着当时也是去汇报这件事顺便想听听老师的意见的。谁知，孔子直接炮轰冉有，言辞异常激烈。三个“求”，直呼其名后加了个感叹号，我几乎能听见孔子苍老而严厉的骂声了！如此还不够，孔子特意加了一句“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疾”是痛恨之意，孔子在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我痛恨你的做法，二是你不是君子，三是你是一个伪君子——不直说想要做什么却一定另编托辞。其实孔子之前已经骂过冉有没有尽到辅正之责。可怜的冉有！季孙氏的想法又岂是他能矫正过来的？！还有，明明一旁还有一个子路啊，两个人都是季氏的家臣，为什么偏偏只有冉有挨骂呢？这里就不得不说冉有和子路两个人的性格了。
子路是一个有勇无谋、暴虎冯河、心直口快、仗义疏财的人，打仗这样的事，他基本上是执行者，是先锋。而冉有呢，擅长理财，这样的人应该是属于比较会衡量计算的。比如说同样听到一件事，孔子对子路说要请教父兄才可以去做；而对冉有说，听到了就马上去做。孔子说“求也退，故进之”，可见冉有性格较迟缓、稳重，所以孔子要促一促他，鼓励他要勇于实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而且他的从政能力强于子路，孔子直接炮轰冉有也就可以理解了。当然，也许子路自知理亏，缩在一边什么都不说；而冉有是拼命辩护，被老师“吊骂”了。不过，我也在想，要是孔子直接炮轰子路，子路一个暴躁，又会有怎样一番场景呢？？想想就觉得糟糕。
冉有的政治理想其实也和他的性格有关，在《沂水春风》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冉有是第一个被孔子直接点名回答的，当冉有看见子路回答之后夫子露出了“哂”的面部表情，孔子的微微一笑，在冉有心里绝不是倾倒之意，他揣摩到的怕是“子路太夸夸其谈了，我得谦虚点”的想法。于是，冉有说：六七十里五六十里见方的小国，如果让我来治理，等到三年，即可以使人民富足；至于礼乐教化，那我就没有这本领了，只好等待那有才德的君子来推行了。瞧，这话说的，多谦虚啊！冉有是孔子弟子中从政能力最强的一个，他的志趣也就是从政，治理一个千乘之国对他来说是绝没有问题的。他刚说自己就治理个方圆六七十的小国，随后又担心太大了点，再次缩减为“如五六十”，可见冉有性格中谨慎的一面。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冉有解决的是“足民”的问题，不是“庶民”，也不是“富民”，而是“足民”，使百姓衣食丰足。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时代，做到“足民”，其实已是极其不易。而礼乐的教民问题，三年时间，也确实不够，所以才有“如其礼乐，以俟君子”之说。站在我的立场，觉着是在实话实说，但冉有又何尝没有自谦谨慎的一面呢？
当孔子周游列国，鲁国季氏身边缺乏谋臣，就有人推荐冉有。当年鲁国孟武伯与孔子交流的时候，孔子就曾说冉有是“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就是说冉求可以在诸侯国当邑宰，或在卿大夫家里当家臣。因此当季氏使臣带走冉有，孔子就认定冉有会被鲁国重用。事实也的确如此，冉有回去之后做了季氏的家臣，最后做到了家宰的高位。
十年后，当齐国大军逼近鲁国边境，当齐鲁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冉有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开战前，冉有便积极为季孙子出谋划策，提出了许多建议；后来，因为孟孙、叔孙两家的反对，他直接跟着季孙子上了朝堂，冒着得罪孟孙、叔孙两家的风险，骂他们为“小人”，使用激将法，成功地让孟孙子出兵；最后，在战场上，他更是身先士卒，最先拿着长矛跨过了营寨的壕沟，向齐国的军阵冲去，杀敌无数，更是杀死了八十个齐军甲士。当天晚上，被冉有打得丧失了锐气的齐军便趁夜色撤走了。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冉有这么拼呢？答案就是，因为这关系到自己的夫子能不能回家啊！击败了齐国之后，依然心有余悸的季孙子曾问过冉有一个问题：“冉有，你的军事才能是天生的呢，还是后天学习来的？”冉有立刻抓住机会说：“我是孔子的弟子啊，我的一切都是跟夫子学的。”翻开历史的话，我们便能够发现，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鲁郎之战后，在外周游了十四年的孔子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父母之邦——鲁国。这之中，冉有的作用绝对是相当重要，这正是“冉有奋力战于郎，孔子周游归故乡！”
孔子对冉有有关爱，有责骂，而冉有对孔子呢？始终是尊敬。回过头来想想，如果是你，被老师如此痛骂，你又会如何对待老师呢？或许是从此记恨老师一辈子了，甚至是老死不相往来了，又怎会如冉有一般为了自己老师回归谋划整整十年呢？孔门十哲之一毕竟是孔门十哲，仁义应该是在骨子里的，是从大局大义的角度来看的。至此，我以为，孔子懂得冉有，冉有也理解老师。孔子和冉有，依然是关系亲密的师生。
我可以想见，当孔子的马车到达鲁国的国门时，驾车的弟子会对他说：“夫子，到城门口了，冉有师兄正在前面等着您呢！”……
冉有，名求，求而有之，冉有所求，你知道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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