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一方面给本土的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养分，另一方面，随着佛教传播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逃禅”。这种现象使得一批以正统自居的士大夫们感受到了危机，例如韩愈就曾专门写文章来批判佛教。
但要消除这种危机，光批判是没有用的。就好像一个厨子总说另外一个厨子做的饭不好吃，到底好不好吃，那些吃了的人自然就知道，如果真是好手艺，你光批判也没什么大用，大家照样吃。
客观来说，当时佛学有完整的思想体系，并且不回避生死问题，对于大家都关心的生死问题有详细的理论。而儒家就显得比较单薄，很多问题虽然先贤也说了，但缺乏严密的体系。有一次程颢参加一个聚会，回来后感慨不已、很是沮丧。因为参加聚会的人大多谈禅，而不是聊儒门的东西。程颢内心不悦，他认为，这样下去可不行！
宋朝的禅学很兴盛，估计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有程颢的这种经历。只不过有的人觉得很正常，有的人却非常担忧，怕儒学逐渐没落。担忧的那一批人必然会采取行动，他们意识到：必须建立起儒家完整的思想体系，才能让儒家立住脚，这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使命。
《定性书》在儒家的历史上，多多少少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所以这篇文章虽然只有短短五百来字，却在儒门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篇文章。
有一次大儒张载向程颢提出一个问题，原话是这样的：
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何如？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还做不到“不动心”，没事的时候可能还好，一遇到事情就不行了，心就乱了。我应该如何才能做到时时刻刻不动心呢？
可能程颢也或多或少的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觉得张载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于是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应，后来的人给这篇文章起了个名字叫《定性书》。有人说，《定性书》是程颢“自胸中泻出”，如有个人在后面逼着他，是一气呵成的。不过很多人觉得也正是因为这样，《定性书》没个下手处。
下面我们看看这篇文章到底讲了什么。为了让文章别太长，这里就不单独翻译了，文言基础不好的人可以重点看解释。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己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
这一段也是《定性书》的核心，说明了“性”是周遍一切的，动与静、内与外，本来是一不是二。如果刻意的分为两部分，那么就会有内外、人我之分。这种认识一产生，有人为了得到他以为的“定”，会刻意的排斥外境，这种内外二分的定，不是真正的定。
如果我们的心被万物牵着走，就以为性被外物带跑了，那么这个时候，在里面的又是什么呢？这句道理说的非常好，后来明朝大儒王阳明在讲“心无内外”的道理时，特别引用了程颢的原话，并且认为在“心无内外”这件事上，程颢的这句话说得最为痛快。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易》曰：“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苟规规于外诱之除，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顾其端无穷，不可得而除也。
这一段讲的其实就是“以无御有”。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能无心，才能无所不容，物来则应、物去不留。刻意的排除外境，外境是无穷无尽的，怎么除得了？
智者除心不除境，愚人除境不除心，一个人若想彻底得定或者见性，就必须意识到心与境本是一体的，无境不显心，无心不显境。所以真有智慧的人，会意识到普天之下就一个人，也就是大我。我也是我，别人也是我，能有这种心量，不定而定，无时无刻不在定中。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孟氏亦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
这一段讲一个“无私”，人没有智慧、不能入道，根本还在于有私心，有私心则用智，私而用智，心就不能无为而用、自然而应物。如果我们排斥外物，就像一面镜子想照物，但又无物可照，这本身是自相矛盾的。
人心与道心的区别就一个私字，所以程颢在这里直接了当的提了出来。如果不能克己，不能向道心过渡，学再多的道理也没用，仍然是私心自用。有私心就会为物欲所累，出不来智慧；无私心，无为而应物，就不会为物所伤。
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则圣人岂不应于物哉？乌得以从外者为非，而更求在内者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视圣人喜怒之正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唯怒为甚。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于道亦思过半矣。
这一段讲一个“怒”字，常人的怒是以我为中心，私心自用。这个“怒”字是入道的大碍，所以程颢特别提出来。但要注意的是，怒并不一定就是那种很夸张的勃然大怒，有的怒是不形于色的。
这个地方很重要，我们上班或者生活中，经常是一副苦瓜脸，为什么？表面上看好像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其实内心不知道已经怒过多少回了，只要不合私心，就会隐隐发怒，怒则动气，经常这样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微笑了，经常是眉头紧锁。
真正能定性的人，喜怒不系于心，而是系于物。什么叫“物”？邵雍说的好：“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也就是说一个人要定性，必须跳出自我的牢笼，把自我与万物平等对待，我也是物，物也是物，心与物，内与外已经没有区别，物之当怒则怒、当喜则喜。
《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就是这个意思。无事则定，有事则感，感而遂通，无心而应万物。但一般我们做不到，所以程颢特别强调在怒的时候，“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也就是说怒的时候突然一念回光返照，用理智观其是非，如果经常这样，就会不惧外境。
《定性书》流行于世后，褒贬不一，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篇文章窃取了禅学的思想。例如任继愈先生在其《中国的文化与文人》一书中，就认为《定性书》借用了禅学的东西；南怀瑾先生也认为这篇文章吸取了佛家的精华，他在《原本大学微言》一书中说：
如从宋儒的传道讲学，高谈“心性微言”的造诣来说，最为扼要简洁，足与佛道两家媲美的，莫过于程明道的《定性书》，实亦“言中有物”，并非都是托空妄语。可是他的内容实质，又都是汲取了佛道两家的精华，融会于心而著述其“理”，批驳一般人所认为的“修定”而求“明心见性”，或妄求达到“清静无为”之道的误解。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批评程颢窃取禅学的人是不懂程颢，辜负了程颢的一片苦心。究竟如何，可能永远也没有答案。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重要，门户之见大可不必，真的好东西，都是大道本然，又何必强分彼此？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争议，就是这篇文章说的到底是如何做功夫，还是功夫到家之后的检验呢？也就是说此文讨论的可能是如何检验一个人功夫有没有到家，而不是讨论的怎样用功。这个争论在儒学的历史上非常重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查阅资料，本文就不再详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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