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無士，惟叔孫通曾爲秦博士，與其弟子爲漢制朝儀。然後世人亦恥之，不列爲士數。同時如商山四皓，朝廷不能聘，太子邏致之。高祖于太子身傍見四皓，遂罷廢立意，太子終得承位，是爲漢惠帝。是漢之爲漢，此下兩百幾十年之天下，四皓與有力焉。士之影響政治，見功于世，其例有如此。
漢初真得稱士者有賈誼，年二十余，上《治安策》，名震朝廷。文帝召見，欲加大用。縧灌之徒群沮之，放爲長沙王太傳。歸蒙召見，語至夜半。文帝屢前移其坐席，並謂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再見，乃知仍不及也。然賈生終繼爲梁王太傅，仍不獲大用于朝。梁王出獵，墜馬死，賈生以未盡師道，愧恨而卒。然漢自文、景以下諸大政，多出賈生原議。賈生之有功于漢，更勝四皓甚遠。
繼賈生而起者有董仲舒。漢武帝尊五經，黜百家，皆由仲舒對策發之。此不僅漢之爲漢，即此下兩千年中國之爲中國，仲舒當時之對策有大影響大作用。而仲舒亦終未大用于當朝。公孫弘乃自東海牧家，超用爲漢相。未能正學以言，而曲學以阿世，與仲舒有別。然則在中國，真爲士，即不得大用。獲大用者，或多非真士。如公孫弘、董仲舒，又爲其顯例。
東漢光武帝，以王莽時代壹太學生，起兵平天下。壹時同學之士，馳驅戎馬間，策奇勳，列朝廷高位者何限。故中國史上，以士人得天下，建立壹士人政府，則其事起于東漢。而同時壹同學嚴光，獨隱避不出。光武爲太學生時，素重之。既得天下，屢念不置。遍訪之全國，得于錢塘江壹釣灘上。護送至京，晤談之余，又同床而寢。然嚴光卒辭歸，以不仕終其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又曰：“不仕無義。”嚴光當非壹庸才，但亦非莊周道家之徒。否則亦不出遊太學，亦不爲光武及其他諸同學所推敬。竊意嚴光心中，亦並非傲視群倫，鄙夷光武與其在朝廷諸同學，謂絕不堪同流合汗，有損于壹己之爲人。但其當王莽之亂，既以隱身垂釣嚴陵灘上，壹旦諸同學出，使天下複歸于平治。出諸人，亦如出諸己。人盡其勞，己亦同享其成，豈不轉增其內慚。我行我素，仍以漁釣終年，斯于己亦何所虧憾。窺光當時之存心，亦僅如此而已。然而嚴光其人其事，其影響于後世之士風，則至高至大，至深至厚，有非嚴光當年之所意料者。壹則當興王之朝，以帝王至密之友，而有不可寵而安者。二則壹江湖釣徒，其尊其貴，乃在壹開國帝王卿相之上。中國自秦漢以來，大壹統政府淩駕在上，而帝王卿相之尊之貴，舉國共仰，乃更有高出其上者，則轉在社會下層草澤平民中。不僅當代，乃至易世曆代君卿，亦共相尊崇，壹若當然。無可疑，無足爭，而視若平常。此則中國傳統文化壹特色，而士之爲用，乃莫大于斯矣。
東漢末，鄭玄稱征君，此亦朝廷所召而未赴者。黃巾唱亂，相戒勿入鄭征君之鄉。則先王之貴有可殺，而死士之鄉之壹草壹本有不可犯。黃巾不爲後世人稱道，然而此壹事則載之史冊，稱道于後世。乃爲當時之壹線光明，上承古代，下啓來茲，此亦可謂乃士之爲用之壹例。
黃巾亂後，繼之以魏、蜀、吳三國，曹操、劉備、孫權皆士也。壹時群臣荀彧、諸葛亮、魯肅莫非士。有壹諸葛，已可使三國照耀後世，壹如兩漢。而猶有壹士，曰管甯。始避于遼東，老歸中土，汲井躬耕，曹操召之不出。後世尊之，謂其猶出諸葛之上。諸葛終爲壹政治人物，雖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終亦無救于世亂。管甯則爲壹草野人物，雖亂世，使社會得保留壹完人。則此社會終未全壞，尚有將來之後望。孔子欲居九夷，又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是雖至聖如孔子，亦無奈于世之亂。然而孔子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三國之亂，甚于春秋之末，而管甯則孔子所謂之後生可畏矣。舉世之亂，而有壹士之屹立。後人欲效諸葛，則難得有如劉先主之三顧于草蘆。然欲爲管甯，則可無待于外。司馬遷作《史記》，創列傳體，後世奉爲正史之首。而七十列傳，首之以伯夷，亦不用于世者。司馬遷以言李陵事獲罪，以宮刑免死。雖爲武帝內朝中書，然不複有意于政事。非有求于當世，乃求表于後人。其《報任少卿書》，暢言之。管甯則能自表顯于文字著作之外。司馬遷亦已陷身于政界，不如管甯之蕭然事外，仍不失爲壹社會人物之易于自成其志，自完其身，不餓死而與伯夷相抗衡。然以周武聖朝，可以容首陽山下有伯夷叔齊。以曹操之壹世奸雄，亦可容其治下有如管甯之汲井而躬耕，敦聘而不赴。斯亦見中國政治，亦自有其不可及者。即此壹端，亦足爲例矣。
兩晉以下，先有五胡之亂，繼有南北朝之對峙。較之兩漢遠遜。然而群士興起，則視前亦無愧。姑舉壹人，曰陶潛。恥爲五鬥米折腰，賦《歸去來辭》，撫孤松以盤桓。其于當時之政事，可謂無所貢獻。然其詩，則脍炙人口，愈後愈普及，愈陳舊愈新鮮，曆千年而不衰益盛。幾于每壹中國讀書人，每壹士，無不誦其詩慕其爲人。在其前，有古詩三百首，有屈原《離騷》，然皆富有政治性。惟淵明詩，乃確然見其爲田員詩，爲山林詩，爲草野平民詩。然而其詩雖沈浸于社會之下層，亦終能影響及于政治之上層，殆可謂與詩、騷爲鼎足之三。在兩晉、南北朝時代，只陶淵明詩壹集，已可上繼三代兩漢，下視唐、宋、明、清，成爲中國文化史壹新頁，壹貫相承，而不待他求矣。則士之大用于世，如淵明，豈不亦其壹例乎。
下至唐太宗，其未登天子位，己先有十八學士壹士人集團。較之漢光武尤過之。然而玄武門之變，兄弟阋于牆，終爲太宗內心壹愧事。不幸其父乃唐代之開國皇帝，乃遭此宮牆之變。魏征初仕于太子建成，後仕于太宗，此亦不得與管仲之仕齊桓相比。魏征亦不能內心無愧。故其于太宗，過無不谏，谏無不盡。使魏征以此而死，亦可明其出仕，初不爲私人祿位，可以表白于天下後世而無憾。然而太宗之于魏征，亦知遇異常，優渥有加，亦以見其出而爲君，初無絲毫之私。壹部《貞觀政要》，乃得爲後世帝王常讀之教科書。而太宗與魏征兩人之相處，尤爲《政要》壹書中之主要節目。可見政治乃人群社會重要不可缺之壹大業務，而現實牽涉，則理想每受減損。故欲爲壹政治人物則甚不易。如伊尹之五就桀，五就湯，豈盡人可法。其放太甲于桐宮，果使太甲不知悔悟，則伊尹何以善其後？周公誅管叔，放蔡叔，大義滅親，亦豈兄弟相處之道。果使成王長，德不如人，周公又何以善其後？以伊尹周公之聖，尚有其難處。故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重道而輕仕，此亦涵有壹番甚深衡慮，豈率爾而出之壹言乎。此下中國政治業務，必求士爲之。而爲士者，則甯退不進，此諸葛亮之所謂“淡泊明志，甯靜致遠”。而中國政治亦常得保持壹次好之地位。其社會人生，乃終得蒸蒸日上。務使爲人更上于爲政，此誠中國傳統文化壹大特征。即于唐太宗之與魏征，亦可窺其微矣。倘必奉政治人物爲盡善盡美至高無上之人生標准，則此人生亦何多望。惟中國則爲人另有壹更高標准，更高境界。而政治人物，群向此境界而趨赴，亦得群向此標准而崇仰。此中國社會之有士，所以爲中國文化所特具之壹最有意義與價值之所在。
兩晉南北朝政權雖亂于上，而爲士者仍可隱于門第中。下及唐代，科學制興，門第漸衰。爲士者，乃群趨于應舉從政之壹途。就政治言，乃壹大進步。其余爲士而不從政者，乃轉趨于釋、道兩家，爲異端。而政治人物，亦多信奉釋、道。故唐代社會標准之士，未必多過于兩晉、南北朝。前古相傳政治上之崇高理想，反趨于黯淡。此實當爲壹大退步。中唐之時，乃有韓愈出，提倡古文。愈之言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韓愈乃可謂上承中國士之大傳統。幸有昌黎壹集，乃可上與晉、宋間之淵明集相比，而猶更勝之。然韓愈亦終未獲大用于上層之政府。其谏迎佛骨表，乃幾陷身死。如韓愈，論其大節，乃可謂唐代標准之壹士。即詩聖杜甫，亦當屈居其次。而同時唱爲古文如柳宗元，則更不能與韓愈相比。下及宋代，韓愈乃始見爲唐代特出之第壹人。此非深明中國文化大統之意義者不能知。亦豈不得意于政治，專以詩文見長，即得爲士之上乘乎？但專就文集壹部分言，則誠如是。倘擴就人生大道言，則韓愈爲人，或許尚有不如陶淵明處。此則猶當別加衡量，此篇恕不詳及。
惟其南北朝社會尚多士，故隋、唐繼之爲大盛世。惟其晚唐社會少士，故五代十國繼之，爲中國曆史上最慘淡最黑暗之壹時期。其時有壹馮道，群奉以爲士。曆事五朝八姓十壹君，自稱長樂老。非如馮道，亦無以自全于其世。然使人人如馮道，則壹世淪喪，同歸于盡，亦何得以壹私人之長樂而自安自慰。宋興，歐陽修爲《新五代史》，始于馮道有定論，而韓愈亦始受崇拜。于是中國傳統光明乃得再照耀，傳統文化乃得再發揚，而宋代乃更得稱爲壹社會多士之時代。
宋代多士，已盛于漢。而政府之重士，則更勝于漢。宋代之士于政治上得大用，莫如王安石與司馬光。然而新舊黨爭，北宋亦終陷于淪滅。王安石乃壹理想派，欲使其君爲唐虞三代之君。司馬光乃壹經驗派，僅求朝政得如漢、唐已足。然理想則必見之于現實。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爲東周乎。”今不知孔子當時果見用，其爲東周之具體設施又如何？而依傳統觀念言，則王安石乃經學派，故有《三經新義》之訂定。惟在漢代經學掌于博士官，舉朝以經學爲施政標准。而博士官則不親慘政務。今王安石以宰相身份，訂定經義，作爲學校教育與政府科舉取士之標准，則幾若道統下隸于政統，顯違于中國文化傳統之大義。司馬光乃史學派，著有《資治通鑒》。漢、唐亦有史官，記載曆朝實際行政，供後人作慘考。得失成敗，偏近功利，終須有經學道義以爲之歸。史學雖可鑒古知今，然經史分途，則史學抉不足奉爲政治之標准。故當時之新舊黨爭，結果終爲壹政治鬥爭。所爭在政權之得失，而不免有乖于道義之是非。于是乃有第三者起，則爲周濂溪。
濂溪乃當時壹縣令，而置身當時黨爭氣氛之外。著有《易通書》。根據經學，主張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伊尹志在天下。顔子之學，用則行，舍則藏。主要尤在藏之壹面。明道、伊川二程兄弟，少聞其教，雖亦出入于新舊兩黨間，終以退隱講學爲務。橫渠張載，亦與二程爲學侶。于是乃有理學之興起。理學家可稱爲乃中國文化傳統中之新士，大體退在野，不競在朝。尊道統，以做政統之領導。政事敗于上，而士風則正于下。北宋覆沒，南宋偏安，而理學之風則大盛。有朱熹出而集其成。朱子在當時政治上亦未見大用，然而著爲《論語》《孟子》集注，《大學》《中庸》章句，定爲《四書》。下及元代，乃奉爲政府科舉取士之標准。其功用實已代替了兩漢之五經，而更駕其上。直迄清代之末，此壹取士制度，曆七百年而不變。
三民儒家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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