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面的实力派系不同：胡雪岩背后是左宗棠，盛宣怀背后是李鸿章。左宗棠倚重的是胡雪岩的“财”，李鸿章看中的是盛宣怀的“才”。胡雪岩为左宗棠平定疆乱、四处征战筹饷、筹军械，后期又帮他打理洋务，虽从中获利颇丰，但每次都能在左宗棠最吃紧的时候救之于危险，靠得就是他雄厚的财力;而盛宣怀深化洋务运动，凭仗胆大心细的品性、过人的政治才干、丰厚的实际经历与洋人兜转斗智，为李鸿章后期在洋务运动中一家独大立下了丰功伟绩。但众所周知，李鸿章比左宗棠在洋务运动中走得更久更深，影响和实力也更大，这也许是决定“胡盛之争”中盛宣怀获得完胜的深层次原因。
盛宣怀先来了个“掐七寸”。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积很多生丝，以此垄断生丝市场，操控生丝价格。依靠某种东西时，就越受制于它。盛宣怀恰恰从生丝下手，发起进攻。他经过密探把握胡雪岩生意生丝的情况，大量收购，再向胡雪岩客户群大量出售。收购各地商人和洋行大班，让他们不买胡雪岩的生丝，致使胡雪岩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苦不堪言。紧跟着，盛宣怀“釜底抽薪”，打现金流的主意。胡雪岩胆大，属于勇于负债运营的那种人。他在5年前向汇丰银行借了650万两银子，定了7年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次年，他又向汇丰借了400万两银子，合计有1000万两了。这两笔告贷，都以各省协饷作担保。这时，胡雪岩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筹借的80万两告贷已到期，这笔款虽是帮朝廷借的，但签合同的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向胡雪岩要钱。这笔告贷每年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照理说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盛宣怀在此动了关系，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李中堂想让你迟一点划拨这笔钱，时间是二十天。”邵友濂天然照办。对盛宣怀来说，20天已经足够，他已事前串通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这时，左宗棠远在北京军机处，来不及协助。因为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在阜康银行的钱调出80万两银子，先补上这个窟窿。他想，协饷横竖要给的，只不过晚到20天。
但是，盛宣怀正要借机给胡雪岩致命一击。他经过内线，对胡雪岩调款活动了如指掌，估量胡雪岩调集的银子连续出了阜康银行，趁阜康银行正空无之际，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提款的都是大户，少则数千两，多则上万两。但盛宣怀知道，单靠这些人挤兑，还搞不垮胡雪岩。他让人放出风声，说胡雪岩囤积生丝大赔血本，只好移用阜康银行的存款;现在，胡雪岩尚欠外国银行告贷80万，阜康银行关闭在即。虽然人们信任胡雪岩财大气粗，但他积压生丝和欠外国银行告贷却是不争的事实。很快，人们由不信转为信任，纷纷提款。挤兑先在上海开端。盛宣怀在上海坐镇，把气势搞得很大。上海挤兑初起，胡雪岩正在回杭州的船上。此刻，德馨任浙江藩司。德馨与胡雪岩一贯交好，传闻上海阜康行将关闭，便料定杭州阜康也会发作挤兑。他忙叫两名亲信到库中提出2万两银子，送到阜康。杭州的形势尚能支撑，上海那儿却早已失控。胡雪岩到了杭州，还没来得及歇息，星夜赶回上海，让总管高达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下协饷。邵友濂却叫下人称自己不在家。胡雪岩这时候想起左宗棠，叫高达赶快去发电报。殊不知，盛宣怀私自叫人将电报扣下。第二天，胡雪岩见左宗棠那儿没有回音，这才真急了，亲身去上海道台贵寓催讨。这一回，邵友濂去观察制作局，溜之大吉了。胡雪岩只好把他的方单和房产押出去，一起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期望能够挺过挤兑风潮。不想风潮愈演愈烈，各地阜康银行门前摩肩接踵，银行门槛被踩破，门框被挤歪。胡雪岩这才明白，是盛宣怀在暗算他。不久，一代红顶巨商胡雪岩在悲愤中死去。
面对胡雪岩这样的强敌，盛宣怀假如选用“慢战”，胡雪岩能够应付自如，绝不会破产。他采用速战法，捉住胡雪岩的要害，胡雪岩的现金流一时中断，偌大的基业突然溃散。对后世的影响不同：胡雪岩最大的影响不是阜康票号，而是协助左宗棠克复新疆，保护了祖国统一，从这个观点看，胡雪岩直接成为了“民族英雄”。他虽触及洋务，但入世不深，不能脱节商人利欲熏心的利益驱动型，对推进资本主义在我国萌发有必定的积极作用;而盛宣怀又不同，他查账导致了全国性的金融风暴，为革新制作了经济动因。他强推“铁路国有化方针”，直接导致了四川的保路运动，引发了辛亥革命。他为了终结革命又把袁世凯推上了台，结果袁世凯倒打一耙，直接把清政府送进了尘埃，从这个视点看，他是朝廷的忠臣，但也是推翻清政府的“功臣”。把他简略地说成是“官僚大班”，这样有失公允，他是旧我国榜首代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奠基人，也是旧我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从对推进社会发展的车轮来讲，明显盛宣怀出的力更大，他创造了近代我国的“十个第一”，实在是走在近代我国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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