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中国文化遗产日（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Day），所以，小编想借这个机会讲一本好书，5月中旬上市的《这盛世如飞天（flying apsaras）所愿》。
一本以敦煌飞天壁画（Dunhuang Frescos）为基础的涂色书(coloring book)。
是的，涂色书。
去年，《秘密花园》大火，火到小编在北京积水潭地铁站的地摊上都看到有卖。小编买了一本，涂了一篇最简单的便雪藏了。后来市场上又涌现出许多其他的涂色书，让人视觉疲劳。
不过，上个月，责编袁小茶带着这本书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有一种预感，这回不一样。
袁姑娘一身水绿旗袍至脚踝以上三公分，曲线窈窕，小跟皮鞋，两条辫子垂至腰，眉毛和眼线精心勾画得修长，笑吟吟，说话柔声细语，像是从旧时时空穿越而来。她还用牛皮纸给我手写了一封信介绍这本书，读罢我几近落泪。
要知道，袁姑娘一年四季着的都是各色旗袍。她是个忠实于内心、认真细致、文气十足的人。这样的人总有执着的情怀，活的有腔调，做书不会差。
的确，当我翻开这本涂色书，看到半透明的硫酸纸背后可见的莫高窟第一百二十二窟南壁西侧金刚经变之反弹琵琶舞的时候，我颈后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乐舞身上的丝带飘逸律动，仿佛能看到她在时空中舞动。画的色彩古朴优雅，复制出了敦煌壁画历经千年特有的岁月沧桑。据说，敦煌研究院特地派专家驻扎在北京一周专门调这个“敦煌色”。
这页的背后是飞天的介绍，尽量用较少的文字精准地介绍这本书的主题敦煌壁画中“飞天”的来源、涵义、技法、颜料和随时代的演变。毕竟，这是一本敦煌研究院出的书，代表学术权威。
不知道大家是否和小编一样，总是感叹，我们国家的文物真品都被藏起来了，即使展览，也用护栏远远地与参观者隔开。有些时候因为需要修缮和保护，很多真品根本看不到。
就比如敦煌，离省会兰州还有1200公里的路，前往参观要花大量时间在路上，到了那里很多好的洞窟却看不到，真是莫大的遗憾。
这本书里恰好就收录了一些在敦煌也不能看到的壁画。这也是敦煌研究院做这本书的初衷之一：要让承载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文物走进大众的生活。
涂色书里很多都是普通门票无法参观的家底国宝
假若老祖宗传下的宝贝被年轻人淡忘，遗失在历史的进程中，这是莫大的遗憾，也是莫大的背叛。
在信中，袁姑娘借用敦煌研究院王旭东院长的话说：如果中国年轻人自己都不再能读懂我们祖先有过如此灿烂的文明，我们就算留住了有形的石窟，也失去了文化的根基。
这本书，通过复杂的电脑绘图技术提取壁画上的线条做成涂色本。于是，千年之后，我们和敦煌的画工一样，为敦煌上色，时空交错。
这里插播一个故事。本来袁姑娘他们想选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刊印日期的印刷品之一，世界上最早的书籍佛教经典《金刚经》 （Diamond Sutra），作为描摹页，就是北京的小伙伴们可以在建国门地铁站看到的印在墙上的经卷。
给1308岁的大唐《金刚经》提线描双钩
但是，敦煌研究院没有版权，这部经典被英国人掠走，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得花重金购买，会增加书的成本，只好用现存我国的大唐景龙二年藏经洞的《金刚经》墨迹残卷替代，距今1308年。
为《金刚经》上色
敦煌，曾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世界四大文明、六大宗教和十余个民族文化的融汇之地。
公元366年，乐尊和尚在这里开凿了第一座洞窟（cave）。此后，经过长达一千多年的营造，莫高窟成为世界上历史延续最悠久、保存较完整、内容最丰富、艺术最精美的佛教艺术遗存，至今仍保存了735个洞窟，其中包括45000平方米壁画和2000多身彩塑，涵盖文化、艺术、科技、政治、经济、宗教以及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向世人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
The Dunhuang Frescos, listed as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in 1987, were drawn by the Chinese folk artists about one thousand years ago. Unlike other cave frescos in China, artists for Dunhuang Frescos came from different dynasties during Chinese history, and most of them were not hired or paid by any ancient Chinese governments. They spend their whole lifetime drawing the frescos initiatively without leaving a name. The merely spiritual pillar for them is the faith of beauty.
敦煌壁画于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创作者是1000多年前的中国民间画师。跟中国其他的石窟壁画不同，敦煌壁画的画师来自于中国历史上不同朝代，其中大部分都不是政府雇佣的。他们自发地穷尽一生画壁画，未留姓名。他们的精神支柱是对美好的追求。
小编在写本期的读书专栏时查看了很多关于敦煌的历史资料，感慨万千。下面就讲一讲陈寅恪所说的：“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1906年，英国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在新疆米兰古河道畔挖掘米兰遗址（唐代军事戍堡遗址），结束了在罗布泊地区的考古任务之后，向敦煌进发。他听说，敦煌有个叫王圆箓的道士在一个秘密的石窟内发现了满满一屋的古书，官府已下令封存石窟，由王道士负责看管。
斯坦因随身携带一本《马可波罗游记》（Travels of Marco Polo）和一本玄奘的《大唐西域记》（Memoirs of the Western Regions）。为了将“考古发现”运输出去以便辗转运回英国，除了骆驼之外，他还准备了十五匹马、三十头毛驴和很多空无一物的大木箱。1907年春天，在结束数月艰辛的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之旅，斯坦因抵达敦煌。
斯坦因多年来有个严谨的习惯，就是得闲就把自己的旅行见闻所思所感通通记录下来。比如，他把在中国西北部的经历记下，写成《中国沙漠中的遗址》 （The Ruins of Desert Cathay），于1912年出版，内容详尽，还附上旅途中拍摄的照片。比如：
Often had I thought of him (Hsun Tsang) during those hard days at Miran, and liked my ruined temples all the more as I remembered how in all probability their walls, then no doubt already sadly decayed, must have seen my Chinese patron saint with his caravan of sacred relics pass by. I sometimes wondered behind which of the Stupa mounds he might have sought shelter during a brief rest. In a region where all is dead and waste, spiritual emanations from those who have passed by long centuries ago, seem to cling much longer to the few conspicuous landmarks than in parts where life is still bustling.
王道士一直是个富有争议的人物。斯坦因发现他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脸上还不时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不太好对付。
传说中的王道士
在精明的中国师爷的指点下，他发现王道士虽然对佛教知之甚少，却很崇拜唐僧。斯坦因在与王道士的交往过程中缓慢渗透，他让闭塞无知的王道士相信将石窟里来自印度的经卷运回故乡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最终，王圆箓收下斯坦因200两银子，让他们把九千多卷文书和五百幅佛像绢画带走。
其中就有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刊印日期的印刷品之一，世界上最早的书籍佛教经典《金刚经》，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十个月之后，29岁的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抵达敦煌。跟斯坦因不同，伯希和精通包括汉语在内的十三种语言。他一口流利的汉语给王道士留下了好感。随行的一名摄影师对莫高窟进行了第一次全面拍摄。
斯坦因因为不懂汉语，只将他认为有价值的经卷带走，给伯希和留下了不少好东西。伯希和在藏经洞里呆了三个星期，就着烛光，前十天每天打开1000捆经卷，创造了一个小时100捆的记录。
1908年5月27日，伯希和30岁生日的前一天，他用五百两银子换得7000卷藏经洞文物，离开敦煌。
1909年9月4日，北京的六国饭店，伯希和在宴会上展览了一箱敦煌写本精品，震动整个北京学术界。当时中国的宋版书已很稀少，更不要说从未见过的六朝隋唐古写本。
1909年冬天，清政府下令，押送剩余的经书进京。由于押送过程简单粗暴，仅用草席遮盖，并未装箱，使得一路都有经卷遗失。更可恶的是，押运的官员直接把经书拉进自家，挑选精美的经卷据为己有，又怕被人发现，将完整经卷一撕为二。
陆陆续续地，各国侵略者们又对敦煌莫高窟进行盗窃和掠夺。
王道士与敦煌的掠夺者们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London Warner)来到敦煌，粘走26方壁画，取走一尊唐代彩塑。俄国人拿走敦煌文物三百件，日本人购得四百件。今天，敦煌藏经洞中的文物散落在世界十多个国家。
后人总结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最秘，藏于中国者最散最乱。
70多年前，在敦煌艺术的感召下，常书鸿先生毅然从巴黎起程，回到中国，冒着抗战的烽烟来到敦煌。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一批年轻的艺术工作者接踵而来，成为守护莫高窟的第一代“敦煌人”，翻开了中国研究和保护敦煌文化遗产的新篇章。
我们奉上一个小视频，细数敦煌的珍宝，震撼人心，来感受一下：
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更多“敦煌人”的故事，可以看去年出的书《敦煌：众人受到召唤》，以及央视的十集纪录片《敦煌》。
参考资料：《众人受到召唤》、纪录片《敦煌》
编辑：左卓
中国日报网双语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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