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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曹丕说句公道话





魏文帝曹丕,字子桓,是曹操的次子。他是名义上的第一任魏国皇帝,上文我们说了,事实上,魏国的开国之主是曹操。曹丕庙号文皇帝,从这个庙号可以推断出,曹丕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文治,他是以“文”而留名于史册。


在曹丕之前,汉朝的第五位皇帝刘恒的谥号也是“文”,即历史上著名的汉文帝。但曹丕与刘恒虽同谥为“文”,含义却略有不同。刘恒的“文”主要指他在位时的文治,而曹丕的“文”除了文治的意义外,还有,他本身具有浓厚的文人情调。


曹丕在中国帝王史上,是个容易被忽略的人物。就政治才能而言,曹丕至多算是守成之主;在治国功业上,他不仅难以与其功业显赫的父亲曹操比肩;甚至与他的儿子,魏明帝曹睿相比,似也略输一筹;在文学方面,曹丕更是常被人忽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有一位伟大的父亲还有一个天才的弟弟。




曹丕与曹操、曹植父子三人,在文学史是并称“三曹”。但在历史的星空中,曹丕的光采往往被父亲与兄弟耀眼的光芒所遮盖。在文学史上,对曹丕的评价也不甚高,一般教科书多重点论述的是其父曹操诗歌“气韵沉雄、慷慨悲凉”与其弟曹植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而对曹丕的诗歌则大多一笔带过。


实话说,这两位确实是有才。南宋著名学者熬陶孙擅长评诗,他的观点很受后人推许。他评价曹操的诗歌风格是“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郁”;评价曹植的诗歌“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独对曹丕的诗歌没有评价。事实上,曹丕是曹操诸子中最具有文人气质的一位。


曹丕具有多方面的文学特长,除了诗歌,他还擅长写抒情散文与文学理论文章。在文才方面,他虽然不如其弟曹植的出口成章、才如泉涌,但却是思虑深沉、长于分析,他是属于那种内秀、温和型的文人。


曹操共有二十五个儿子,曹丕是次子。长子曹昂在大战宛城时,把自己的快马让给了父亲曹操,自己在后面掩护,被乱箭射死。这样,曹丕便成了长兄。但长兄并不意味着就顺理成章地立为太子,曹丕身下还有三个一母同胞的兄弟:曹彰、曹植与曹熊,这三兄弟都是正室卞夫人所生,都有被立为太子的资格,后来流传甚广的曹丕与曹植争立太子一事,确有其事,但民间传说的“七步诗”则是于史无凭。




“七步诗”成就了曹子建的千古美名,也给曹子桓留下了千古骂名,对曹丕在文学史上的声誉与地位也不无影响。曹丕做了皇帝,而曹植怀才不遇,出于同情弱者的心态,人们往往褒曹植抑曹丕。


南朝的著名学者刘勰很为曹丕抱不平,替他说了不少公道话。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才略》一篇中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面减才,思王以势窘而益价,未为笃论也。”


刘勰说曹丕的才华好似流动着清澄的水波,清绮平静,过去人们贬低他,认为比曹植差得很远;但曹植靠着思路敏捷,才情杰出,把诗写的很华美,显得超出了别人;而曹丕是一个有反省,有节制的人,他的诗中感染力量的传达是缓慢的,所以不能够以此论高下。


刘勰此论,带有为曹丕“平反”正名的意思,表现了刘勰作为一位独具胆识与慧眼的学者能够校正世俗偏颇而“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知音》)过人的功力。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也为曹丕的文学史地位鸣不平,他说:“曹子建之于子桓,有仙凡之隔,而人称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论大抵如此”。接着说:“实在是子桓天才俊发,非子建所能压倒耶?可知从建安至于清代,普罗大众论皆‘人称子建,不知子桓’”。


王夫之的这段议论也是很有识见,但缺少进一步的分析,有情绪化贴标签之嫌。相比王夫之,同样是明人的钟惺的分析就比较细腻,点评也比较客观。他说:“文帝诗便婉娈细秀,有公子气,有文士气。不及老瞒远矣。然其风雅蕴藉,又非六朝人主所及。


钟惺认为曹丕的诗歌成就“不及老瞒远矣”,这就有点个人主观色彩。曹操诗风悲壮慷慨,曹丕诗风便婉娈细秀,这只是美学风格的与审美情趣的不同,而没有高低上下之分。惊涛拍岸的长江大河是美,风平浪静的小桥流水也是美,春花灿烂是美,秋叶静美也是美!人生是丰富多彩的,美是千姿百态的!


还是清人沈德潜对曹丕诗歌的评价比较公允,他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沈德潜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曹丕的诗婉约柔美,具有打动人心,感染人情的魅力,一个“情”字命中了曹丕诗的内核。曹丕为人多愁善感,感情极为丰富,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敏锐感受,并非只在文字上进行雕琢,而是凭借着个人精微细致的感受去创作,这点文人气质最浓厚。


说曹丕有文人气,不仅是指他性格及诗歌风格,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以一个帝王之尊,对文学的事业非常看重,甚至非常推崇。他在自己的文学理论文章《典论.论文》一文中说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在曹丕看来“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徳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这样,就把文章提到了治国平天下的高度上了,这在他的父亲与弟弟看来都不是不可思议的。




当曹孟德念叨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为统一中原而殚精竭虑的时候;当曹子建一天到晚憧憬着“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向往着“建金石之功,流永世之业的时候;曹子桓则致力“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


在曹孟德高唱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时候;在曹子建思考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时候;曹子桓则萧瑟着“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所谓“魏文帝诗如西子捧心,俯首不言”,大抵不是虚妄的评价。读曹操、曹植的诗篇更多的是令人仰慕与倾佩, 而读曹丕的诗则更多的是动情与动心,因为他诗篇里流露出的细腻的感伤,更具有人性中最普遍的感受,也更能令人产生共鸣。


在曹操父子三人中,只有曹丕把文学当作了终生追求的事业。曹操不说了,他的主要身份是政治家,工作任务是统一天下,写诗论文只是他偶尔消遣的副业;而曹植虽然文采出众,却也并不认同文人身份。曹植对文学的看法与西汉文学家扬雄一样,都把文学视为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耻于以文人身份立世。他追求的是咤叱风云的英雄事业,这点与他们的父亲曹操理想是一致的。


曹操最初的理想是以军功立业,以得到“征西将军曹侯”为人生奋斗目标(《让县自明本志录》。他现存的诗文中,无一语提及立言不朽、靠写文章扬名后世的话;曹植的志向则较乃父高远了:“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与杨德祖书》)。



而曹丕作一代为帝王,其权力不能再大,其富贵不能再过,但他却清心寡欲,仍孜孜追求通过文章著述达至不朽,甚至觉得,如果未能完成文章之事而忽然死去,就是“志士之大痛”。曹丕甚至还把文学提高到了治国平天下的高度上,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曹丕是当时的文坛真正领袖、邺下文人集团的实际领导人。虽说邺下文人集团是在曹操一手扶持下形成,但真正的繁荣还是在曹丕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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