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个忠厚朴实的人，却毅然决然地参与了我国核研究工作；他，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戈壁的风沙吹散了他的姓与名；他，一个满腔热血的人，为祖国隐姓埋名几十年。当岁月的车轮碾过那片戈壁时，他的脸上也留下了车辙；当戈壁风沙在天空狂舞时，那个不知道是谁的灰色身影与风沙融合在一起。他是党最忠心的儿子，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看到这里，不禁让人潸然泪下，熟知两弹一星历史的朋友们，想必十分熟悉这段话，这便是张爱萍将军悼邓稼先的词。
邓稼先，中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被国人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
在他心中国为重，家为轻；事业为重，名利为轻；邓稼先敢做无名英雄，一生扎根奉献西北戈壁滩28年。
28年后当邓稼先这三个字在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曾经帅气阳光的“娃娃博士”已经变成白发苍苍的老者，此时他已经离开自己的妻儿和这个家28年。28年的时间里，他的父母妻儿很少可以看到到，更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偶尔可以在家中看到他，他也只是匆匆在家待一会陪伴下家人，有时候可以在家中住宿一宿，然后又要匆匆而去。
28年后，他终于和他的妻子许鹿希女士相见了，但此时邓稼先已经是两鬓斑白的老人，本以为聚少离多28年，邓老终于可以和家人团聚了，但他们相见的地点是在医院里。此时的邓稼先已经查出了身患直肠癌，已经到了晚期，一心扑在工作中忙碌奋斗28年的邓稼先终于停下来了，他之所以愿意停下来还是被医院查出患有直肠癌晚期，被医院“强制”留下来接受住院治疗。
但此时已经为期已晚，尽管医院竭尽所能挽救这位“国宝科学家”的生命，在邓稼先被查出患有直肠癌后，一直到邓稼先逝世前，邓稼先先后接受了三次手术，但最终都未能挽救这位“国宝科学家的生命”。
在生命的最后尽头，他忍着巨大的病痛折磨，在病床上和于敏先生共同完成了一份关于中国未来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
在邓稼先去世的前不久，组织上为他配备了一辆个人专车，而邓稼先在家人的搀扶下，坐上这辆专车转了一小圈，他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给予他的待遇。
对于自己病情，在病床上的邓稼先是这样说的：“我知道这一天会到来的，只是没有想到会来的这样快”。
在临终前，邓稼先对妻子许鹿希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还会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邓稼先临终前留下的遗言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62岁。
这就是一位一生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给脚下土地的科学家。
那么，邓稼先是如何实现他默默无闻无私奉献28年的，他又是如何临终前才告知好友杨振宁，研制两弹的奖金是20元？
在北平认识生命中最重要的好友——杨振宁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
在邓稼先出生后不久，邓稼先全家就搬迁到北平，此时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是北平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授。
在这里，邓稼先结识他儿时乃至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玩伴——杨振宁。
由于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和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多年的至交好友，他们的祖籍都都是安徽，两家又都居住在清华园为邻居，儿时的邓稼先和杨振宁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读书后的邓稼先和杨振宁二人后来先后考入北平崇德中学。
怒撕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旗子，从此走向科学为国效力的道路
邓稼先的童年在时局动荡的北平度过，然而即使这样的日子也不是久远的。
1937年7月1日，日军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北平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守卫北平的中国军队奋起反抗，但最终北平还是陷落。日寇在占领北平后，强迫北平市民举行“游行”，“庆祝”日寇所谓的“胜利”。
面对这种屈辱，年仅13岁的邓稼先无法忍受日寇这种侮辱，当着众人的面将日寇侵略者的旗子撕扯的粉碎扔在地上，然后又重重地在地上踩上几脚。
此事发生后，当时北平已经成为沦陷区，到处布满日寇侵略者和汉奸走狗，邓稼先父亲的一位好友劝说邓稼先的父亲，还是选择赶紧离开此地吧，否则有可能遭遇日寇侵略者的报复。
在万般无奈之下，邓稼先的父亲不得不让邓稼先离开北平，由于此时邓稼先的父亲患有肺病，时常咳血不止，于是此时送邓稼先离开的任务交给了邓稼先的大姐。
自从日寇侵略者进入北平城后，罪恶滔天的日寇侵略者到处无处不在，此时北平城内的学校早已经失去了安静读书的机会，不久，清华大学和北大撤向南方，随同的还有众多清华和北大的教授乃至众多的朋友。
在邓稼先撤离北平前，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对邓稼先说了这样一番话： “稼先，你以后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学文，科学可以救国，对国家有用”；
邓稼先父亲的这番话深深地刻在了邓稼先的大脑中，让他永久不要忘怀，日寇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自己脚下这块生长的土地。此时民族仇亡国恨都涌上邓稼先的心头。
抗日战争胜利后，邓稼先顺利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毕业后的邓稼先在昆明参加了“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斗争。
后来，邓稼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平，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助教，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的联合会主席。
为了学习更多的知识和本领，邓稼先决定决定出国深造，1947年邓稼先通过了赴美研究生的考试。
1948年，邓稼先进入美国普顿大学攻读物理系；在美国普顿大学深造期间，邓稼先不畏艰辛，发奋图强的学习，时常经常废寝忘食的学习到深夜，在邓稼先刻苦的努力下，邓稼先的学习成绩很突出，结果他以不满两年的时间修满了在普顿大学的学分，并且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拿到了普渡大学博士学位，此时的邓稼先年仅26岁，由于邓稼先憨厚灿烂的笑容，得到一个“娃娃博士”称号。
在短短不满两年的时间内就成功拿到美国普渡大学的硕士学位，以当时邓稼先的条件，他完全可以在美国找到一份条件待遇优惠的工作可以继续从事他的事业，以当时美国先进雄厚的科研实验室，邓稼先日后极有可能成就一番事业，更可以名利双收。
但这位“娃娃博士”怎么可能忘记少年时期日寇铁蹄践踏自己母国家园的回忆，更不可能忘记当年其父的一番叮嘱。
功名利禄在邓稼先眼中如同浮云，在拿到学位的9天后，这位“娃娃博士”依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买了一张美国威尔逊总统号轮船票选择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
归来后的邓稼先，在招待会上有人问邓稼先带回来了什么？
邓稼先回答道：“一，带来了几双眼下咱们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自己的父亲，二、带回来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归国后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院从事原子核理论工作研究。
1953年，邓稼先和许鹿希结婚，结婚后他们度过了五年安静幸福的生活。
隐姓埋名戈壁滩28年
1958年秋，已经归国8年的邓稼先，终于等来了期待已久的心愿。
一天，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询问他是否愿意参与这项工作。
出于保密的需要，“大炮仗”的参与者都需要严格遵守保密，上不能告知父母，下不能告诉妻儿，而且只能做无名英雄，不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学术论文，更没有任何可以名誉，有的只有伴随戈壁滩的守候。邓稼先毫不犹豫的答应了。
这一天晚上邓稼先很晚才回到家中，邓稼先去世多年后，许鹿希回忆道：“这一天，邓稼先回到家中想必往常略显的很沉重，但什么也没提，只是简单告诉许鹿希自己要调动工作了，问他调动到哪里去？他说不能说，又问他做什么工作，邓稼先又说不能说，在问他那可以给我工作的地址吗？邓稼先又答到可能也不行。”
面对妻子许鹿希一连串的提问，邓稼先只是简单回答不能说，然后告诉妻子许鹿希，以后很少在能照顾家里和孩子了，家里一切就拜托许鹿希了。
也就是从这一天，这位获得“娃娃博士”的邓稼先从大众和身边好友的视野中消失了，“邓稼先”这三个字也从所有学术刊物上消失了，仿佛世间就从来没有这个人似的。从此，邓稼先和许鹿希这对年轻夫妇开始了长达28年聚少离多的日子。
当时对于研制原子弹这个东西，国内了解它的人十分稀少，很多人甚至都是第一次听说原子弹这个东西。
后来邓稼先和王淦昌教授、彭桓武教授一起投入筹建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始研究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的研究。
但是当时的我们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多年的战争使得经济遭到崩溃，急需要时间进行休养生息和恢复经济，当时温饱都尚未全面解决，更没有资金和条件来做原子核物理理论的研究。
为了尽快解决研究原子弹教学模型的大厅和试验场地，邓稼先带领一批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不分昼夜的在现场跳转拾瓦参与试验场地的建设，大家一起牟足精神奋战，累的时候之间互相加油呐喊，相互鼓励；就是在这种极为艰苦的条件下，邓稼先带领年轻的大学生们硬是在一片乱坟路修建出来一条宽阔的柏油路，原子弹教学模型也拔地而起。
原子核理论研究基地有了，而关于原子核相关资料也是十分匮乏，毕竟当时连了解原子弹的人才储备都十分贫乏，很多人可能都是第一次听说原子弹，更不要谈原子弹是什么东西？关于原子弹的资料了。
老话讲得好：“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没有资料，可以自己查找印刷学习，就这样邓稼先找来一批关于原子世界的资料和书籍，邓稼先带领年轻的科研团队开始刻苦学习理论。
1959年，苏联拒绝提供之前答应的原子弹数学模型和相关技术资料。后来，苏联又撤走了全部的专家，甚至连一张纸片都没有留下。甚至还讥讽道：“没有他们帮助，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面对苏联毁约，并没有吓到我们，反而更加激励我们自己独立制造我们自己的原子弹。
邓稼先带领年轻的科研队伍从零开始，一点点的日以继夜的探究原子弹内部的世界。
当时，欧美国家在这方面使用计算器和更先进的电脑进行演算，而邓稼先带领的科研团队，他们手中使用的是算盘和草稿纸，为了提高效率，早点摸清原子弹理论的内部世界，邓稼先他们采取“三班倒”方式，人停珠不停，日以继夜的演算原子弹的理论研究。
在演算原子弹理论的过程中，邓稼先他们遇到一个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和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不一样时，为了验证这个至关重要的数据，邓稼先带领科研团队经过反反复复的计算，其推算的草稿纸可以堆满一间屋，最终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科学严谨的方式推翻了苏联专家留下的原有结论。邓稼先这一演算数据的成功，从而解决了关系到我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数据。
在邓稼先带领科研团队不懈的努力下，终于确定了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主攻方向。
选对了原子弹的主攻方向，为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最终成功奠定了基础。
在研制原子弹最关键的时候也是当时最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候，当时很多人都面临吃不饱，尽管当时对于尖端领域科员人员的粮食有较高的保证，但是由于缺乏油水，很多科员人员又夜以继日拼命的工作，因此他们也经常饿着肚子。
此时邓稼先作为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领导，他尽管可以从他岳父那里可以得到一些省吃俭用下来的粮票，邓稼先用这些粮票会购买一些饼干等东西，然后分给大家，而他自己却不舍得吃一口。
尽管生活十分艰巨，但邓稼先领导的公关团队依旧热情高涨的日以继夜的加班奋战。
邓稼先作为原子弹理论研究的领导者，他不仅要待在科研院所里呕心沥血的工作，更时常深入西北戈壁滩试验场，无论寒冬还是酷暑，他都要深入试验场地，以便更好的了解试验第一手资料，而这样的生活，邓稼先在试验场度过了8年。
1964年10月16日，在邓稼先领导科研团队和无数默默无闻英雄努力下，在西北戈壁滩实验场所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原子弹成功爆炸，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
接着，邓稼先带领科研团队继续向氢弹进军，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努力，我国又成功爆炸了我国的第一颗氢弹。
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
在成功爆炸原子弹和氢弹后，邓稼先带领科研团队继续朝原子武器进军。
在邓稼先带领下，他们相继攻克了地下核武器试验、中子弹等核武器领域，他们用一代人做出了国外几代人贡献。
在一次地下核试验中，一个机器出现故障，当时有人主张把机器拉上来查看，但是这样做实在太危险了。得知情况后的邓稼先，不顾寒冷，亲自下井到下面，一直到解决了问题才上来。
在解决完问题后，大家一起开个庆祝会，邓稼先喝了一小杯酒就倒下了，原因在于连续疲劳工作，没有休息好，当医院人员给他量血压时，邓稼先的血压低到可怕，后来经过几个昼夜的抢救，邓稼先终于醒过来，而他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研究报告出来没有”。
此时他的心中只有工作，而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身体。
在一次空投氢弹试验中，由于降落伞没有打开，氢弹从飞机上下来直接砸在地上，索幸没有爆炸，但氢弹摔碎了。
后来派了100多个防化兵去寻找氢弹下落，但都没有找到，邓稼先自己亲自奔向核弹落下来区域，最终被他找到了，找到氢弹后的邓稼先为了确保氢弹是否安全，他亲手捧起摔碎的弹皮，这使他遭受了严重的核辐射。
在检查完毕后，一向从来不拍工作照的邓稼先在临走前，主动和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合拍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此时的邓稼先心理已经十分明白他的身体被这次核辐射带来的后果，只是没有让他想到的是这一天来的比他想象的更快。
不久后回工作汇报的邓稼先在医院被查出患有直肠癌，已经晚期了，此时他的身体已经不能再继续工作，必须在医院接受治疗。
这一刻，邓稼先终于和妻子许鹿希相聚了，这一天他的家人等了28年
10元的奖金，邓稼先告知挚友杨振宁获得20元奖金
1985年8月，邓稼先做了切除直肠癌的手术，1986年3月和5月，邓稼先又分别做了一次手术。
曾经有人这样问过邓稼先，“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邓稼先得到了多少奖金。”
对于这个问题，邓稼先总是笑而不答，一直到1985年6邓稼先病危前，此时回国的杨振宁到医院来看他，再次向他提起这件事，面对杨振宁的疑问，邓稼先终于做了回答，只见他伸出两根手指，说到：“人民币十元，原子弹十元，氢弹十元”。
面对邓稼先道出，杨振宁先生有些不信，杨振宁说：“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邓稼先回答到：“这是事实，不是玩笑。”
1985年国家颁布原子弹特等奖的奖金是10000元，从事原子弹研究人员很多，由于人多，就按照10元、5元和3元三个等级发下去，即使这样，单位还垫付十几万元。
后来多年以后，杨振宁在《邓稼先》中这样评价邓稼先：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诚真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病逝，享年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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