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三月己亥，十一日】
这一天，为守城的士兵发了半年的粮饷，“每人共黄钱五十文，怨声填耳”。
明军的兵饷比较复杂。概括一下《明史·食货志》中的说法，早期的洪武年间，士兵的月粮是马兵每月两石米，步兵每月一石米，称之为“月粮”。
到了永乐年间，开始把一部分月粮折算成现金，各地的比例不一样，有的地方是八分给米，二分给现金。后来加以统一，有家眷的士兵，每月六斗米，无家眷的士兵，每月四斗五升米，其余部分以现金支付。
月粮之外，还有月盐，一般是有家眷的士兵，每月二斤盐，无家眷的一斤。有的地方是给实物盐，有的地方是给现金。这种类似补贴的东西，名目不太一样，比如称为盐米银、盐菜银等等，名目繁多。
另外，士兵还有所谓的“主兵”、“募兵”和“客兵”的分别，待遇也不一样。而且将官们克扣士兵军饷的现象比较严重。
三月十一日发下来的五十文铜钱，应该是月粮中的现金部分。除此之外，每个士兵还会得到部分粮食和盐。此时北京城中不缺粮，物资供应也正常，所以粮、盐部分应该不会拖欠。
不管怎么说，一个士兵半年的兵饷只拿到五十文铜钱，确实少得可怜。这种要命的时候，崇祯皇帝肯定不会对将士们吝惜银子，但他真的没有钱了。
五十文铜钱也透露出来另一个信息，就是当时整个社会通货紧缩相当严重，物价很低。
《甲申传信录》和《明季北略》记载，崇祯皇帝在这一天又发出一份罪己诏。
不过，同一份诏书，《明史纪事本末》中认为发布的时间是在二月中旬，当时李自成刚刚攻陷太原，在山西境内所向披靡，剑锋直指北京。
在这一份诏书当中，崇祯皇帝回顾登基十七年来的经历，自己一直怀揣着复兴国家的志向，“宵旦兢兢，罔敢怠荒”。可惜，勤恳努力、兢兢业业的结果，却是各地灾荒不断，流贼四起，如草原烈火一般四处蔓延，陕西、河南和江汉等地连年兵灾，赤野千里。
崇祯皇帝对此深深自责，“罪非朕躬，谁任其责！”，崇祯皇帝承认自己负有责任，具体说来，他认为自己的责任在这几个方面：
使民罹锋镝、蹈水火、血流成壑、骸积成丘者，皆朕之过也。
使民输刍挽粟，居送行赍，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者，又朕之过也。
使民室如悬磬，田卒污莱，望烟火而无门，号冷风而绝命者，又朕之过也。
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荐至，师旅所处，疫疠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者，又朕之过也。
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抚驭失道，诚感未孚。
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自己的过错，导致战乱害民，赋税无度，百姓被搜刮到赤贫的境地，加之天灾不断，疫病流行，最后是用人不当，文官不法，武将骄懦。
所以崇祯皇帝痛下决心，要有所变革。他又许诺，不论文武臣民、草泽豪杰，只要能恢复一郡一邑，功劳如同开疆辟土，他一定会封以世袭之职。贼营中的将士如果能率领部众前来归降，可以赦罪立功。任何人如果能擒斩贼首，一定会得到封侯之赏。
最后崇祯皇帝号召天下臣民，忠君爱国，雪耻除凶。
崇祯皇帝对当前的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反省深刻，但冰冻三尺，民心早已经丧失净尽。而且诏书中所列举的种种措施是否能够施行都令人怀疑，更不要提它们的效果了。
细细品味诏书中的语气，处处强调的是“朕之过”，而三月初六的罪己诏中却一直说“朕之罪”，语气明显更重。所以这份诏书发布的时间应该早于三月初六，《明史纪事本末》记录的时间更可信一些。
但是《再生记略》的记载从侧面证明了《明季北略》的时间没有错，三月十一日这一天，北京各处确实张贴出来一份皇帝的罪己诏。诏书被刻版印刷，盖上御玺，在城内各处张贴。当然，也可能还有第三份罪己诏。
不论这份诏书是在二月发出还是三月发出，都无法挽救当时的败局和危局了。到处张贴的罪己诏只是一份毫无作用的宣传文字。
城变三十天（之十一），于左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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