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南边的财富规模足够大、社会散沙化，组织化的反抗很难建立起来，所以它大致耗还能耗得下去。但是，此时另外一个变量就会插入进来：就是气候变化。一旦这个气候变化，或者暖期维持的时间足够长，那么就会导致人口繁衍过多;或者冰期突然到来，就会造成资源突然减少。或者暖期突然到来，或者冰期突然到来，都会导致北方大规模南下。对南边来说，他必须使劲儿抵挡，那么就要大规模征兵、大规模征税;此时，本来南方的老农也遭遇困境了，于是内外夹攻的情况下，他就崩掉了。崩掉之后，能够进来把这个秩序重整起来的，就是我们历史上看到的，从北魏开始，实际上都是从东北来的。为什么是从东北来的?为什么他能够重整起来这个秩序?要想把秩序重整起来，你需要有几点：第一，你需要足够强的军事能力，而在冷兵器时代最厉害的就是草原骑兵。但是，这个草原骑兵，假如不能有效克服你的继承危机的话，草原骑兵这种军事贵族的存在，将会使得你即使统治了，没多久你也玩完了。克服继承危机的关键是，你要能有效掌握中原的税赋;而稳定掌握中原税赋前提是，你得能理解儒家的治理方式;而你要能稳定控制中原的办法就是，你得能利用草原骑兵，懂得草原上的治理方式。纯中原人无法理解草原，纯草原人也无法理解中原，只有从东北来的这帮兄弟，他北边靠着的是内蒙古大草原，南边靠着辽东的农耕地区。在关外的时候，南北这两种治理模式他全懂，所以入关之后，他可以建立起一个二元帝国。这种二元帝国，在辽的时候，就“以汉制治汉人，以国制治契丹人”——就是长城以南，以中原的方式，儒家的方式来完成统治;长城以北就按契丹的传统游牧的方式来完成统治。在长城以北我的身份是大可汗，在长城以南我的身份是皇帝，中原皇帝。然后他用中原这边获取的庞大的财政，一把把所有的这些草原骑兵全都养起来，全都赎买起来，一下子把这个军事贵族给赎买掉了。赎买掉之后，此时他的继承逻辑就可以发生变化了。因为我不再需要“必须能够能征善战”了。在过去如果不能征善战，就彻底没饭吃;而今天我不能征善战，也可以有饭吃，我从中原获得这个“饭”，用中原的“饭”，把你给赎买掉，然后再用你们来控制中原。一个正常的循环逻辑就建立起来。一旦到了这种情况之下，“胡虏”就可以超过一百年了。大清干到二百六七十年，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继承危机，通过刚才我所说的多元帝国的方式彻底被克服了。
这里边也可以看到旗人的一些历史记忆。比如在《雍正王朝》里面演到的，八爷、九爷他们想要收拾雍正，然后要搞“八王议政”。这对于纯粹的中原的君主和大臣或者亲王而言，他们脑袋里根本不会有这根弦儿，什么“八王议政”?哪有这事儿?但是对于八爷、九爷他们而言，之所以想要搞“八王议政”，这事儿在草原在关外的时候，是很自然的。他们还在沈阳的时候，本来就让大汗一共就掌握两旗三旗，你跟我嘚瑟什么啊!所以，“八王议政”是他很强的一个历史记忆，一个传统，所以他们觉得可以这么搞一把。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雍正或者说他们入关之后，一把把这个军事贵族都赎买掉了。“八王议政”这事儿，尽管对雍正一步步构成威胁，但是很快就被拍死了。在这之后，整个继承逻辑就彻底地稳定下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史，它不是一个汉族中心主义的、汉族作为一个主体的一元实体，不断地扩张膨大到960万平方公里，不是这样一个历史。相反，中国的历史是整个东亚大陆的一个体系史，这个体系至少是以长城为界的南北两个体系。实际上，甚至更复杂的话，我们还可以以嘉峪关为界、以湟水谷地为界，划成高原地区、西域地区等等，可以划更多的地区。我在西北那篇文章中已经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这里不展开聊了。
整个是这样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把中国历史给还原成为东亚大陆的体系史，而这个所谓的体系史是东亚大陆基于自然生态所形成的N种特定的治理结构不断地互动，不断地PK，不断地博弈，不断地相互塑造，所有的player在一块儿寻找一种均衡关系。这个均衡，早期一般表现为外部均衡。汉或者唐，就是跟北边PK，打到一定程度，然后咱们开始贸易，贸易到一定程度，觉得不爽了，我们再打，最终找一个均衡点，始终是一个外部均衡。但是从辽开始，尝试着把这个外部均衡转换成内部均衡，辽的时候开始建立二元帝国了。到金的时候，把二元帝国这套治理技术基本上成型化。到大清的时候，准确地说在乾隆朝达到一个极致。乾隆朝把西域收了之后，达到极致，成为一个多元的帝国。可以说东亚大陆这个体系里边N多个player，这些player不断play的过程，是要达到一个从外部均衡逐渐过渡到内部均衡，最终形成一个体系。早期这个多元体系的政治表达形式表达为一种列国关系，比如汉-匈、唐-突等等这种列国关系，到最终表达为一个统一的、但是多元的帝国体系。所以中国历史是整个东亚大陆的一个体系史。
在这个体系史的视野之下，现在再进入对中原这个角度的处理。在处理这个部分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讨论魏晋南北朝史。魏晋南北朝我为什么关注?它从两个意义上来说非常之重要，一个意义是纯就中原而言。中原的历史本身经历过三个大的结构性变迁：最早是封建社会，就是在周代的时候。在封建社会之后进入到世族社会——世族社会比较集中的就是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段。事实上，世族在汉武帝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它的终结大致是在“安史之乱”。世族社会之后就是平民社会。“安史之乱”之后，到了宋代，平民社会基本成型。然后一直到到后来，到大清。
这三个结构性变化，封建社会、世族社会到平民社会，魏晋南北朝是中间的世族社会(或者叫“豪族门阀社会”)，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是从封建社会到平民社会的一个承前启后的载体。纯就中原而言，我认为它是一个重要点。另外一个重要点在于，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中原跟草原始终是在互构。这种互构，里边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原，最典型的是在东汉的时候——我们前面所说的纯粹的农耕儒家帝国会衰朽，官僚逐渐没法被皇帝控制了，于是这个帝国会衰朽——衰朽到一定程度之后，有可能中原帝国会彻底崩溃掉，东汉末年的崩溃相当狠。崩溃到相当程度之后，有可能开始对此前赖以维系这个帝国的ideology彻底放弃了，对它开始产生一种深刻的质疑。那么你要想重建秩序，此时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过去的ideology完全不认了，意识形态完全不认了，开始玩玄学等等这些东西了。那么，帝国要想重建，就遭遇到麻烦，遭遇到两个困境。任何一个秩序他要想成立的话，至少需要两点：一是激情。通过激情提供整个政治活动的动力因。二是理性。光有激情，只会带来破坏，激情本身必须导入某种建设的方向。那么，中国东汉魏晋之后崩溃了，崩溃了好几百年，再往后中国重建，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我们的激情从哪儿来?就从北族来;而我们新的理性是从西域来。北族提供了新的激情，西域提供了新的理性，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块儿，最终在中原构成了全新的一套玩法。这套玩法，后来才让我们感受到气象万千的大唐。
也就是说，要想理解大唐的话，就离不开对于魏晋南北朝的理解，尤其是离不开对北朝的理解。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也一直非常关注魏晋南北朝史。当然这儿可以插一句，为什么这个激情没有办法内在地生成，而只能从北方的草原民族过来?我对此的解释就是，在中原，假如你官僚帝国开始衰朽的话，对皇上、对官僚而言，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把民间的有可能跟他对抗的力量全都干掉。干掉的这个过程，相当程度上就是民间开始散沙化的过程。这种散沙化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还能够把自己有效组织起来又彻底敢玩命，他需要的是一种特定的贵族机制、贵族结构。那么谁还保留那样的一种贵族的结构?只有在北边。而北边为什么能保留贵族结构?那是草原特定的一种治理机制，因为皇上想赎买那帮哥们，但是他没钱，他不得不保留。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武勇、那种激情，只能从北边过来，从北边的草原过来。
我们可以从地理上看到一个特定的结构，就是从纯粹中原到草原的这样一个过渡地带，包括宣府、大同，从河北到山西、到鄂尔多斯的整个这一带。作为从农耕到草原的一个过渡地带，这一带的人必须得通两边，两边都能够打交道。即使跟北边是用战争的方式来打交道，他也还得通北边。那么，两边都通的情况下，就会带来一个结果，类似于我前面所说的东北的那种效果。所以在南北朝的时候，以及在更晚些，我们可以看到每逢中原天下大乱的时候，要想把秩序重整起来，最重要的秩序生长点在于这种过渡带，从“农”到“草”的过渡地带。当然这儿我再插一句，在冷兵器时代这种新秩序生长点，都在从“农”到“草”的过渡地带;但是到了热兵器时代之后，新秩序的生长点变了，变成从“农”到“海”的过渡地带了，也就是从上海到两广，包括汉口，所有这些有租界的地方。这个地方构成新的过渡地带，“海”这边提供新的资本、新的idea，“农”这边提供人力资源，提供很多资源，从而用某种方式得以完成重构。这是后话了，这个且不说。
还是再回到魏晋南北朝，就是我说的从两个意义上非常重视它。一个意义是他作为封建、世族到平民的这个中介性;再一个就是，在中原崩溃掉之后，北族能够提供一种新的秩序创生能力。从这两个意义上，我非常重视魏晋南北朝。
未完待续
■来源：世界文明的阅读与行走 作者：施展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