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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称爸爸为爸爸?从《知否》的皇帝父亲称呼兼论濮议和大礼议

重播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以下简称《知否》)正好播到关于新皇帝赵宗全生身父亲称呼的问题引发了朝堂上针锋相对的争论,以皇帝本人、韩章为首的一派主张称皇帝的父亲为皇考,以太后、齐衡等官员为代表的一派坚持主张称皇帝的父亲为皇伯,两方政治势力博弈正酣,煞是激烈。一般认为,《知否》的时代背景是北宋,那么这个事件的原型自然就是宋英宗在位期间的『濮议』。

这个事件的原型自然就是宋英宗在位期间的『濮议』。

顾廷烨和齐衡在这个问题上各自站队,各执一词。

电视剧情节做了适当的简化,支持称皇考的是皇帝、韩章韩相公、顾廷烨顾侯爷,反对是太后、齐衡为首的礼部官员,在真实历史上,情况复杂很多,这里我们也简化一些,欧阳修与韩琦为代表的宰执诸臣支持宋英宗追尊自己的本生父母濮安懿王赵允让夫妇,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司马光、贾黯、程颐等则坚持英宗应该称宋仁宗为皇考、称濮王为皇伯。

宋代的士大夫格调很高,所以濮议虽然争执非常激烈,但还算是君子之争,最后濮议是以曹太后(慈圣光献皇后)用亲笔签署的诏书同意尊英宗的生父为皇考使得事情尘埃落定。

《知否》中太后耍心眼称自己是酒醉错签诏书,历史上也有传闻说曹太后的诏书乃是太后酒后误签。

曹太后诏书的内容是这样的:

吾闻群臣议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见施行。吾再阅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并称后。

此外还有一份英宗的手诏:

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书如前。朕方承大统,惧德不胜。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且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俾王子孙主奉祠事。皇太后谅兹诚恳,即赐允从。

也就是说,有两份诏书,一份是曹太后的,一份是宋英宗的,曹太后的诏书说皇帝应当称濮王濮王妃为亲,尊濮王为皇、濮王妃为后,而英宗的诏书则同意称亲,但坚辞皇、后的尊称。

其实,这两份诏书据说都出自欧阳修手笔,那么太后先从宽给与一个较高的待遇,皇帝再拒绝其中僭越分寸的内容,双方各退一步,是很高明的政治平衡,形成了母慈子孝的状态。

双方各退一步,是很高明的政治平衡,形成了母慈子孝的状态。

更有意味的是,用太后诏书来决定结果,其实是说明此举出自皇家『私恩』,即使有不合礼法或公论的地方,也算是一种权且变通的做法,这其实也算是支持称皇考一方的韩琦、欧阳修比较内敛低调节制的做派,说白了,就是主要求得事件在实际层面的解决,而不是顺风使尽帆自以为自己一方真理在握怎么都对。

《知否》电视剧中支持太后的齐衡被革职,历史上的台谏官也是如此。

濮议之后,虽然反对称皇考的台谏诸臣都被贬谪,御史台可谓为之一空,但无疑相当平静和缓,在宋代,根本不可能发生明代的廷杖乃至廷杖致死、下诏狱,这既是因为宋代本身没有这样的恶劣制度,也是因为濮议中英宗与韩琦、欧阳修等宰执比较节制,因而过程既不伤筋动骨,结果也勉强能够接受,而随着次年英宗驾崩,事实上也就不了了之了。

大礼议相比濮议来说要激烈得多。大礼议的起因是明武宗朱厚照既没有嫡子也没有庶子,武宗驾崩之后,皇位空悬,首辅杨廷和根据祖训兄终弟及的原则,议立武宗的堂弟也就是明孝宗侄子继位,就是嘉靖帝。

嘉靖帝朱厚熜是兴献王朱祐杬之次子,明孝宗的侄子,明武宗的堂弟。

嘉靖帝打算加尊亲生父母亲以『皇』,杨廷和反对,建议可按照推尊尊亲属之礼称呼为伯父伯母,然而嘉靖帝认为自己既然已经登基为帝,生父自然可以尊称为帝,君臣又起争执,嘉靖下令议礼,这就展开了有名的『大礼议』,大礼议延续了4年有余,嘉靖帝坚持称帝号立祢庙,不同意群臣中主流意见,甚至在大怒之下廷杖诸臣,引起轩然大波。在争执了10余年后,嘉靖帝不但尊生父为兴献帝,还把生父的牌位移入太庙,按照礼法,生前为帝,死后才能入太庙,兴献王并非皇帝却入了太庙,实际上等于另立帝统,所以很多人认为嘉靖帝的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篡统』。

杨廷和实际上就是参考濮议中范纯仁、司马光、程颐等人特别是程颐的观点,这个观点后来又被朱熹发扬光大,主要就是说皇帝若执意推尊本生父母,只是私孝,不合天理,杨廷和就是凭借这个理论反对嘉靖推尊本生父母。

但是,就皇统或尊尊而言,嘉靖把未曾为帝的生父供奉进太庙,确实是篡统,但是对于亲亲而言,程朱理学坚持的振振有词的为人后者必须绝其本生的天理观念当然也是违背人性人情,用大白话说就是,称爸爸为爸爸难道还错了?

单从是非来看,张璁、桂萼等人的看法是对的:宋英宗是预先立为太子,养在宫中,然后才在养父皇帝去世之后才继位的,所以给别人当儿子是应该的,但是嘉靖帝完全不是这样,他不是预立为嗣,而是根据祖训『伦序当立』,以『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的身份入继大统的,所以单从法理上,嘉靖帝不是明孝宗的儿子,他还是他亲生父亲兴献王的儿子,不需要过继给别人为儿子——说到底,这是杨廷和在当初让嘉靖帝继位的诏书中所犯的技术性错误,但是木已成舟,也没什么好多说了。

嘉靖帝得寸进尺,最后将父亲抬入太庙。

然而,虽然嘉靖帝的观点有正确的一面,但是大礼议的后续步骤是嘉靖帝在确定兴献王为本生皇考的同时确立他为皇帝,之后又加睿宗的庙号,最后奉睿宗于太庙,更超越武宗而配享于明堂。

从大礼议的角度,能否称呼爸爸为爸爸固然是一个问题,又或许本不是问题,但反对者多少也是见微知著,知道一旦从某个底线退让嘉靖帝就会得寸进尺,最终使得孝宗和武宗在政治上的地位都出现问题,这是破坏宗法礼法和政治平衡的大关节。

按照嘉靖帝的操作,明孝宗这一支等于绝嗣了,张皇后也变成了所谓伯母,晚景凄凉。

因而,在清代,研究儒家礼法者提出了不同的观念,比如清朝经学家毛奇龄就提出了两个概念:『继统』跟『继嗣』,做皇帝叫『继统』,做皇帝的儿子叫『继嗣』,根据濮议和大礼议可知宋明儒家的主流观念是『继统必先继嗣』,也就是说做皇帝一定得先成为皇帝的儿子,但是清儒在这个观念上做出了突破,最终的结论是:『为人后』是一种独立的身份,所以为人后也就是继嗣者不必然是子辈,孙辈亦可,而继统和做儿子是完全可以区分开的。

奕譞次子载湉过继给咸丰帝为嗣子,是为光绪帝。

奕譞五子载沣的长子溥仪过继给同治帝为嗣子,兼祧光绪帝,是为宣统帝

光绪帝、宣统帝都是『为人后』,因此根据乾隆帝《御制濮议辩》中规定的祖宗家法和清儒的研究成果,清廷最终确定如下原则:

称所生曰皇帝本生父,殁则称本生考,立庙于其邸第,为不祧之庙,祀以天子之礼,……则尊亲之谊交尽而于公义私恩两无遗憾。

应该说,这是一个兼顾礼法情理和各方利益的好办法,问题到了这个时候,王朝都要覆灭了,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的意义已经变得微乎其微。

宣统帝继位后,老醇王奕譞被称为皇帝本生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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