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以苏州为中心的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吴门名家各有所擅，多以行草书称胜，能并蓄前贤之长，或娟美清雅，或朴拙疏简，不一而足。及至晚明书坛，董其昌远追晋唐名家，行笔运墨能得古法之美，而形成疏秀平淡、风华自足的艺术特征。
然而，部分书家并不满足于其时妍美流变的书风，而是思考如何求新、求变，欲以雄强奇崛的气势与纵横开阖的笔墨，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于是，以怪为美、追求视觉效果的风潮蔓延开来，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璐等为其代表。
黄道周 行书诗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王铎书法的个性化极强，笔墨浓重，线条恣肆，结体险峻，在明末清初的书坛可谓标新立异。
彭而述《拟山园选集·序》载：“四十年来，荐绅士大夫罘罳绮疏，无先生一字，则以为其人鄙不足道。”由此可见，是否庋藏王铎的书迹已然成为彼时衡量为人清雅与否的一个标准。或许，此言有夸张的成分，但王铎书法深得时人赞誉与喜爱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王铎生活的年代去今不过四百馀年，存世的书法作品颇多，就内容而言可以大致分作临古与诗文应酬两类。从临古的作品中，能够见到他求法先贤的刻苦精神和汲取古人笔法、体势优长的态度。从诗文应酬的作品中，能够见到他勇于突破藩篱、自领风标的艺术面目。
对于王铎临古，龚鼎孳曾评云“文安公书法妙天下，真得晋人三昧”。这道出了王铎书法的一个源头——求源晋人。
王铎临古的主要对象是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旁及王筠、郗愔等书家。在晋人之外，王铎取法古人的范围有限，其小楷源自曹魏的钟繇，大楷宗学唐代颜真卿、柳公权，行书最重宋代米芾。
王铎《草书临王羲之帖》轴 故宫博物院藏
年幼的王铎临习书法，由王羲之入手，他在跋《集王圣教序》中提到“余年十五钻精学之”。在56岁时，他为宋拓《圣教序》写下一段题跋：“每遇烦惫一披瞩，辄有清气拂人，似游海外奇山，风恬浪定，天光水像，空荡无岸。此中消息，如文如诗。口之晓泠，不可单也。即强形容，佗人未必喻。故曰：可为知者道”，能够见到他对王羲之书法的酷爱程度。
限于家境寒苦，王铎习书没有对临名家墨迹的优渥条件，所以临写前人书法是从刻本开始的，《圣教序》即为其一，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淳化阁帖》中王羲之父子及晋人法书。
王铎临古重在晋人，既是外部环境使然，也是他对于书法创作的认识与选择使然。他在58岁总结学书的体会时言及“予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动曰：某学米，某学蔡。又溯而上之曰：某虞、某柳、某欧。予此道将五十年，辄强项不肯屈服。古人字画诗文，咸有萭彟，匪深造博文，难言之矣。”
王连起先生在论述王铎学古以羲献为宗之际指出，在体味晋人法度严谨之外，王铎对其时书体自古草向今草、隶书向楷书的转化，笔法与行气章法的空前丰富与创新意识更为重视，其“认准羲献，就是认准了书法艺术发展的正确方向。……晋唐以后，王铎只学米芾一人，也是因为米书有纵肆奇险、笔势凌厉、锋开八面而沉着痛快的雄强之风。”
不难感受到，王铎临古是要借古开今，以塑造自己的艺术风格、成就个人的书法艺术。
谈到王铎临古以外的墨迹，楷书殊少，行草最为常见。
其楷书宗学颜真卿、柳公权为多。颜书雄秀端庄，结字方中见圆，用笔浑厚强劲，大气磅礴。柳书则骨力劲健，结体严紧，点画瘦硬，以遒劲爽利见胜。颜柳之书并美于世，堪为百代楷模。
王铎楷书结字欹侧生姿，行笔沉着稳健，兼得“颜筋柳骨”之长，隐有两人的笔墨韵味，然而亦有略显僵硬板滞、局促难安的些微遗憾。
王铎《行楷书王维诗》卷行书自题 故宫博物院藏
行草书是王铎的长项，从羲献父子学到的推陈出新、从颜真卿处得来的雄强豪壮、从米芾处获取的酣畅恣肆，在数十年临池习字之间，反复锤炼，日益精进。
黄道周谈及老友王铎的书法时言道：“行草近推王觉斯。觉斯方盛年，看其五十自化”，傅山也曾评论王书：“王铎四十年前字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能大家”，这为我们审视王铎书法提供了一个角度。
任何书家都会经历不断成熟的阶段，王铎同样不可避免循序渐进的过程。
早年的书作中，更多地展示出王铎于二王书迹刻本与《阁帖》里寻觅到的精妙笔法，体现了他对艺术形式的准确把握与对艺术规律的深刻理解。
王铎《草书临郗愔帖》轴 故宫博物院藏
中年时期，他的创作源泉多是源自米芾的书法。对于米书，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王铎在跋《吴江舟中诗》时给予了高度评价——“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深得《兰亭》法，不规规摹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跋《告梦帖》之际同样不吝夸赞之语——“（米芾书启）洒落自得，解脱二王，庄周梦中，不知孰是真蝶，玩之令人醉心如此”。在此可见王铎审美取向的调整，更表明了其在这一时期艺术实践的切入点与着力点。
从王铎存世的崇祯末年书作之中，总能见到米书的影子，无论笔法的跳宕起伏还是结字的欹侧生姿皆然。王铎在深入理解米书特点之后，加以取舍演绎而成的别样风姿，正是其才气过人的完美展现。
王铎《行书送友诗》轴 故宫博物院藏
入仕满清的九年之间，王铎无意政事，沉心文艺，书法则信笔挥写，落墨成趣，虽无以往的纵逸奇险，但在平和内敛一道多有所得，所谓“纵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不尽”，确是此时的写照。
王铎《行书思台州诗》轴 故宫博物院藏
总之，在明末社会审美趣味的变化与鼎革之际乱世时风的条件下，王铎对于书法艺术的潜心研究与坚持实践，使之最终成就不凡，获誉殊多，颇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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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发于《紫禁城》杂志2016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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