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岔河口永乐桥上最高处可达120米的“天津之眼”，一度曾是鸟瞰海河全貌的最佳观测点。很快，这个位置就要被位于解放桥以西、海河南岸的“津塔”第70层观光大厅取代。大厅的高度为310米，是天津市区内放眼远眺的制高点。同样，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站在市区内任何开阔地，几乎都能看到这座高达336.9米摩天楼。朝着大楼的方向走，最终便能找到天津人最熟悉的海河。
海河，是华北地区流入渤海诸河的总称，全长1090公里。上游由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五大河流及300多条支流组成海河水系，所谓河海通津，九河下梢，它们在三岔河口融汇成一条河流，经过市区，蜿蜒73公里，到大沽口入渤海湾。清末民初的天津城，无论老城厢、河北新区、还是租界地，都是依托着海河两岸而建，演变至今，慢慢形成了“线性”的城市布局。
天津作家龙一在《借枪》中勾勒出海河当年在天津市内的蜿蜒走向：“天津是座倚河而建的城市，海河自西北向东南穿过市区，但这条河并不直行，而是在市区里弯了一个肥胖的'肚子’。这个'肚子’从上游往下，过了金汤桥不久便开始向西南凸起，流经日租界时便到达了'肚子’的顶端，然后划出一个弧形收缩到下腹部，恰好流至法租界。而这一带河岸的对面是意大利租界。”
1860年天津开埠，英国人曾用3年时间对海河进行翔实的测绘，完成了一幅从三岔河口穿越近百公里流入渤海的海河全景图。图纸上的海河九曲十八弯，沿岸周围的村庄、盐坨、码头、船坞、大沽炮台标注清晰，一派生机盎然。
“与上海和广州一样，天津口岸也有着非常良好的水陆交通。”这是当年海关税务司对天津港口的评价。1867年发布的《天津新海关章程》将天津航运停泊区划为上、下两域，“一域为大沽口，一域为天津紫竹林。”和鸦片一起通过海路、沿海河进到天津的，当然还有毛制品、化妆品、纸张、糖、玻璃、火柴、燃油、五金等等洋货，这些物品让天津这座城市更早地接触到了西方的现代文明。
1914年3月初，38岁的法国神甫桑志华乘火车跨欧亚大陆经西伯利亚抵达天津。随后开始对黄河与白河（即潮白河和海河）流域进行考察探险和采集发掘。他在天津英租界马场道南侧盖起了一座三层楼房，并给这座大楼起名为MuseeHong HepaiHo，即“黄河白河博物馆”，中文名叫做“北疆博物院”。民国年间，北疆博物院的陈列厅于每周三、六、日正式开放，当时的天津市民可以在这里看到桑志华从海河流域两岸搜集而来的地质学、古生物学、史前史考古学、人种学、植物学、动物学、人类学的各种标本——比如披毛犀、象、鹿等大型动物化石骨架和大型鱼类、兽类标本，以及民间的民族艺术品、服装、发冠、盔甲、刀剑、妇女小脚鞋等。如今北疆博物院已成为天津自然博物馆的一部分，它也是对海河流域自然生态和人文历史的集中展示。
海河哺育了天津这座城市，但同时也曾水患不绝。从明清两代直至民国，这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狂怒的时候，它常常决堤泛滥，各支流冲积改道，在支流间形成大小不等的洼地。天津史上有“七十二沽”，又有“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一说，这个“沽”，就是海河冲击泛滥之后，留下的比湖泊小又比水塘大的水面。
据史书记载，1368年到1948年，580年间，海河流域共发生严重水灾387次，严重旱灾401次，天津卫被淹70多次。1939年，白洋淀东堤决口，洪水自海河汇成一片冲进市区，日、英、法等租界全部被淹，老城里、南开、南市等地都被泡在水里，南市一带水深处竟达二三米。天津很多老年人仍对此有深刻记忆——那场洪水冲毁了津浦铁路，涌入天津市区，导致天津被淹两个月，街道行船，工厂停工，受难民众达65万。至今天津一些老街道临街的房子外墙上，还能依稀可辨当年那次洪水过后，市政部门留下的水位标志线。
1963年11月17日，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根治”二字，足见他的信心与决心。万千河工奋战在海河流域各大工地，至1979年，大规模根治海河的工程基本完成，海河流域上游地区续建、扩建、新建起截洪作用的大中型水库30余座；海河中下游地区开挖子牙新河、滏阳新河、永定新河和漳卫新河等53条骨干河道，同时修筑防洪堤3260公里，至此，海河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从老城厢到河北新区的中国式繁华】
北运河、南运河与海河的汇合地——三岔河口，是海河在天津市区的起点，又是天津机械铸造业和城市商业的发祥地。
1860年天津开埠，直隶交河县人秦玉清带领子侄在三条石开设了第一家铸铁作坊——秦记铁铺。之后三条石的机械铸造业迅速成长，到抗战前，三条石地区已有300家工厂和手工作坊，分厂、分号遍及全国十几个省市，产品远销到南洋。现存距海河一公里远的“福聚兴机器厂”旧址，是华北地区唯一保留完整的旧工厂遗址，当年以生产各类农具和水车为主，销往华北城乡，产量、质量均居于同行前列。
以百年老街估衣街为中心，三岔河口一带的海河南岸的商业消费形态也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估衣街沟通老城厢和海河码头，是天津建城后第一个繁华区。到20世纪初，距估衣街不远又建起了一座“北海楼”。这座大楼是天井式格局，环场四周、楼上楼上都是门脸儿店堂，每层楼建有近两米宽的走廊环绕。一楼大厅中布满货摊，商贩们在这里卖红绢花、布娃娃、布老虎、木制刀枪宝剑、纸制的各种鬼脸面具、铜制的小锣小钹，鱼皮小鼓、拨浪鼓、铁制小嗽叭、玻璃灯、宫灯、纱灯等等玩意儿。北海楼里面共有200多家摊位和门脸儿，百货之外，还吸引了画像、照像、镶牙、算命等不同行业的从业人员来此做生意，每天顾客熙熙攘攘，摩肩接踵。
“北洋水师”成立后，李鸿章在三岔河口附近相对较为荒凉的海河北岸（今金钢花园一带）修建了“海防公所”，用来作为北洋海军的高级军官们业余时间的娱乐场所。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并于1902年将原驻保定的总督衙门移驻天津，把海防公所改为直隶总督衙门。随后，他又下令在老龙头火车站以北4公里处修建新车站。
袁世凯将新车站和直隶总督衙门之间的区域进行了全新规划——从新车站修通了一条直达海河北岸，命名为大经路，这也就是后来的中山路。大经路一带形成了介于外国租界地和老城厢之间的“河北新区”，几十条道路组成泾渭分明、整齐划一的道路网，是中国最早的城市规划街区。随后，袁世凯又将原来海河上的“窑洼木浮桥”改建成钢架桥，起名为金钢桥。从北站到金钢桥再到天津老城区，沟通了一条连接海河南北两两岸的交通干道，带动了海河北岸的城市化进程。
大经路初建时，幽静整洁，路中央植有松树林带。红学家周汝昌年轻时曾在大经路北端的觉民中学读书，他在一段回忆文字中描述了大经路当年的街道风物：“大经路从海河金钢桥的南端，一直往北延伸，而且笔直，而且宽阔平坦，走在这里，总觉得胸怀开拓，步子迈得舒展而健快。这条街，不但中央车道宽阔，两侧人行道也是舒展的，两旁商店、街道，都是小门脸儿，那是宋、辽、金、元时代商店的典型建筑。书店，则是我最常光顾的去处。”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直隶总督署相继改成了督军府、督办府、直隶（河北）省政府、天津特别市政府等。1925年前后军阀混战，这里遭遇大火，后来进行重建，主建筑外形改为更加宏伟的宫殿式建筑，又在后花园新建了西洋式的二层小楼。民国时，南面临海河处建起了围墙，墙上“天下为公”四个遒劲的大字，迎接着海河上繁忙的货船。
由三岔河口向东，哥特风格的望海楼教堂，不仅是海河岸边百年来最重要的地标建筑，同时，处于的租界地与中国地交界位置的这座教堂，更是中国人与洋人各种观念冲突碰撞的鉴证。望海楼教堂在l870年6月反洋教斗争时被百姓烧毁，l897年重建，l900年义和团运动，教堂第二次被焚毁。现存建筑是1903年再次重建、1976年地震后又加以修复的。
【租界时代海河两岸的西洋景】
以三岔河口为起点向东的中国界区，和以万国桥（今解放桥）为起点向西的各国租界地，被一条海河沟通相连川流不息，目睹了百年来天津这座城市的历史风云，也将这一切带入了大海。
100多年前，天津城外多是荒地，雨季来的时候，荒地变成了泽国。1860年12月17日，天津第一个租界——英租界开辟，初期仅是海河西岸紫竹林村一带的一块荒地。租界当局与海河工程局签订协议实行吹淤垫地，英国皇家工兵队上尉戈登设计了界内的道路、街区、河坝以及地区分段，把租界内的土地划分成地块供私人开发，再由英国政府出售租约。到1902年，沿海河两岸，建在湿地上的九国租界总面积达到了23350.5亩，相当于当时天津旧城区的7.9倍。
1863年，英国传教士殷森德在海河边建造了一所旅馆。20年多后，这座建筑扩建成4层平坡顶楼房，取名为利顺德饭店，是当时海河边最高的建筑。如今，这里是天津历史最悠久的饭店，孙中山、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十一世班禅大师、梅兰芳等名人都曾在此下榻。利顺德面朝海河，背靠解放北路，20世纪30年代，这条路名为中街，以位居中国第二的庞大资金流量闻名于世，有人形容：“从中街流向国外的黄金和白银可以铺满整条街。”不同时代的解放北路金融街，记录了不同时代的中国历史。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和其他经济中心城市纷纷取缔证券市场，唯有天津不仅建立了新的证券交易所，而且保留了三年多之久。
当年海河的重要功能是航运，为便于行船，当时海河上的桥梁大都是开启式的铁桥，英国在紫竹林租界内修筑码头5处，全长1090英尺，法租界也修建了90英尺码头，这些码头多为片石和厚木板所筑，部分为木栈桥结构。
仅以德租界举例，晚清及北洋时期，中国在军事上模仿德国，武器从德国进口，机械、电器、五金、药品、化肥等等洋货大量通过天津海关进入中国，所以也给德国洋行在天津的发展创造了机会。德国商人曾在天津前后开设了36家洋行，并且在海河下游小刘庄附近建造了“亨宝码头”，开设轮船公司，自备大型客货轮，开辟了从德国驶往天津及天津与大连、烟台、青岛间的航线。西门子洋行的电气设备，德孚洋行的颜料及化工产品，以及德国产的照相机、望远镜、胶卷、电影放映机、阿司匹林等等都是从这条航线进入天津，也渐渐为天津人所熟知。
1911年天津最早的一家民办直东轮船公司创建，在法租界海河沿设码头。1937年，以紫竹林为中心的码头总长9000余米，在沿岸成立的轮船公司较大的有大阪公司、日本邮船公司、沪津轮船公司、近海船业、直东船业、北方船业等。到天津解放初期，海河两岸先后建有几百座码头，解放桥以下两岸40余个企业共建有码头150余座，岸线总长1.2万余米，并建有多座库栈。至50年代末期，尚有不少3000吨以下海轮泊靠。60年代以后，河道淤塞，建桥颇多，海轮不能进入内河，码头不再使用。
沿海河由东向西，与英租界接壤的是法租界，法租界与意租界和奥租界隔海河遥遥相望，从法租界再向西是日租界。海河两岸是天津租界中最繁华的地带，在宏大的建筑群背后，布满了洋行公司、旅馆饭店、戏院商场，以及市井百姓的居所。
租界时代的海河两岸是一个花花世界。
德国俱乐部、英国俱乐部、法国俱乐部、意大利回力球场共同构成了当时外国人在天津的娱乐生活。每年12月，当最后一艘船驶离天津港，港口进入封冻期，一直到翌年2月底3月初第一艘船到达，这一段时间，租界里的侨民无所事事，便在俱乐部内办午后茶会、音乐会或者戏剧演出，领事、海关税务司、洋行老板和职员以及他们的家属都会来参加。各国俱乐部内一般都设有西餐厅、酒吧、小剧场、舞厅、台球厅、地球厅等，其中意大利回力球场的西餐厅主厨是清一色的意大利人，所用食材全部进口，甚至包括整条的鲜沙门鱼。每逢星期六或圣诞节，这里都需要预先订座。有当年品尝过回力球场西餐的老人回忆，跟上海的国际饭店一样，天津回力球场的西餐品质在当时远东也属顶级。
各国冒险家把天津旧租界当成了乐园，许多人从天津白手起家，变成百万富翁荣归故里。同样，这里也生活着许多普普通通的老外，他们的日常生活安逸而闲适：早晨起床，边吃早餐边打开收音机听最新的报道，出门后买一份《时报》或者《京津泰晤士报》，然后乘四轮马轿车或人力车去洋行上班。处理完手头的事务，他会留意一下赛马会的讯息，或打电话与朋友约定周末的网球赛，也许还要看看电影院将有什么新片上映……
1918年生于天津，并一直在天津生活到18岁的爱尔兰人布莱恩·鲍尔，在一本名为《湿地上的天堂》的书中描述了记忆中海河岸边天津租界的生活。“在花圃干活儿的花匠，有时会挖出贝壳和鹅卵石，这些肯定是古老海滨的遗留物。我经常在想，要是海浪还像过去那样奔腾咆哮着一直冲向这里该多好啊，一想到大海已经远去，再也不会回来，我就感到无限悲伤。”
漫步海河岸边，可以发现梁启超、严复、李叔同、曹禺等文化大家在这里留下的故居和生活记忆。
从1880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邀请26岁的福建人严复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46岁的严复携家眷出走上海，严复在天津生活了20年之久。在天津，他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引入中国；创办《国闻报》，对维新运动和变法新政给予了充分报道。严复在海河边、今古文化街一带的大狮子胡同生活了16年之久，尽管胡同和房子都已不复存在，但如今又能在古文化街内看到树立的严复塑像和《天演论》纪念碑。
饮冰室是梁启超在天津海河北岸意租界民族路上的故居书斋，一座浅灰色的两层洋楼。自1919年至1929年，晚年的梁启超告别官场，除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讲学以及有限的文化活动外，大部分时间都在饮冰室内面对着海河的流水波声著书立说。他“待客谦恭热情，每逢寒暑假'饮冰室’又变成补习学馆，有很多清华、南开的学生到这儿寻求知识”。1918年11月，胡适借来南开大学演讲之际，与梁启超在饮冰室有了第一次正式会面。
弘一法师李叔19岁之前一直住在位于海河岸边粮店后街的旧居中。那是一座典型的清代建筑，沿街而建，坐西朝东，共有60个房间，呈田字形格局排列。大门是“虎座”门楼，门楣上有精细的镂刻砖雕百兽图，墙壁磨砖对缝，迎面有刻砖照壁，门楼左侧是一个厅房。上世纪50年代以后，粮店后街李叔同故居的院子里陆续住进了40多户人家。后来，不少居民在空地上搭建了小厨房，院子里的空间越来越少，人越住越杂，最多时竟挤下了60多户。2003年，李叔同故居修复方案终于确定。在施工过程中，建设者将原故居拆下有100多年历史的青砖、青瓦用于重建，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百年老宅原有的气质。
曹禺在天津的故居位于意大利风情街民主道上。这是一座两层小楼，门前有一个别致的小花园。1910年，曹禺在这里出生。1986年，女儿万方陪曹禺到天津重游故地。那时这座小楼里还住着许多人家，万方回忆说，父亲顾不得跟楼里的住户打招呼，便激动地推门而入，仿若走进是记忆之门……如今，这里被改建为曹禺纪念馆。
13岁，曹禺考入南开中学，但又因身体原因休学两年。15岁时他重返校园，并加入了当时已闻名国内的“南开新剧团”。曹禺第一次参加排演的戏，是洪深根据英国剧作家王尔德的四幕喜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译的《少奶奶的扇子》。此后，他陆续出演了易卜生的戏剧《国民公敌》、《娜拉》，以及南开新剧团自己创作的新剧《新村正》。1928年6月，曹禺结束了中学时代的生活，保送进入南开大学政治系。当时南开大学所在的八里台还是郊外，一派荒芜冷清，学校连围墙也没有。曹禺迷上了长跑。他回忆说：“我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有这样一个阶段，大概是春天，我练习马拉松，从南大出发，经过法国桥，沿海河朝着塘沽方向跑，到一个俄国公园再折回来，约摸有几十里路。”一年后，他终于离开天津，去了清华大学读书。
1934年9月，大学毕业后，曹禺应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外文系主任杨善荃的邀请，到该校担任外国文学教授，有时也教点法文课。平时曹禺就住在师院职工宿舍里，与他同住的还有李霁野。李霁野、黄佐临、曹禺，还有《大公报》的文艺编辑，常常在聚在一起，讨论文艺话题。《日出》便是创作于这段时间。
【普通市民的海河生活记忆】
曾几何时，天津人喝着咸中带苦的海河水长大，他们似乎习惯了这种苦涩，从不埋怨这条哺育他们的河流，反而永远怀有柔情、充满眷恋。生于60年代末的天津诗人徐江提及自己的童年记忆：“我很小的时候，最主要的乐趣有几个：让妈妈带着，走海河上的那些浮桥和铁桥，去劝业场楼上的影院看新闻电影，穿过解放北路的远东华尔街旧址、去老天津图书馆的楼前看鲁迅或别的什么人的塑像，在和平路新华书店磨着大人去买一本连环画……”
徐江写过一首关于海河的诗，标题就叫《河》，不完全记录于此：每隔上个一年半载/总会/有那么几个瞬间/让我想起凯悦饭店后面的/那段海河以及/它沿岸的景观/在那条西侧的/狭窄马路边上/凯悦显得有些高/总有阴影在四季控制着/路面/不远的利顺德大饭店好一点/稍微为柏油让出几块灿烂的光斑/有过不多的几次/我曾到那里的沿河公园/读书写信/等候附近几家影院的/电影开场/看星星对着河面的波光/为已逝的青春往事默语祷告/我也到过河的另一端/东侧的沿河公园比饭店那一侧的更显宁静荒芜/高楼 在雨中的河水里晃动/秽物前赴后继 朝东站方向漂去/青灰色的云和水/为我打开/故乡平素未有之画卷……
80年代也同样是海河最值得被纪念的时段——几经改造和变迁，旧日风景早已远去，海河南岸当年租界内的公寓别墅建筑日渐残破，街巷里弄间见缝插针私搭乱盖，形成了一片拥挤狭窄的平房胡同区。因创造出兔斯基表情而红遍互联网的王卯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她回忆自己童年时代：“我家以前住的地方已经拆掉了，东站对面，天津地图的正中间吧。那一片儿都是平房胡同，连下水道也没有，上厕所都要跑去海河边的公共厕所。”
借用一个俗套的句式——每个天津人都有一条记忆中的海河。80年代的夏天，总能看到一群人围在金刚桥的人行道上，手扶栏杆，伸颈眺望。几个穿着三角裤的男人站在铁桥的桥膀子上，逐个的，有次序有节奏的，在人群的欢呼下从5米以上的高度直直跃入水中。每跳一个，人群里便一阵“好”声四起。这种跳跃的技术难度几乎为零，被称作“冰棍”。这是记忆中海河岸边最常见的场景。
海河是个天然的游乐场，天津人爱游泳，也爱滑冰。冬天，海河上有一种独创的玩法：滑冰坡穿雪堆。上冻的季节，找一个平缓的河堤，反反复复地浇水，直到变成一个光滑的冰坡，或蹲或坐或站在上面稍微一用力，人就会飞一般冲下去。准备工作做好了，等到一场大雪来临，赶紧在海河冰面上堆起几个大雪人，雪人要连成一条直线，一直到河对岸。然后在雪人肚子上掏出大小不一的洞。游戏开始，孩子们轮流从冰坡上滑下来穿过雪洞，看谁滑得最远。穿过雪洞少的是输家，负责重新堆雪人。要是有人穿过所有的雪洞滑到对岸，这一冬天他都会是众人焦点。
海河仍有鱼，非专业渔民把一张大网从桥栏杆上放下去，许久后再把网拉上来，求得鱼虾的收获。每当起网时，都会有路人驻足观望。随着网一点点出水，悬念一点点增强，直到最后一刻，才会发现网里什么都没有。渔民把网又放下去，海河边最美的画面就在此时出现——傍晚时分，大网起来，拢住了夕阳的同时，一只渔舟从桥洞中驶过。
建筑的变化承载了城市生活的所有细节。80年代骑自行车经过张自忠路，沿岸大树的高度便轻易遮住了后面的风景，而今海河岸边的高楼大厦远远就进入了视线。而很多天津人仍会常常想起过去绿荫碧水的海河带状公园，怀念当年河边的栏杆和长椅，那是每一对天津恋人谈恋爱都去过的地方。海河过去流了很多年，未来还会流很多年，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