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本到行动：网络民粹主义的符号学阐释
【摘要】网络民粹主义作为近年来在互联网上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其叙事方式具有底层化、大众化、对抗性等特征。它通过“符号暴力”建构了具有二元论特征的叙事文本，并且具有强烈的指涉社会现实的意义潜能，往往在现实中演变成具体的非理性行动。从“符号暴力”到“现实暴力”，网络民粹主义落入了“符号- 行为”的表意机制，并且导致阐释主体在面对网络民粹主义的文本意义集合时能力元语言缺席，其根本原因是二元论的社会文化机制，导致个体直接受到社会规范的强制制约。只有改变这种二元论的话语体系，才能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非理性和暴力化色彩。
【关键词】网络民粹主义；文本；符号—行为；社群
前言
民粹主义原本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潮，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近年来，民粹主义在互联网空间滋生和蔓延并成为互联网空间中一股喧嚣和躁动的潮流，极端化、非理性化、暴力化色彩日益浓厚。不少专家和学者从政治学、心理学角度对网络民粹主义展开研究。而在笔者看来，网络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符号- 行为”的表意机制，借助符号表达、话语实践、文本建构，网络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中建立起了一种具有话语霸权的二元叙事策略，但同时，网络民粹主义的叙事策略作为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能指，将网络空间之外的现实行动和叙事对象作为指涉对象。总体上而言，网络民粹主义的“符号- 行为”表意机制属于索绪尔符号学意义上的二元运作机制，网络民粹主义的网络空间叙事建构了一个具有强大话语权的“意义集合”，具有极强的向现实行动转化的意义潜能，并对叙事对象构成强大的舆论压制，要想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和现实暴力，无论在网络空间还是现实社会，必须借助开放和多元的言论表达，培养具有公共对话和意义阐释特质的社群意识。
NO.1 、网络民粹主义的文本建构策略
网络民粹主义与民粹主义相比，两者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例如，关于民粹主义的特质，中国学者俞可平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强调平民的价值和理想，反对精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从而对平民大众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①
两者除了相似性之外，网络民粹主义还有许多新的特质。可以说，互联网这种新型媒介与民粹主义由于社会思潮的结合，使得民粹主义获得了比在社会现实中广泛得多的影响力，互联网具有的开放性、自由表达、挑战权威等特征，一旦某个社会热点事件在互联网发酵，其超文本特征将使得该事件在网络空间中的传播呈现出“无主体性”和“非中心化”特征。
传统民粹主义由于受到传播媒介和传播渠道的限制，其影响力与网络民粹主义相比大打折扣。而网络民粹主义则不同，互联网的放大化效应加剧了社会热点事件中的非理性表达色彩，当社会热点事件进入互联网的流通渠道，被置于网络民粹主义的叙事框架中，媒介文本就会出现叙述增殖或意义扩容，媒介文本意义的极其不确定性，加之网络空间中主体的无根性特征，就会引发网络舆论的极端化现象。
网络民粹主义所引发的舆论狂潮，从根本上，需要依靠经过编码后的媒介文本的意义表达。通常来说，网络民粹主义对媒介文本进行符号编码，其符号资源来源于现实社会中的意义框架。换句话说，从形式上来看，媒介叙述是一种纪实型叙述，其基础语义域位于实在世界，但是在其传播和意义演变的过程中，要经历媒介化再现，甚至是二次叙述化，媒介文本的意义要经历一个符号衍义的过程才能传达到受众那里，但是媒介文本衍义并非没有逻辑，它依据的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意义框架。
框架研究理论的集大成者是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框架分析的核心命题是人们如何理解并建构社会现实。在戈夫曼之前，哲学家舒茨和社会学家加芬克尔，从社会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角度阐释了日常生活的意义来源。帕洛阿尔托学派的贝特森为框架分析研究做出了奠基性贡献，贝特森从一次在公园里发现猴子嬉戏的情景得到启示，认为框架就是一种“元传播”，“是传播者提供给受传者应当如何理解符号的诠释规则。”②从受众的角度来理解，框架就是受传者理解符号意义的理念图式。
从网络民粹主义所置于的文化语境和文化传统来看，这个理念图式是二元论的。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二元论是一种理解符号意义的思维结构，根据索绪尔的符号学观点，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有着明确的区隔，符号有意义必须要置入到系统中，系统是符号意义的来源，因为系统具有自足性，因此系统赋予符号个体的意义是恒定的，符号能指与所指也有着严格的定位。因此，一旦符号在系统中生成某种意义，就具有了稳定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成为人们理解符号意义的框架。
网络民粹主义的文本生成策略就基于这种二元论思维基础之上，以“药家鑫事件”为例，事件被网络曝光后，迅速引发了网络舆论狂潮。与大多类似案例相似，事件在互联网空间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发酵依然离不开社会现实的叙述框架，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受二元论思维主导经历了叙述增殖。
媒介叙述与文学或故事叙述并没有本质不同，叙述的主要内容都包含人物和物品，“故事世界里的这些个体经常从语义学的角度被描述为‘各种特征的一个范式’。”③故事中的人物或物品的特征“可以是物理的、心理的、行动的或道德的，因此这个语义集合实际上是无限的。在任何叙述中，赋予人物特征要动用随历史而不同的参考框架，每个文化就用这些框架来建构身份观念。”④
在“药家鑫案”的媒介叙述中，残暴冷血的药家鑫与无辜悲惨的张妙构成了媒介故事中相互对立的人物主体，其次是药家鑫所驾驶的汽车与张妙所骑电动车构成了媒介故事中相互对立的物品主体。在当前中国文化语境下，这两组对立自然地就将媒介故事纳入一个身份或阶层对立的叙述框架之下。
沿着这种二元对立的叙述框架，不少人通过互联网开始搜集资料，构筑药家鑫的“权贵身份”与张妙的“底层身份”。当“药家鑫事件”由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被置换成两种社会身份的对立之后，很容易在受众的认知中生成戏剧性的突现意义，即权贵阶层的骄横跋扈与平民阶层的命运凄惨。网民的愤怒情绪被调动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成为网络舆论中的主导声音。“药家鑫事件”属于典型的网络民粹主义现象，依据二元论思维，将媒介事件中的主体塑造成两个身份阶层的对立，并形成固定的话语模式。
抢占话语先机是网络民粹主义建构文本的首要策略，“药家鑫事件”伊始阶段，药家鑫的父母在网络舆论场中处于缺席位置，而张妙的代理人张显利用微博，发布了大量有关药家鑫身份及其家庭背景的消息，其中许多内容被媒体和网民证实属于虚假信息，但是对于群情激奋的网民来说，这些信息极大地左右了公众的判断。此外，当网络民粹主义形成舆论热潮之后，不能容忍任何异见存在，将对任何反对言论给予打压，例如，“药家鑫事件”中，法学专家李玫瑾提出“激情杀人说”，结果遭到网民的一致批判。
从叙述学角度来说，网络民粹主义的文本建构策略属于一种符号叙述行为，依据社会现实中的意义框架，对卷入网络的社会事件进行二元化的意义“锚定”，并形成了固定的叙述原型。根据有些学者的总结，网络民粹主义的叙述原型主要有三种，分别是“英雄叙事、悲情叙事与复仇叙事。”⑤“药家鑫事件”就属于悲情叙事和复仇叙事的混合体，不管是哪种叙事方式，都会引发“群体极化”现象。
美国学者桑斯坦指出：借助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手段，团体成员的意见偏向得到了强化。桑斯坦还认为，网络的“协同过滤现象”是造成“群体极化”的诱因，因为网络的“协同过滤现象”在提供信息方便的同时，也造成了信息的“窄幅化”现象，群体成员接受的信息是单一的，这无疑会助长网络民粹主义的非理性特征。
NO.2 、网络民粹主义的“符号- 行为”表意机制
网络民粹主义通过文本建构在互联网空间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意义集合”，然而，这个“意义集合”不仅仅局限于网络空间的虚拟聚集，而是有着指涉社会现实，并向现实行动转化的意义潜能。因此，从宏观上来说，网络民粹主义遵循的是一种“符号- 行为”的表意机制。
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是“符号- 行为”理论的提出者，他认为：“如果某个东西A 是用这样一个方式控制了指向某个目标的行为，而这种方式类似于（但不必等同于） 另一个东西乃在它被观察到的情况下用以控制指向这个目标的行为的那种方式，那么，A 就是一个符号……符号在其中产生控制的那种追求目标的行为，就叫作‘符号- 行为’。”⑥
莫里斯站在行为主义的立场上来阐释符号的意义，他指出：某物能够被当作符号的前提是该物所引发的行为对象不在场。因此“符号- 行为”并不是一种简单直接的“刺激- 反应”行为，“符号- 行为”更强调符号引发行为的过程。根据莫里斯的表述，这个符号过程分为四个阶段：预备- 刺激、反应倾向、反应- 序列、行为- 族。“预备- 刺激”指符号传达到受众后，符号意义对受众产生的影响；“反应倾向”指受众对符号意义解读表达出来的立场或态度；“反应- 序列”指的是受众立场或态度的意义集合；“行为- 族”指的是受众根据符号的意义集合确定行为对象并实施某种行为的可能性。比如，在2012 年因中日钓鱼岛争端而爆发的反日大游行中，使用日系汽车的用户就被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定义为反对的对象。
根据莫里斯的表述，网络民粹主义就属于典型的“符号- 行为”表意机制。网络民粹主义借助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根据社会现实中的叙事原型建构了具有二元论倾向的符号文本，从网络表达的观点来看，网络民粹主义所生成的舆论喧嚣比在现实社会场景中得到了更强烈的意见表达。但显然，网络民粹主义不满足于其影响力仅仅局限在虚拟空间，它所建构的符号文本特征具有强烈的指涉现实的功能。
符号与群体行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但是符号在传播的过程中既有社会认知、达成共识这样的正功能，也因为受到文本操控从而形成偏见，导致暴力现象的负功能。基于此，莫里斯提出了“符号的社会病理学”概念，符号传播过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既有可能是健康的，也有可能是病态的。
在一个规范的社会中，那些具有不同意义指涉对象的符号，在不同意义论域各司其职，符号意义在现实社会中所发挥的评价、影响或规定等功能，就会使得社会的运转处在良性范畴之内；反之，在失范的社会中，符号意义的接收和传达是不充分的，病态的符号“给予某一群人的社会行为以部分的满足，它们就被人们以一些拒绝纠正的方式坚执着。”⑦例如，当社会中某些掌握了权力的群体，出于个人的目的对符号结构进行操作时，就会出现符号的社会病理学症状。
从网络民粹主义操纵文本以及指涉社会现实的现象来看，具有明显的符号社会病理学特征。网络空间虽然具有开放性和透明性特征，但是当网络民粹主义通过文本掠夺和话语强占生成文本意义集合之后，该意义集合所存在的特定场域却具有封闭性特征，在这个封闭的场域中，网络民粹主义生成的意义集合具有最强大的符号资本，足以压制该场域中任何反对者的声音。并且在极端的情况下，该场域中意义集合所持有的符号资本，会由网络空间延伸至现实的社会领域，引发社会暴力。
2012 年中日钓鱼岛之争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舆论狂潮，其实质是一种具有道德专断主义性质的话语霸权，许多被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充斥头脑的网民，并不满足于在网络空间上的表达意见，在全国各地爆发的反日大游行中，不少极端网民将网络空间中的愤怒情绪转移到社会现实中，发生了诸如打砸日系车，攻击日系车主等暴力行为。在许多类似的社会事件中，“民意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虚拟世界的表达、声讨和抗议，而是通过网络来联络、煽动、组织，使诉求和意愿得到具体化，以此来推动公共事件在现实中的蔓延加剧。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民粹主义天然地具有与现实中的民粹主义运动相结合的冲动。”⑧
莫里斯认为，符号在社会现实中有四种功能：说服功能、评价功能、鼓动功能以及系统化功能。这些功能指涉现实的方式也有四种：指称的、评价的、规定的以及形式的。符号的四种功能以及指涉现实的四种方式，共生成十六个意义论域，囊括了社会现实的全部范畴，这十六个意义论域（见表1）：
这些意义论域在社会现实中构成了人们思维和行为的深层文本结构，社会个体因其活动的时间、空间以及身份多元化，需要来自不同层面的意义作为其思考和行为的依据。保罗·利科指出：“我们并不是在同一个语言游戏里谈论在自然界发生的事件和人类进行的行动。因为，为了谈论事件我们会进入包含着诸如原因、法则、事实、说明等概念的语言游戏里。不应该混淆各种语言游戏，而应该区分它们。”⑨
然而，能够明晰地对社会现实中各个意义论域进行界定和区分是理论家才能完成的任务，对于一般的社会个体来说，由于其认知的世界有限，必然会存在视觉和思维上的盲点，而网络社会的到来进一步加剧了知识的扩容，并造成社会个体认知的严重不对等。而当网络民粹主义将社会中的意义论域转移到互联网空间，并置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具有二元论特征的场域中时，其所产生的意义集合必然会催生极端的非理性主义思维和行动。
NO.3 、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符号学路径
网络民粹主义通过文本建构所生成的意义集合之所以属于“符号社会病理学”范畴，是因为符号文本意义的建构要素是残缺的。一般来说，符号文本表意的背后都有一个由各种因素组成的释义元语言集合在支撑，“这些因素的源头来自很多方面：实际上表意过程的所有环节都为阐释提供各种元语言因素，参与构筑阐释需要的元语言集合可以把这些元语言因素大致分成三类：（文本本身的）自携元语言、（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阐释主体的）能力元语言。”⑩
通过网络民粹主义建构的符号文本表意机制在上述三种元语言因素中，文本自携元语言和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主要是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主导了表意过程，而阐述主体的能力元语言在此过程中处于缺席状态。一个理想的文本表意，需要在阐释过程中由三种元语言因素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符号文本意义的演化。
但是在网络民粹主义所建构的文本中，阐释主体能力元语言缺席主要是因为阐释主体落入了一个封闭的阐释结构中，阐释主体处于失语状态。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认为，元语言的存在是层级结构的，每一层的元语言结构无法单独进行符号表意，只能依靠上一层级的元语言结构，这样“元语言之间就不会有冲突：它们并不处于同一层次，而且它们本来就是为解决下一层语言中可能的意义冲突而生成的。”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表述，网络民粹主义生成的文本意义集合相对于该文本的阐释主体来说，就属于上一层级的元语言，阐释主体缺乏解释文本意义的能力，只能被动地接受文本的意义。
要化解这种矛盾，必须设法让阐释主体参与到文本意义集合的建构中。而在网络民粹主义生成的文本意义集合中，其主要的意义资源来自于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这对于阐释主体形成了极强的阐释压力。斯图亚特·霍尔曾提出受众解读文本的三种方式：霸权式、协商式和对抗式。从网络民粹主义的文本阐释来看，无疑属于霸权式的解读方式。
究其根本原因，网络民粹主义所生成的文本意义集合受制于二元论的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机制。另外从文本本身来说，由于其表意的动态衍义特征，“文本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制造了双重的遮蔽；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文本取代了把一方的声音与另一方的听觉直接连接在一起的对话关系。”从符号学的层面而言，索绪尔的语言符号思想成为这种文本表意的理论渊源，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做了明确的区分，从语言学角度将语言定义为语法规则，将言语定义为具体的言语行为。索绪尔认为，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十分必要，这样我们就能十分清楚的区分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和言语这对应用于语言学范畴的概念，同样也适用于社会结构。沿着索绪尔的思路，语言对应于社会规范或社会事实，言语对应于个体行为。如此，从社会学层面看，社会与个体就成为一对具有二元对立特征的概念组合。正如语言规则制约着言语行为一样，社会对于个体同样具有制约功能，个体在社会现实中不得不直接面临来自社会规范的压力或社会道德的束缚。
从两者的力量对比看，社会是强大的，个体是弱小的。因此面对社会的权威，个体没有任何平等对话的权利或自由，个体的意见没有表达的渠道，只能处在被压制的地位。这种状况与网络民粹主义所生成的文本意义集合具有相同的表意机制，阐释主体直接面对来自网络民粹主义宣扬的道德和舆论压力，根本没有回应或者对话的余地。
这是索绪尔符号学理论转换应用于社会结构所面临的困境，“在社会与个体之间并未设定任何中介环节。由此形成的结果是：第一，当个体与社会遭遇时，二者间中介环节的缺失使得社会的结构强制力直接作用于个体，并调节其行为，从而成为无可缓冲的强制性制约；第二，由于社会与个体直接遭遇，必然导致个体最后成为社会规则的被动容器，或以惰性方式实现或体现社会规则。推而言之，这样的理论设计将导致在认知、表现、形塑客观外界的过程中人的主体性的缺失。”
因此，必须在社会与个体之间寻找一个对话和阐释的空间，可以说，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弥补了索绪尔符号学的缺陷，皮尔斯在符号与对象之间设立了一个解释项，解释项的设置大大增加了阐释主体在符号表意过程中的能动性。转换到社会理论层面，皮尔斯强调要用社群来作为缓解社会与个体冲突的中介，皮尔斯特别推崇社群在连接社会与个体，达成社会共识中的功能，“在皮尔斯的早期思想中，社群的功能作为一种认识论的典范：社群意见的一致明确了真理与实在，社群是思想进程到达顶峰的所在之处。”由社会、社群与个体构成了三元互动对话结构，当个体与社会发生冲突，个体不必对来自社会的道德规范或舆论压力默默忍受，而是可以选择通过社群意见进行自我表达。因此，社群是个体就社会规范进行论争和辩论的场所，类似于洛特曼的“符号域”，“符号域”作为一个开放的符号系统，内部符号的二元对立性和差异性构成了内部结构的不对称性。
社群的出现为阐释主体的能力元语言提供了符号资源，如此，网络民粹主义的文本意义集合就不会直接面向阐释主体，从而造成阐释主体失语的现象。网络民粹主义的文本意义集合必须进入到社群中接受公共意见的讨论，阐释主体可以接受也有权利否定，阐释主体经过公共意见讨论然后做出的判断，必然更合乎理性。
（本文刊载于《当代传播》2016年第6期）
参考文献
①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 期。
②肖伟：《论欧文·戈夫曼的框架思想》，《国际新闻界》2010 年第12 期。
③张新军：《可能世界叙事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195 页。
④汤景泰：《偏向与隐喻：论民粹主义舆论的原型叙事》，《国际新闻界》2015 年第9 期。
⑤[美]C.W.莫里斯著，罗兰、周易译：《指号、语言和行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9 页、第253 页。
⑥陈尧：《网络民粹主义的躁动：从虚拟聚集到社会运动》，《学术月刊》2011 年第6 期。
⑦[法]保罗·利科著，夏小燕译：《从文本到行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183 页、第149 页。
⑧赵毅衡、陆正兰：《元语言冲突与阐释漩涡》，《文艺研究》2009 年第3 期。
⑨卢德平：《从索绪尔到戈夫曼：符号学的转折》，《当代外语研究》2013 年第9 期。
⑩Joseph P. Demarco, “Peirce’s Concept of Community: Its
Development & Change”, Transactions of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Vol. 7, 1971, p25.
图 | 源于网络 本期编辑 | 李俊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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