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宪章》之所以重要，当然是因为它对王权的限制，但是限制王权在英格兰并非是自1215年开始，而是此前有着足够的经验或坚实的基础。
先来看约翰王此前的一次经历。1205年，坎特伯雷大主教休伯特 · 沃尔特死亡，修道院的一些修士没有等待国王的谕旨，也没有与副主教沟通好，便自行选举了主教。急于跟法王争夺封地的约翰王却任命了亲信约翰 · 德 · 格雷（John de Gray）为主教，试图借此控制教会和教会资产。再加上副主教也有意见。于是三方的官司打到罗马教皇那里。作为改革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强力继任者，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主张使徒彼得应管理全世界，教皇在上帝之下但在世人之上，国王必须顺服上帝及其在地上的代理人——教皇。因此，裁决的结果是，不属于三方任何一方的斯蒂芬·兰顿在1207年6月被教皇正式授予坎特伯雷大主教之职。可是，约翰王并不甘心认输，随即派了一支雇佣兵前去坎特伯雷接管了教堂及其资产，并迫使那里的教士逃亡国外。作为回应，教皇颁布停止英格兰一切宗教活动的禁令：教堂的钟声停止了，婚礼和葬礼也无法进行了。约翰王无所畏惧，借机向所有教堂收税，还没收了很多教士的财产，敛财数额在10万镑以上（《英国通史》载：11世纪初，威廉一世时期英格兰的土地总收入每年7.3万磅，最大的土地封臣年收入2500磅。）。同时，他不但支持法兰西南部的一支“异端”——清洁派（Cathars），而且还在1208年下令：任何从罗马来的教会人员，包括教皇本人在内，都会被削去鼻子、剜去双目后打发回去。教皇盛怒，立即宣布将约翰开除教籍，这等于向所有英格兰人宣告可以不必向国王效忠。约翰王根本不顾教皇令，先后扣押和逮捕了所有他认为敌对的船只和船员（丹麦和挪威的除外），命令所有大贵族上交家庭成员作为人质，并逼迫他们缴纳“救济金”，还违背亨利一世时期的法规随意征税，使得税负一度上涨了300%。对于那些逃跑和抗拒的贵族，他动辄兴兵讨伐，甚至强迫一些贵族的妻女与他同床。他还于1210年开始迫害教士，逼迫他们交出钱财，关闭了很多交不出钱财的修道院，比如约克郡的Meaux Abbey和萨里郡的Waverley Abbey，导致一些信徒和被勒索大量钱财的犹太人出门讨饭。因为钱财大量增加，英格兰有史以来最富有的国王约翰王在1209-1210年间向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发动战争，逼迫苏格兰国王支付了15000马克，还将自己的两个女儿以及14岁的儿子交给约翰作人质。在威尔士，约翰王将拒绝与他会面的班格尔（Bangor）的主教所在的城市烧毁，将教士们全都逮捕并囚禁进教堂中。一位坎特伯雷的修士当年哀叹道：“约翰既不畏惧上帝，也不尊重人类，好似他自己就是这个人间的主宰。”教皇忍无可忍，于1212年下令废掉约翰的王位，并授意法王率领十字军到英格兰惩罚约翰王。同时英格兰国内掀起反对者联盟。在这样的背景下，1213年约翰王表示臣服，把权杖交给教皇五天，接受了斯蒂芬·兰顿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同意补偿之前霸占的教会财产（事实上只象征性地补偿了三分之一）。当年约翰王发出的令状这样写道：“经过与男爵商议并获共同同意之后，为了消除我们的罪，我们、英格兰王国以及爱尔兰王国连同他们的权利及其它，决定自愿臣服于上帝、使徒圣彼得、圣保罗及罗马教会，还有我们的君主英诺森教皇及他的继任者……”
这样的结局无疑是王权被驯服的一次成功实践，尽管没过两年约翰王就违了约，但本着社会渐进式进步的原则看，这一瞬间也可以说是文明的进步了。但要知道。在这个文明进程中，新屡任大主教的兰顿发挥了巨大作用，即他在与英格兰南方的主教、领主等重要人物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召开的会议上，一方面指出教皇对约翰王绝罚的赦免是以他实施良政为前提，另一方面他向与会者提交了亨利一世《加冕宪章》。这两点为贵族们提供了反抗的合法性，也为他们的反抗找到了传统的可依据的指导法规。而且，兰顿并没有煽动贵族们推翻约翰王，甚至诛其九族另立新王，也没有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样的格言，而是非常保守地迫使国王遵守传统法律。这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肯定是革命不够彻底，所以兰顿和英格兰贵族只能被说成具有历史局限性，英格兰的文化也的确不适合习惯改朝换代的中国国情。
约翰王的王权受限，并非是英格兰历史上的首创，而是历史延续的正常结果，比如亨利二世和亨利一世时期都有过先例。
先来看亨利二世。1163年，因为反对教会向王室支付土地税、犯罪的教士交由世俗法庭审理，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Becket），与提携自己的国王亨利二世发生争执。为了解决争执，亨利二世在1164年召集大主教、主教、贵族领主们组成一个委员会，出台了著名的《克拉灵顿宪章》（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对教会法庭与王室法庭的司法管辖权进行了划分。贝克特不服从的结果是被要求提交作为御前大臣时期的账目，于是他选择逃亡法国，并继续反对亨利二世。1170年，支持亨利二世的几个贵族骑士直接谋杀了回国的贝克特。这下引起轩然大波，英格兰民众愤怒，教宗亚历山大三世一边将贝克特封圣，一边威胁要对亨利二世处以绝罚。亨利不得不屈服，并赤身走到坎特伯雷教堂，让所有的教士鞭打他，然后又走到贝克特死去的地方跪下忏悔，并宣称要领导十字军去解放耶路撒冷，才得以化解这个事件。不过，亨利并非真正尊重贝克特为教会自由而殉道，比如1172年他在温彻斯特主教逝去之后致函教会说：“亨利，英国人及其教会的国王，向忠诚的温彻斯特教堂的教士致以问候。我命令你们进行自由选举。不过，我禁止你们选举其他人除了伊尔切斯特的理查——作为我的教士。”他这样的傲慢与专制，直接影响了他的继任者斯蒂芬王，也将英格兰的王权独大的不正之风延续下去。
再来看亨利一世。自从1066年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后，不但并没有兑现罗马教皇施行克吕尼改革英国教会的诺言，还直接命令和纵容他的下属驱逐、凌辱了很多主教，野蛮抢占教会财产，甚至冒充主教，包括掌控高级教士的任命权和授职权。当时的改革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主教应该是“通过教会主教团教士的自由选举，还要接受更高级教会权威的认可”，还派代表前去英国交涉，结果威廉否认曾经有过诺言，并下令：如果没有国王的批准，教皇的文件代表不得进入英国，英国的教士也不去罗马参加教会活动。教皇无奈，只得隐忍。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以实际行动予以支持，不但自行前往罗马，而且临行前讲话说：此行“可以推动教会今后的自由”，教士们应该“为上帝而战，反抗世俗政权的压迫”。但在王权强大的英格兰，这样的反对不可能得到尊重，安瑟伦直接被判流放，期间威廉一世掠取了坎特伯雷教会的财产。因为王权强大，继任的威廉二世更加变本加厉，要么以延长神职空缺期的手段来掠夺教会（比如1089-1093年间坎特伯雷大主教空缺），要么安插很多心腹（比如1090年让御医约翰出任巴思主教，1099年让摄政弗兰巴德出任达勒姆主教）出任主教，控制并收取3大主教区和11个修道院教区的租金，还将一些教会产业出售获利，真正成为一个“渎神的反叛者”。威廉二世离奇死亡后，侥幸继任的亨利一世为了顺利交接王权，在1100年上任时便发布安抚教会和贵族的14条《加冕宪章》（另一名称是《豁免特许状》），宣布废除威廉二世的恶政，恢复威廉一世的祖法，承诺保护贵族和教会的财产。同时向贵族们承诺绝不随意压榨他们，在女继承人、婚姻、大赦、减除债务等方面做出很大让步。更为欣慰的是，他将《加冕宪章》的抄本存放在各个修道院，作为限制王权的永久性规章。接着，亨利一世邀请被流放的安瑟伦大主教回国，并就安瑟伦要求国王应该放弃教职任命和授予权等棘手问题，进行了长时段的谈判，并在1107年达成协议：主教由本教区的教士团体牧师会选举，但须经国王同意并亲自监督；国王放弃对新主教的指环和权杖的授予权，但主权在授职礼之前应向国王行效忠礼。尽管这个妥协的方案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但是至少在某些方面让王权有所让步。
了解了这些内容，也就会明白为何1213年兰顿大主教与贵族们站在一起，并提醒贵族们注意亨利一世的《加冕宪章》，也就明白为何《大宪章》第1、63条重复提及教会自由以及教会选举自由等事项了。在这个意义上说，1215年的《大宪章》不过是《加冕宪章》的升级或强化版本而已。尤其是，《大宪章》中所涉及的“未经审判原则”，事实上可以说是《克拉灵顿宪章》中带来的人身保护权的自然延伸的结果，以至于很多人为此混淆二者。为此，大卫·卡朋特说：“实际上，1215年所发生的一切只是关系的反转，是整个国家让国王遵守自己颁布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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