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长河浩瀚多彩，长达500多年的春秋战国更是一个风起云涌，英才辈出的时期。中国最早的商业学家、经济学家，同时也是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被誉为一代商圣的范蠡，就是这个时期的一颗璀璨明珠——作为集儒、道、兵、商各家思想之大成者，范蠡是春秋时代一位“思通道化，策谋奇妙”传人。他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史记》称其“三徙成名于天下也”，后人多以其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而誉之，尤其是其独具一格的经济谋略，使他被后人称誉为中华儒商之圣，堪称治国之良臣、兵家之奇才、商界之圣人。
《礼记·大学》有言：“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这种把财产与道德对立起来的说法显然有悖于正常人性。孔子重视“谋道”、“忧道”，但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主张“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范蠡在处理财产与道德这组关系时，显然是认同孔子的说法的。
史载：“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从越国净身出户，范蠡的第一桶金靠的是“耕于海畔，苦身戮力”得来。勤劳得来的财富，当然不会与道德相冲突。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认为：“不论何处，不论何时，国家的福利同人民的智力、道德与勤奋总是成正比例的，财富就随着这些因素而增进或减退”。范蠡“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靠的正是自己的“智力、道德与勤奋”。《左传》有言：“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范蠡以曾经的高官的身份“苦身戮力”从事耕种，为后世从商之人树立了勤劳致富的榜样。
与范蠡的勤劳致富不同，儒商子贡（前520——前456）的发达靠的是“亿”，即猜测行情，贱买贵卖。《论语·先进篇》记载，“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说，孔子说：回（颜回）呀，学问（修养）差不多了，可是常常穷困。赐（子贡，）呀，不接受命运的安排，去经商做生意，猜测行情，却常常猜中。子贡的贱买贵卖自然有利于“货畅其流”，范蠡后来的商业生涯也是这样度过的。但在第一桶金的取得的手段上，作为儒商的子贡显然少了点道德的亮色。这或许跟法家切于事儒家阔于事有关吧。
有了第一桶金，范蠡“怀其重宝”，来到陶邑，除继续“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做起了贱买贵卖的贸易生意。结果，“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
范蠡从事的这种贸易活动，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是这样评说的：“没有现在物品的人，总会出任何代价来获得它们。穷人要自己来生产它们是为环境所不许的；他所能从事的唯一种类的生产是能立即产生效益的生产，而这种生产不仅是不合算的，而且在近代经济条件下几乎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必须向那些具有现在物品的人购买它们，不是用借贷的形式，而是更普通地用出卖自己的劳动的形式。……在这个现在物品的市物上，大多数不得不购买它们的买主们和少数卖主们相对立着，而这个关系显然很有利于卖主而不利于买主”。
时贱而买，时贵而卖。范蠡认为，'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卖，虽贱已贵。'强调商人要善于捕捉商机，把握时机，不失时机地买进卖出。商业的利润源于买卖的差价。一旦发现买卖的时机一到，则要'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当机立断。
范蠡对待“现有物品”的策略，就是在其价低时大量买进，等到价钱升高时，则尽数抛售。也就是“夏则资皮、冬则资縘、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夏季购入皮货，冬季购入丝绸，旱天购进船舶，天涝时购进车辆，等待物资供应紧张，好高价卖出。
当然，不论做“卖主”，还是做“买主”，范蠡都得遵守交换原则。因为“任何交换如果不是对双方有利，是不会实现的。卖主认为卖有利，买主认为买有利；前者认为可以从自己收入的钱中得到比自己所付出的货物更多的好处；后者则认为从他所买的物品中可以获得比自己保留钱所得到的好处更大”。
知地取胜，择地生财。 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可见地形对作战之重要，为将者不可不察也。经商如作战，商场如战常经商者如指挥千军万马之将帅，智慧的将帅往往会占据有利的地形，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范蠡做贸易生意所在的陶邑，它是齐国的经济、交通的中心，也是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一大商业都会。陶邑的东北是商业发达的卫国，正东是齐国和鲁国，向西则是魏国和韩国。齐国是春秋末期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农畜产品以及鱼盐、陶瓷都是让那时西边的国家垂涎的“现有物品”。陶邑北面的赵国则盛产鱼、盐、枣、栗，而南面的邹国和鲁国，是桑麻产业发达的国家。陶邑的道路四通八达，与各国经商以及往来联系都非常方便。范蠡利用南北各地之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差异，待时而动，转运，将西方商品卖到东方，将北方产品倒运南方，“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是顺利实现的商战成果。
范蠡原本是“楚宛三户人”，三户在今天的河南淅川县西北。年少时“佯狂倜傥负俗”，与文种结交后，一起来到越国，辅助勾践，官拜上将军。他在处理政治事务时，特别强调“守时”的重要性。何谓“守时”？“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用今天通行的言语方式来表述，“守时”就是要看清形势，依据形势的发展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千万不可“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天时不作而先为人客，人事不起而创为之始”。他主张“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可凭个人臆断处理事务。这种低调的处世原则，不仅使其顺利地完成了政治使命，并且在政坛及时抽身，泛舟五湖，成就了一则商业神话。
范蠡“浮海出齐”，在齐国“致产数十万”后，“齐人闻其贤，以为相”。对此际遇，他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一旦出现“未盈而溢，未盛而骄，不劳而矜其功”的局面，范蠡低调行事的处世原则就起作用了，他“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这是他商业活动中的一次“泛舟五湖”，其意义不亚于政治漩涡里的全身而退。
范蠡“尽散其财”的举动，和他“苦身戮力，……致产数十万”的行动构成散与聚的前后对照，表明范蠡拥有过人的智慧和对财富的正确认识。印度先贤有过这样的诗句：“保存财富的方法就是把得到的财富来施放，正像水池子里满了水就要向外浸流一样”。英国前贤说的更明白：“财富并非属于它的所有者，而是属于它的享用者”，“财富从辛苦中得来，在忧虑中保持，在悲伤中失去”。范蠡不希望“在忧虑中保持”，更不希望“在悲伤中失去”，所以他选择了“尽散其财”。这样做，不仅帮助了“知友乡党”，有点类似今天的慈善捐助，而且避免了自家“不祥”的命运。
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认为：“一个人愈富裕，财富对他所起的作用就愈少。不仅一系列相同商品的效用，一单位不及一单位，就是没有形式上限制的财富的效用，也是这样。把一块一块的钱，而不是外衣，给与一个人，最后一块钱的效用，也要比以前每一块小。最初的几块钱能替他解决衣、食、住的需要，最后一块钱则几乎对他毫无用处了”。这其中的玄机，范蠡比克拉克提前几千年就悟到了。
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反至五湖，范蠡辞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复入越国矣。’王曰：‘不谷疑子之所谓者何也？’对曰：‘臣闻之，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臣所以不死者，为此事也。今事已济矣，蠡请从会稽之罚’”。范蠡离开越国，“浮海出齐”的官方理由就是为了践行“会稽之罚”。什么是“会稽之罚”？李定生先生认为就是“指君辱臣死，越王会稽之辱，范蠡请未死之罪”。作为勾践的大臣，不能免除勾践蒙受会稽之辱，范蠡认为自己当初就该自杀。现在虽说辅佐勾践一洗前耻，灭了吴国，自己也当践行承诺，不能去享受荣华富贵。于是，他不顾勾践的威胁，“君行制，臣行意”，硬是“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
政治生涯中的诚实守信，范蠡把它用于商业活动中。他在齐国“耕于海畔”时，与家人齐心协力，“父子治产”，取得成功；移居陶邑后，他看中此地的地理位置，“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约要”意为“规定共同遵守的条件”。范蠡的商业活动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如何取信于家人？如何取信于顾客？“规定共同遵守的条件”体现了商业契约精神，这和范蠡的践行承诺的政治操守是一致的。
反之，经常性的商业活动也会强化范蠡的这种遵守约要，践行承诺的优秀品质。约翰·穆勒给商业下的定义是：“商贾之业，国人交际之事也”。因此，他的英国同胞亚当·斯密这样举例：“一个比方说经常每天和人签订二十个合同的人，绝对不能从欺骗附近的人而得到大好处。他的奸诈面目一旦被人看出，失败便无可避免。但只偶然互相打交道的人们，就常常会想行巧施诈以牟利。因为如果行使诡计一次侥幸成功，所得到的利益可能大大超过因此所遭受的名誉上的损失”。为此，他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旦商业在一个国家里兴盛起来，它便带来了重诺言守时间的习惯。在未开化的国家里，根本不存在这种道德”。范蠡数次搬家，财产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他的从商之道固然高明，从商之德更值得后人学习。
范蠡去世后，人们评说赞美的也多为他的从政之德和从商之德。李白在《杂曲歌辞·悲歌》中写道：“范子何曾爱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高度肯定范蠡纯净无滓的人格与激流勇退的政治智慧。宋朝政治家吕本中、明朝学者王世贞都用“悠悠千载五湖心”、“安用区区相印为”来步武李白，表达自己对范蠡的钦慕之情。明朝人王鏊舟用“陶朱事业”一词来概括范蠡的生平和功业，清朝人徐公修则用两句诗来解释“陶朱事业”：“居陶业振工牟利，霸越功高早退休”，涵盖了范蠡一生从商、从政两个方面的主要成就，全面而公允。
当然也有例外。宋人郑清之有首《睡起戏笔》的诗，是这样评价范蠡的生平和功业的：范蠡功成便五湖，鸱夷未了复陶朱。争如终老严陵钓，千古清名一事无。在郑清之看来，范蠡从政又从商，远没有东汉名士严子陵来得清高。“居陶业振工牟利”，这在受传统儒家轻视工商业思想束缚的知识分子那里遭到贬斥的功业，恰是“陶朱事业”里最能给后人以启迪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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