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加个案的方法,从模型的一端来看,并不意味着只是从经验(特别是仅就手头研究材料)出发提出研究假说,然后继续用已有数据或资料来加以检验。从个案的一端来看,也并不意味着看到事实“失于否证”假说,便可得出结论以及关于这一结论的全然的自信。
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都经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理论模型,而且还会面临建构某种理论模型的要求。如何看待和理解理论模型,如何突破与建构理论模型,如何把握并警惕不同理论模型之间的差异(比如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理论模型之间的差异),成为社会科学学习和思维创新的重要基础,亟须理论工作者反思。本文尝试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展开一点反思,提供一种“理论模型观”,以抛砖引玉。
模型要件包括“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
社会科学的研究设计通常需要提供因变量(待解释项)、自变量(解释项)、控制变量的操作化处理,以及将这些经过操作化处理的变量联系起来的基础性逻辑机制。
考虑到从描述迈入解释再到政策建议有不少的距离需要跨越,一个面对现实的研究确立的理论模型还势必受到“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的制约;这些制约性条件可能是研究者在确立研究对象或假说,或对研究假说进行操作化时不经意间带入的。
所以,实证研究中“理论模型”应包括五要件:因变量、自变量、控制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以及“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模型尽管有自己的特色,但其构成要件与此一致。
值得指出的是,研究者利用大样本数据通过统计分析进行理论模型建构的实证研究时,无论因变量还是自变量,乃至于控制变量,其所指向的都是某种现象或某种属性的“结构性差异”。而这种“结构性差异”许多时候按照研究者的设定不可避免地会在一个群体中存在,否则其在此类研究中就难以被当作因变量而成为解释的对象。于是,某些重要的因变量会被放弃,某些不重要(或已不再重要)的因变量则可能大受欢迎。这样的研究如果成为唯一标准,会强化路径依赖,极大地窒息理论模型的发展。
好理论兼顾预测检验法与要件现实性
根据理论模型构成要件现实性的不同要求,会衍生出不同的关于理论的主张和模型观。弗里德曼和科斯就从这个角度表达过对有关理论的不同看法。
弗里德曼显然受物理学中牛顿力学的理论取向影响,倾向于强调理论的抽象性和较大范围内的适用性,其相对价格理论便有此特征。他注意到经济理论作为实质性假说与“基础性逻辑机制”(作为一种专业化语言或“分析性归档系统”,弗里德曼称之为“套套逻辑”,即tautology)是不同的。但他仍然强调“套套逻辑”在经济学和其他科学中极为重要。沿着这一倾向,他推崇经济理论在要件上的抽象性,以使其在多个层次和领域中具有适用性,而较少受到具体的“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的限制。这样的理论一旦被用于对某个具体层次的现象进行“解释”,就可以产生预言或推测。与之相对的是,科斯似乎更强调理论的“严进宽出”。与弗里德曼的“推测检验法”不同,科斯更偏重“要件现实性”。科斯主张,在一个好的理论中,其前提假设应该同时满足两个要求:其一是便于处理;其二是具有现实性,即与真实世界相一致。
弗里德曼所强调的、具有广泛应用性的“抽象理论”与科斯所强调的代入了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的“中层理论”,对于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正确地对“现实性”作“与现实对应”的宽泛理解,则理论的“预测检验法”与“要件现实性”要求并不矛盾。“现实性”不适合作“与现实完全一致”的狭义理解,否则,“预测检验法”将难以实施,而完全满足“要件现实性”也只会导致某种(或者是多种)很难称之为理论的“与现实完全一致”(这一点其实也未必能真正做到)的资料堆积。
“预测检验法”对理论提出了较大范围内的预测力或解释力的要求,也就提出了一定程度的抽象性的要求。不过,坚持抽象性的同时,不宜忽视:预测力或解释力的要求才是根本性的,同时也不宜低估人类的附会能力和抽象能力。因此,“要件现实性”几乎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补足性要求,特别是当理论面临被“否证”的“事实”的时候。
要同时从逻辑和事实来甄选理论模型
社会科学的数学化和抽象化有其有利的一面,却也容易因过度痴迷于附会、猜想以及数理演绎而浪费时间与精力,忽视现实层次中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人的主动性和“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等的重要性。作为迹近于“基础性逻辑机制”的“抽象理论”一旦“接触”具体经验并构建预言或推断,自变量、控制变量以及“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的真实性要求就会涉入进来。而一旦“解释”与现实存在不一致(甚至哪怕是一致),就亟须回过头来考察由于验证理论而带入的自变量、控制变量,以及“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是否在假设上“与现实一致”——有哪些重要的因素被忽略或抽象掉了;如果其他理论要件都与现实一致,则可能会最终需要考察整个“抽象理论”特别是其“基础性逻辑机制”在该具体领域的适用性问题。
不难发现,即便在社会科学中不同理论就同一经验现象都作了“有效的解释”,对自变量、控制变量乃至“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所作假设不同,相应的“基础性逻辑机制”及由此构成的“抽象理论”也会有所不同。如此一来,相关不同的“理论模型”就面临相互比较的问题。学术界对不同的“理论模型”孰优孰劣的判定会影响理论的发展方向,以及理论对现实的指导作用。
理论模型优劣判定,在道理上与对测量工具优劣的判定相同。它涉及信度与效度两个指标。理论模型的信度标准要看其是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普遍性和必要的抽象性;其效度标准则需要看相关的机制是否真实可靠,是否满足“要件现实性”要求。理论如能提供逻辑上具有一致性的预言或推测,通常表明它是有信度的;而其“要件现实性”要求如能达到各要件“与现实对应”,则它通常就是有一定效度的。
作为一般方法的“模型加个案”研究
模型加个案是发展上文所述理论的标准方法。如今社会科学中大量的实证研究在本质上均可以说是模型加个案性质的研究。无论这里的个案是一个还是一百个抑或成千上万个;无论它或它们是以统计分析的定量形式呈现,还是以文字表述的定性方法呈现。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量的实证研究(包括大量貌似很“科学”的“假设—检验”式的定量统计分析)其实大都并未真正从两个方向上对理论做出进一步的有意义的工作。这两个方向,一是弗里德曼所看重的发展“抽象理论”的方向,另一个是科斯所看重的发展“中层理论”的方向。而正是因为在这两个方向上所作努力的付诸阙如,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中,乃至在整个社会学研究中,理论整合与创新的工作也就不免显得进展颇为有限。
模型加个案的方法,从模型的一端来看,并不意味着只是从经验(特别是仅就手头研究材料)出发提出研究假说,然后继续用已有数据或资料来加以检验。从个案的一端来看,也并不意味着看到事实“失于否证”假说,便可得出结论以及关于这一结论的全然的自信。
从作为“抽象理论”的模型出发,将其投注于某种重要的具体“情境”之中,如能得出与显而易见的事实相矛盾的预言或推测,甚至发现不同的预言或推测彼此之间也缺乏一致性,则这一模型(至少是在该重要的“情境”下)就亟须展开“要件现实性”的探讨。这么做有助于我们发现真正重要却又被此前的模型所忽略的要素。如此一来,一方面原有模型在经过如此修正之后,其就某类情境提供准确预言或推测的能力会有所提升;另一方面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及其“模型化”的方法)也能沿着既有的知识脉络获得发展,同时加深人们对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认识。更有甚者,这样的研究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既有的“抽象理论”极有可能遭遇彻底更新、升级,于是便有了研究范式上的转换。
而从作为实际经验的个案出发,人类的抽象能力将能就不同类型的“情境”归纳出丰富的“基础性逻辑机制”,比如博弈机制、因果性机制、启发式机制、亲和性机制、相关性机制、正反馈机制、负反馈机制,或将结构与功能连接起来的某种或紧密或松散的机制。这些机制如能与弗里德曼意义上的“抽象理论”结合起来思考,也能达到三个方面的目的:(1)补充抽象理论,提升预言和推测准确性;(2)修正抽象理论,加深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3)更改抽象理论,促进研究范式的转换。（原标题：模型加个案方法推动社科研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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