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斯一度与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来往密切，读书界对此所知不多。利维斯是剑桥（或者说英国）20世纪影响最大但又非常容易引起争议的文学批评家，2000年秋天的一期《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封面上登了他的大幅照片，这位长期以来激烈批判当代“技术至上的边沁主义功利社会”的剑桥英文系讲师手持讲义，神色坚毅而忧郁，隐隐还有点绝望。照片右上角赫然印着卡莱尔式的标题：“作为英雄的批评家”。利维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撰文回忆他与维特根斯坦的交往，该文收入G．辛格编辑的利维斯文集《作为反哲学家的批评家》（1982）。
利维斯是剑桥本地人，比维特根斯坦小六岁，他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只是在英军救护队抬抬担架而已。在漫长而且导致巨大伤亡的索姆河战役中，利维斯整天得接触“发臭的长满虱子的军毯”，他回忆说自己实在难以胜任那份工作。[1]军毯所包裹、遮掩的景象何等残酷是不难料想的。一战结束后利维斯进剑桥读历史和英国文学，1924年完成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英国报业兴起之初新闻写作与文学的关系。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利维斯没有固定教职，一直到1936年才成为剑桥唐宁学院的院士、英文指导，第二年被剑桥大学英文系聘为讲师。二战后不少英国著名作家曾为他的学生或追随者。富有领袖人物吸引力的利维斯很早就在身边聚集了一批年轻学者，由他主编的《细察》杂志（1932-1953）正在稳步改变英国文学与文化批评的面貌。
维特根斯坦于1929年1月回到阔别15年半的剑桥[2]，很快凭他那本作于一战期间、已在1921年发表的《逻辑哲学论》获得博士学位。剑桥哲学系和三一学院对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寄予殷望。除了他的天才，维特根斯坦在剑桥还以节俭闻名。他出生于维也纳犹太巨富之家，但深为无名的负罪感所苦，为抚慰自己不安的良心，他以贵族式的傲气对金钱与物质漠然处之，发誓要以最低水准维持生活。维特根斯坦的清苦与富兰克林的省吃俭用有本质上的差别：前者为了修道士式的道理，后者只图积攒。
维特根斯坦与利维斯第一次见面是在剑桥哲学系元老W.E．约翰逊家中。约翰逊的儿子斯蒂芬是利维斯的同学，但利维斯却与约翰逊结为至交，并成为约翰逊家每周一次的午后茶会上的常客。1929年年初的一个星期天，约翰逊又在客厅里弹奏钢琴招待客人，他点名叫他的一个学生唱舒伯特的歌曲。年轻人站起身来，显得紧张、尴尬，他对房间另一头一位长得十分英俊但神情严肃的中年男子说：“维特根斯坦会纠正我的德文。”利维斯对这位哲学天才已有所听闻，首次谋面，印象极深。维特根斯坦在剑桥求学时（1912-1913）就以演唱（或用口哨吹）舒伯特的歌曲著名，再说德文是他的母语，请他指教自然合情合理。想不到他却回答说：“我怎么会！我怎么可能会！”利维斯在回忆文章里写道，维特根斯坦说这话时的神色“既不能形容，也无法模仿”。年轻人唱完歌后维特根斯坦就告辞了，利维斯跟了出去对他说：“你对那位年轻人的行为是可耻的。”维特根斯坦一愣怔，答非所问地说：
“我看他只是个蠢人而已。”
“你可以这样想，但是你没有权利这样对待他。你没有权利这样对待任何人。”
这次不愉快的交锋成了他们互相介绍的开场白。利维斯话音刚落，维特根斯坦就把双手放在他肩上：“我们应该认识一下。”照约翰逊的说法，两人出门后就打了起来。
利维斯厌恶伦敦文人圈子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对罗素尤其不以为然。他认为，从人格、责任感和感觉力来说，维特根斯坦要比罗素出色得多；罗素年轻时“生活经历贫乏”（D．H．劳伦斯语），而维特根斯坦则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敏感，善于自责，没有罗素那种盲目的优越感。利维斯在与维特根斯坦的交往中很快发现对方有一颗受折磨的灵魂，可贵的是他对此既不掩饰，也不故意张扬。相比之下，罗素在悲叹人类命运时仿佛是在自我欣赏。维特根斯坦确实会出口伤人（但要捕捉那伤人的语气又相当困难），但未见得出于恶意。利维斯举维特根斯坦与约翰逊的关系为例。维特根斯坦对约翰逊评价不高，1912年年初他作为罗素的学生去见罗素的导师约翰逊，后来他坦率地告诉利维斯：“我见到他不到一小时就知道他没有什么可以教我。”约翰逊也曾无奈地自嘲道：“维特根斯坦第一次见我时就开始教我了。”维特根斯坦回剑桥时约翰逊已经年过七十，他本来体质就弱，此时更呈老态。然而对他最为关心的还是维特根斯坦，他常去这位前辈家与他下棋，听他弹奏巴赫。没有这样一位极富音乐天赋而又十分耐心的听者，约翰逊恐怕不会去摸他那架Broadwood大钢琴了。
维特根斯坦还有一些不成为其缺点的特点。
一个夏日的傍晚，维特根斯坦又到利维斯家，约他外出散步。他们信步走到剑河边，维特根斯坦租了一只小船，但只要了一支划桨。一到船上，他就自告奋勇地说：“我来划吧，我得锻炼锻炼。”利维斯自己也想活动一下，不过不便多言语。不多久，他们到了剑河下游的格兰塔河，在维特根斯坦提议下弃舟登岸。岸边没有路，两人跨过沟沟坎坎和坑坑洼洼，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越走越远。若不是利维斯提醒，他们当晚回不到出发点。回程还是维特根斯坦在奋力划船，抵达租船处时已近半夜。维特根斯坦不容利维斯分说，坚持付钱。看船人一脸不快，利维斯估计维特根斯坦没付小费，从裤袋里掏出一点零钱塞到看船人手里。回家路上维特根斯坦问给了多少小费，并说下不为例。利维斯已不大耐烦，反驳说：“我们俩回来这么迟，他都等了几小时了。除了看船，他还有自己的生活。”
利维斯在提及此事时指出，要指责维特根斯坦小气吝啬是极不公正的，维特根斯坦压根儿没有中产阶级（“bourgeois”，或曰小市民、“资产阶级”）的罪恶和美德，他不仅特立独行，甚至一意孤行，难免有点不近人情。不过他待人苛刻并不是出于恶意，有时在他身上有一种孩子般自我中心的专注。比如他在利维斯家看到一架新的留声机时竟说：“你没什么值得一放的东西吧！”然后他发现了一张舒伯特《C大调交响曲》的唱片，发出“啊”的一声，就把唱片放到转盘上摆弄起来。音乐一响，他又抬起唱臂，调调转速，重新把唱针放到唱片上，如此反复数次。在他用灵巧的手指拨弄唱机时，他似乎全然忘记了身边的利维斯夫妇。
利维斯还说到两件有关维特根斯坦工作方式的趣事。维特根斯坦工作时往往殚精竭虑，时间稍长就会感到极度疲乏。一天晚上他又来利维斯家串门，一坐下来就絮絮叨叨谈个不停，几小时后仍无意告辞。利维斯猜测，他必定又是劳累过度了，不得不提醒他：“你不是说明天得去诺丁汉的亚里士多德学会读一篇论文吗？”维特根斯坦回过神来，要利维斯陪他回到自己住处，但一出门居然提出要步行到剑桥以北十四英里的小镇伊利（Ely）去。利维斯也不理睬他，挽住他的手臂往剑桥市中心走去。一会儿工夫，利维斯发现维特根斯坦实际上已靠在他身上，几乎不能独立行走（关心同性恋的研究者又有文章可徽了）。他们好不容易来到维特根斯坦住处门外，利维斯叮嘱他早早上床休息，想不到有气无力的维特根斯坦竟说：“你不知道，我每做一件事的时候总担心我活不到完成的那一天。一天下来我得把已做的工作抄誊一份交弗兰克·拉姆赛保管。今天这事儿还没做呢。”
此事必定发生在剑桥天才数学家、哲学家拉姆赛（1903-1930）逝世之前，亦即维特根斯坦回剑桥不久。维特根斯坦常因自己“最可恶而又琐碎的思想与行为”（致罗素信）自责，他甚至真诚地称自己“没有资格活在世界上”（致平森特信），但这件小事暴露的则是一种济慈式的焦虑。济慈在一首十四行诗里写道：
每当我害怕，生命也许等不及，
我的笔搜集完我蓬勃的思潮，
等不及高高一堆书，在文字里，
像丰富的谷仓，把熟谷子收好；
每当我在繁星的夜幕上看见
传奇故事的巨大的云雾征象，
而且想，我或许活不到那一天，
以偶然的神笔描出它的幻相。[3]
维特根斯坦生活在用电脑处理文字的今日就不必为他的“熟谷子”操心了，不过要他目睹资本的观念如何左右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大概宁可舍弃“后现代”的种种便利而去做遗世独立的隐士。据诺尔曼·马尔康姆在《回忆维特根斯坦》（商务印书馆，1984年）一书中说，维特根斯坦担心自己的著作毁于火灾，特意买了一个轻便的钢制保险柜存放笔记本和手稿。
另一件趣事是由一条悖论引发的。一天下午维特根斯坦又到利维斯家闲聊，利维斯不小心提到他们上次见面时讨论的一条悖论，想不到维特根斯坦话匣一打开后再也关不住了。那天是星期五，利维斯夫妇照常例要以茶会招待主要来自英文系的客人。客人渐渐到齐，他们本有要事商量，见维特根斯坦滔滔不绝地发挥他的观点，不好意思打断他的思路。而维特根斯坦迫切需要一批听众，至于别人是否真对他的话题感兴趣他并不在意。谈到兴头上，为了吸引更多的注意力，他拿起身边一本《新法兰西评论》挥一挥说：“这就是世界！”原来杂志封面上是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第4卷的题目——“所多玛和蛾摩拉”（《圣经》中两个罪恶之城的名字）。来客见维特根斯坦无意打住，听了一阵也就走了。一直到晚上近八点，维特根斯坦才记起他要在当晚的道德科学俱乐部聚会上发言，并要利维斯一同前往。利维斯早已疲惫不堪，此刻只得勉强应承。到了聚会的地点，维特根斯坦道歉一番之后说，他整个下午都在“与利维斯博士辩论”。
问题并不在于那天利维斯是否真正与他展开讨论。这件小事揭示了维特根斯坦求道问学的某种本质特征：维特根斯坦极少与同事、学生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他的讲座只是个人的表演。利维斯自称没有资格评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但他坚持，不论是著述还是授课，都需要别人各种形式的合作，不然于己于人都是十分有害的；维特根斯坦的名气不胫而走，慕名而来的学生和已有教职的专业人士成为个人崇拜的牺牲者，他们不是讲堂上积极的参与者，而是被动的记录者。利维斯曾提出一种人文教学研究中相互促进的交流对话的模式：“是这样的，对吗？”——“说得对，但是……”即使是天才也不能缺少这种对话方式。
有一次维特根斯坦见到利维斯劈头扔过一句话来：“放弃文学批评吧！”利维斯想以“放弃哲学吧！”回敬，话到了嘴边没有说出口来。即使说了又有何用？维特根斯坦曾在利维斯面前比较“智识”与“性格”的差别，并称许利维斯为代表“性格”之人，也许维特根斯坦（还有利维斯）对对方的“智识”有所保留吧。维特根斯坦可能并不理解文学批评在“智识”上也是极具挑战力的领域（解构主义者已把这一点推向极致），而文学语言的运用最能体现语言的复杂性，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也是对晦暗不明的思想的探索。哲学家喜欢在抽象、一般的层面上谈论语言，他们的理论一旦征诸文学作品就显得苍白。[4]利维斯说，维特根斯坦的天才是国际象棋选手的天才，它对利维斯所关注的问题并无帮助，他不相信剑桥英文系的学生能从维特根斯坦的“一言堂”里有所得益。
维特根斯坦艺术修养极高，他对文学是否有浓厚的兴趣则不得而知。在英国文学里他最熟悉狄更斯的《圣诞欢歌》。有一次他问利维斯是否认识燕卜荪。燕卜荪1930年发表《含混的七种类型》时年仅24岁，他在剑桥也有天才之称。利维斯回答说不认识，但他在为《剑桥评论》写《一九二九年剑桥诗歌》一书的书评时读了诗集中收录的燕卜荪的六首诗，写得都很不错。维特根斯坦追问那些诗究竟怎么样，利维斯只得说，要欣赏这些诗作需要一定的知识结构，不然解释也没用。接着维特根斯坦说了一句非常能反映他哲学的话：“你如果喜爱它们，你就能描述它们。”
读到利维斯回忆文章中这一细节时笔者想到燕卜荪作于1935年的诗《最后的痛苦》。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只要能想到的也就是可能的。”燕卜荪在诗中用浓缩的语言暗示，人性永远无法达致它能想象的神圣境界。他把人比为女仆，而人的灵魂则是女仆的主人；女仆一味透过锁眼偷窥主人的秘密和欢乐，钥匙不可得，门不会开启，那锁眼也不会闭上。人类生活中这一窘境也许是被哲学家忽略了：
“能构想的也是能发生的，”
维特根斯坦说，他没有梦见你；
但诗人依然希望读者与他一起想象不可能之事，“在绝望中学会一种风格”。假如没有诗和文学，没有利维斯们或燕卜荪们对文学作品细致精微的分析和批评，人们对生活、思想和语言的理解永远是大有欠缺的。“放弃文学批评吧！”伟大的维特根斯坦如此放言高论，闻之能不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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