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6月，人在苏浙的李鸿章接到一道朝廷的谕旨，谕旨云：
李鸿章所部兵勇攻城夺隘，所向有功，炮队尤为得力。现在金陵功在垂成，发捻蓄意东趋，迟恐制动全局，李鸿章岂能坐视，著即迅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合曾国荃围师相机进取······著该抚酌度情形，一面奏闻，一面迅速办理等因。钦此。
曾国荃对太平天国的老巢金陵久攻不下，朝廷在这个时候给李鸿章下这么一道谕旨，既是现实所需，又有权谋所虑。
曾国荃之所以对金陵久攻不下，除了围城湘军在兵力上未能对太平军形成绝对优势外，最关键一点，面对坚城，曾国荃的吉字营没有攻城大杀器，如李鸿章军中那样的攻城巨炮。造成此种被动的主因在曾国藩，曾国藩始终认为人的作用大过武器，敢搏命的精神胜过任何西洋大炮。但从上海起步的李鸿章不同，李鸿章一直跟拥有一流西洋武器的常胜军合作，对坚船利炮的价值，他的认识比曾国藩清晰，所以当时淮军的炮队一直是湘军无法比拟的。
朝廷这道谕旨可谓是抓住了曾国荃久攻不下的关键，那就是湘军兵力无优势，没有利于攻城的威力大炮，由此可见，慈禧和恭亲王领衔的晚清朝廷在那阶段还是很有见地的，千里之遥，一针见血。
除了这一针见血，朝廷的这道谕旨还有另一层权谋深意，那就是利用李鸿章的淮军去削夺曾国藩兄弟即将到手的功业。若李鸿章率领精锐巨炮前去助攻，金陵城破后，朝廷将自然而然地迎来一功两分、湘淮生隙的主动。
一破为二的苹果向来是易腐坏且不值钱的。
这一点慈禧和恭亲王比谁都参得明白。
如此说来，此道谕旨对李鸿章的境界无疑是一次不大不小的考验。
在官场，情义的底下永远埋藏着己利，己利不发芽未破土，从面上看似乎是因为情义的土壤足够厚重，其实不过是己利的诱惑不够大。
李鸿章被很多人视为晚清最会做官之人，从他和曾国藩的关系上亦能鲜明地看到这一点。李鸿章深刻地认识到了一点，与曾国藩分抢那个最大的苹果是不明智的，有朝一日从曾国藩手里接过整个苹果才是最得官场智慧精髓的。
简单说，用握手的方式取而代之永远比用削弱打倒的方式来的高明。
因为用前者的方式最终上位，脚底不脏。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官场境界，所以会攻金陵，分食大功的诱惑终是难让李鸿章“不仁不义”的。
相反，这个时候他会把情深义重讲得足足的。
为此，李鸿章特意给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俩去信。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李鸿章甚有情义地说道，”沅浦（曾国荃）劳苦经年，经营此城，一篑未竟，不敢轻言越俎，更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
曾国荃是个霸道护食之人，对李鸿章的这一番好意，他没有客气，直接笑纳了。
在曾国荃看来，他是有这个资格的。
1862年春天，就在李鸿章率领草创的淮军驰援上海时，曾国荃率领湘军主力沿芜湖、巢县、无为、运漕、和州一路同时向金陵围杀而来。
面对来势汹汹的曾国荃，洪秀全急令李秀成从上海撤军，回援他们口中的天京。在客观上，此时的曾国荃是间接帮了李鸿章大忙的，否则凭李鸿章的区区几千人，很难在上海站稳脚跟，更难抵挡李秀成的十万大军。
但面对李秀成的十万回援大军，曾国荃就苦了。
自1862年9月开始，曾国荃和李秀成在金陵城下展开轮番激战，最激烈时，曾国荃目不交睫，衣不解带，几乎崩溃而死。
更让曾氏兄弟觉得围攻金陵是拿命换来的还有一事，曾国葆在围城最困难的时候死在了军中。
所幸，由李鸿章、左宗棠主导的苏南、浙江战局在随后迎来了逆转。曾国荃抓住李秀成转而兼顾苏南的机会，几路并进，向金陵发起了强大攻势，并最终在1864年2月彻底突破了天京外围天堡城，兵临金陵城下。
客观地讲，曾国荃咬定青山不松口的坚忍与绝狠的确让人生畏，这大概也是李鸿章不敢草率抢功的一个次因。
正如李鸿章幕僚私下议论的那样，”湘军百战之绩，眼见大功垂成，怎甘拱手让人？淮军如去天京，湘淮必有一战。“
然后，李鸿章和曾氏兄弟间形成的这种兼顾现实的默契并没能换来朝廷的理解和默认，见李鸿章有拖延之意，朝廷很快又发出了催促谕旨。
面对朝廷的步步紧逼，李鸿章和曾氏兄弟间的情义默契自然就无法那么纯粹了。
如此，在表面的默契下，一场朋友间的博弈便无法阻挡地上演了。
这是此段历史中最有意味，对我们现实的人际关系最有参照意义的地方。简单说，深处现实社会，事关利益时，少有人能做到单纯地只讲情义，更多的人是一边维护自身的利益，一边维系朋友间的情义不破。
这种朋友间的微妙博弈不是庸俗，而是现实下的理性前行。
如李鸿章与曾氏兄弟这样的情况，通常，率先展开博弈的一定是处于明显压力下的一方。
所以，面对朝廷的紧逼，李鸿章很快就有所行动了。
他先是给曾国荃婉转地捎去了这样一套说辞，我可以找理由尽量拖延不去，但你们攻城的速度也得加快，否则让我屡屡抗旨，朝廷追究下来我也吃不消。
如果说此种说法是人之常情的话，那李鸿章接下来对曾国藩做的就有些”过分“了。
怎么个过分法呢？
李鸿章特意让自己的心腹黄翼升到曾国藩的安庆大营走了一趟，为的什么呢？
照黄翼升对曾国藩的说法，曾帅最好能给写个字据，少荃好保证淮军不来金陵。
曾国藩一听这话，当场就明白了。原来李鸿章是想让自己给拖个底，万一朝廷追究下来，他能拿出字据说法，不是我抗旨不去，是曾国藩不准我去。
好一个情义可讲，颜面再论。
对此，曾国藩是什么反应呢？
官场无君子。
来而不往非礼也，他用不接招拒绝了黄翼升。
见曾国藩不愿背这个可能掉下来的黑锅，甚会做官的李鸿章岂能就此偃旗息鼓。不久，他便给朝廷上了一道刀笔功力很是了得的奏章：
臣于攻克常州后，未敢遽议协剿金陵，一以臣部兵将苦战经年，伤病疲乏，未得修养，若遽令远行，诚恐再衰三竭，无裨大局；一以曾国荃全军两年围攻，一篑未竟，屡接来书，谓金陵所少者不在兵而在饷，现开地道十余处，约有数处，五六月可成，如能及早轰开，自必无须协助。又叠准曾国藩咨缄，属令派兵接防句容、东坝、溧水、高淳各处······
细细品读李鸿章这段机锋暗藏的奏章，除开见缝插针地为自己表功，要害在两点：一是”屡接来书“，谁来的书？曾国荃。曾国荃怎么说的呢？金陵城下不缺兵，缺饷。这是什么？以打脸朝廷的方式拒绝李鸿章前来帮忙。
说完曾国荃的拒绝后，李鸿章在第二处落得更狠，不是我不去，是曾国藩给我指派了其他任务，言下之意，曾国藩不让我去。
一个拒绝，一个不让。
你曾国藩不给我写字据，那我就当着朝廷的面自己给自己写一份——瞧李鸿章这责任推的多干净，多漂亮，多不给曾氏兄弟面子。
曾国藩得知此事后，极为不悦，但表面的情义还不能破，破了对自己不利，于是他只能以高招来化解。
讲到推卸责任，实质就是互相踢皮球。现在，李鸿章把皮球踢过来了，而且还不留余地，曾国藩怎么把皮球踢回去算高明呢？
曾国藩的做法很老辣，很大气。
既然你李鸿章非要让我接住你踢过来的皮球，那我不妨就接着。但没完，接过之后，我会换个更沉的皮球给你踢回去。
凭你李鸿章的智商、情商，我就赌你最后得把这个新皮球抱起来，消化掉。
于是，曾国藩也给朝廷上了一份奏章。曾国藩在奏章中说，知者以为我是体会李鸿章太辛苦，不知者以为臣弟贪独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
既然如此，那就请李鸿章尽快赶来会攻吧。
此道奏章发出后，曾国荃随即配合大哥在金陵城下唱了一出大戏。曾国荃两眼通红地对部将说，淮军就要来了，两年辛苦，就要付之东流，你们说怎么办？
众将一片哗然，义愤填膺。
大有既要死战太平军，也要死战淮军的架势。
两个消息汇总到李鸿章那里，李鸿章意识到曾国藩真的怒了，曾国荃要玩命了，这皮球完全踢不下去了，只能自己硬着头皮想办法，用情义来弥合裂痕，用拖延来消化曾国藩踢过来的皮球。
对于曾国藩与李鸿章此番过招，曾国藩幕府中的第一高人赵烈文曾在日记中评价说：
此一事而机械百出，语言处处不同，其图望大功，日夜算计，心计之工，细入毫芒。中堂（曾国藩）此疏，不望有功，但求无过，其辞气之卑约，不独自雪无专功之念，而李之骄亢，已隐然言外。处功名之际，固当如此，既论手段，平直无奇，实则高李数倍，不可不细细体味。
甚有意味还有两处。
曾国荃红眼叫嚣的第二天，金陵城竟奇迹般地被攻破了。
许久之后，李鸿章来到金陵，曾国藩亲往下关迎接，一见面就拉着他这位得意弟子的手说：”金陵一战，愚兄弟薄面，都靠成全了。“
拂去的颜面又全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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