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十一月（阴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向清廷上奏，将派北洋水师员弁二百余人，乘槎海上前往英国纽卡斯尔。使团西行英国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是接舰。具体点说，是为了接两艘战列巡洋舰“超勇”、“扬威”号回国。
订舰与接舰
熟谙近代史事的人都知道，1888年《北洋海军章程》颁布，北洋水师一跃变为北洋海军之后，其在编军舰共25艘，除了主力铁甲舰“定远”、“镇远”号之外，就是“经远”、“来远”、“致远”、“超勇”、“扬威”等7艘巡洋舰，外加数艘炮艇、鱼雷艇和练习舰、运输舰。其中，“超勇”和“扬威”号是北洋海军成军后最早进入装备的主力舰，驾驶两舰穿越大西洋与印度洋，也是近代中国海军第一次全球航行。
订购“超勇”、“扬威”号，并不是晚清中国第一次向西方购买舰船。在此之前，李鸿章所主持的北洋水师曾经向英国购买“龙骧”、“虎威”等多艘炮艇。不过，随着中国人近代海军知识的逐渐累积，渐渐发现“龙骧”这一级的蚊炮船有其局限性和天然的缺陷。客观地说，蚊炮船相当于浮动的炮台，可以有效地起到近海防卫的作用，但其自身“攻强守弱”，很难出海作战。仅有炮艇，无法构建一支能够有作战体系的近代海军。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本侵台和塞防、海防的大讨论，较有眼光的督抚如丁日昌、沈葆桢、李鸿章等，主张继续向西方购舰，以充实海防。许多人甚至积极主张购买铁甲舰，沈葆桢在1879年临终去世的遗言中，尚念念不忘“铁甲船不可不办”。
问题是，购买铁甲舰耗费甚巨。以当时的货币单位计算，一艘主力铁甲舰需要白银百万两以上，这还不包括运回国内的其它成本。1875-1880年间，北洋每年收入的海防经费大约是80万两，经费左支右绌的窘境始终无法改观，购买铁甲舰之议只能不断延后。恰在此时，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从海关派驻伦敦办事处的金登干处得知，纽卡斯尔的阿姆斯特朗公司（Armstrong，当时译为阿摩士庄）生产出了一种新型撞击巡洋舰，可追赶碰坏铁甲舰。赫德立刻向李鸿章推荐这种新式的巡洋舰，后者经过咨询法国海军军官后，决定购买两艘。
“超勇”号巡洋舰，引自姜鸣编《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 1860-1911》。
赫德为什么要向李鸿章推荐这种撞击巡洋舰？从当时的世界形势来看，英、德两国是海军军舰的主要出口国，也引领近代海军发展的潮流。撞击巡洋舰的出现，是英国人总结既往海战，并补充海军舰种而发明生产的“最新”军舰。不过，这个“最新”需要放到英国海军各式军舰种类齐全而完整的体系内去理解。对于尚缺少主力铁甲舰的北洋水师来说，它的“最新”是不配套的。赫德向李鸿章兜售的撞击巡洋舰的主要优点是航行快、炮大、可以撞击铁甲舰，后来证明也有一定水分。此外，两艘巡洋舰的造价共约65万两白银，这也是李鸿章能接受的。两个对军舰都不太内行的人就将这笔交易谈成了。
订单敲定后，赫德从中牵针引线，阿姆斯特朗公司和米切尔船厂与中国约定1881年春季交船。意在筹建新式海军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决定打破既往由英国人驾船东来的旧例，改派北洋水师人员前往万里之遥的纽卡斯尔接舰返回。这么做的目的，除了节省经费，更重要的是“以增各员弁勇丁游历涉练之益也”。刚刚于1879年调任北洋水师的丁汝昌，率领洋总教习葛雷森以及林泰曾、邓世昌、兰建枢等200余人，准备前往英国接舰。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
在接舰的队伍中，还有一位随行文案叫池仲祐，字滋铿，福建闽侯人。他在处理公务之余，勤记日记不辍。池仲祐的这部《西行日记》，为后人留下了1881年接舰“超勇”、“扬威”号的宝贵史料。直至今天，许多当年历史细节的寻绎，还要翻开这位随行文案的日记。池仲祐一生也与北洋海军颇为有缘，《西行日记》之外，他还写有《北洋舰志》、《甲午战事记》。
英伦见闻
按《西行日记》记载，接舰队伍合部于1880年十一月初五日集结天津，乘“丰顺”号南下至上海。在上海逗留数日后，丁汝昌率葛雷森、江永等人搭法国轮船先行赴英办理验收诸事，余部驻沪过年听候消息。1881年一月二十九日，池仲祐随大部队乘“海琛”号启行赴英，四月初三日，楼船海上万里之后终于抵达纽卡斯尔，“船系泊里纽克所三里地，名挨苏逸，盖即阿摩士庄厂前矣。”
从四月初三日抵达纽卡斯尔，到七月十五日“超勇”、“扬威”号离港，池仲祐随接舰部队共在英度过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对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而言，能够梯航异域，来到一个陌生而又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国家，已是一种“惊奇”，更是后半生吹牛的资本了。
首先“惊奇”的是英国的“殊风异俗”。池仲祐初来乍到英伦三岛，内心是怀着一个旅行者瞧热闹的本能的，对于与中土不一样或者中土没有的事情、景物和风俗，他都感到“惊奇”。在《西行日记》中他记载了万生园（动物园）、蜡人馆、跑马、马戏、礼拜堂、博物院等诸多英国景观。比如，他到蜡像馆参观，感到蜡人“面色如真，神气欲活，难辨真假，几欲前与致辞焉”；他过伦敦桥，描述该桥之美：“灯光星灿，树影云连，江水空明，复与万灯映射”，都显现出一个东方青年的好奇。
不过，池仲祐更感到“惊奇”的是英国的富强风景。事实上，这是早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晚清士人共同的眼光。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见识到英国坚船利炮的趋新者，有机会来到西方，最想看到的就是英国何以富强的工业文明。四月初八日，池仲祐甫一下船，就前去参观赫赫有名的阿姆斯特朗公司，他将参观感受很详细地记在日记中：“又入观炮厂，大炉熔铁，铁流如泉涌。十八吨、二十八吨、三十五吨各大炮罗列以代售”。此后，在日记中池仲祐又多次提到了阿姆斯特朗公司的历史、后膛炮、子弹厂等。
岳麓书社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之一，池仲祐《西行日记》。
军舰大炮之外，煤也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象征。晚清名臣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认为“英国之富，以煤矿兴”，这是1898年前后的认识。池仲祐在1881年的日记中，记下了随纽卡斯尔本地人柯罗利“下井”观矿，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来此观矿”。在地下观矿完毕，矿主人“乃受锄，命自掘炭掘石，曰携归以志胜游”，亲身体验了一次矿工掘煤的过程。彼时，北洋境内的开平煤矿刚刚开始近代机器掘煤之路。“下井”之后的一个星期，池仲祐有感而发写下了《矿说》、《采煤说略》两篇文章，对于煤的形成和机器采煤的认识，在当时已属于极为内行的认知了。
铁路与火车也是晚清士人谈及富强的必然议题。1876年，英商在上海修建了吴淞铁路，但未能投入使用。1881年夏，唐胥铁路开建，后人认为这是近代中国投入使用的第一条铁路。此时的池仲祐正在英国，目睹工业文明的发源地“火轮车铁道遍国中”。因缘际会，他又赶上了铁路火车之父史蒂芬孙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在日记中，他详细地描绘了英人于诞辰日中的“疯狂”：
英故绅租实提生顺百岁之辰，合国官民为之庆贺。……车马尽饰以五彩，或装以花，千数百辆，联络不绝。近午，迎各色机器及人物等杂戏，又以大幅锦缎绘实提生顺父子之象。
有意思的是，纽卡斯尔当地议政院还邀请丁汝昌、林泰曾前往赴宴，庆祝史蒂芬孙百岁诞辰。后任镇远舰管带的林泰曾英语娴熟，代丁汝昌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发言：“夫实提生顺创立火轮车，美利几遍各国。我中国他日用之，大获其利，则中国之幸，亦诸君之幸也。”第二天，纽卡斯尔本地新闻报纸称赞林泰曾的发言“词令之善、音调之纯，诚所罕见”。而林泰曾的话音未落，遥远的北洋正开始修建第一条运煤的铁路。
回航北洋
丁汝昌所率领的接舰部队，本打算在春夏之际驾船回国，但由于种种原因，“超勇”、“扬威”两舰一直延迟到夏日的六月十九、二十两日，才完成试轮。试轮正常之后，七月初八日，来自北洋的接船员弁分别登上“超勇”和“扬威”号，丁汝昌以“超勇”为旗舰，“扬威”随之。
盛夏时光，一切接近交接完毕。七月初九日，驻英公使曾纪泽赶到纽卡斯尔，出席当天的开船试洋仪式。池仲祐在日记中写道：“曾侯来船挂立龙旗，开船试洋”。什么是立龙旗？为什么要悬挂立龙旗呢？这需要从海军与国旗之间的渊源说起。
近代之前，中国本无国旗。随着鸦片战争之后逐渐卷入世界体系之中，代表中国的国旗渐渐成为融入全球的需要。1862年，曾国藩所统领的湘军水师与英国海军在汉口江面发生冲突，导致湘军水师的舰船被英方烧毁。清廷就此事向英方交涉，英方以湘军水师未按照国际惯例悬挂有国家标识的旗帜为由，反诬责任在中方。为了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总理衙门与曾国藩等地方督抚反复商议，决定在清廷官船上悬挂三角形黄龙旗，以使外国军舰“一目了然”。作为中国官船象征的黄龙旗，是近代中国国旗的滥觞。
三角形黄龙旗
1862年之后，行使在中国内河与外洋上的官船，大都悬挂黄龙旗，黄龙旗作为中国的标识也逐渐为外国所接受，尽管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旗。1868年。美国人蒲安臣率领中国使团访问欧美，黄龙旗就经常出现在各种外交礼仪场合，作为与欧美国家对等的旗帜代表着大清跻身世界舞台。晚清近代海军观念勃兴之后，海军的建设也促成了国人对黄龙旗作为国旗的认识。
一般来说，远洋海军悬挂本国国旗，当在重要时刻经过或停泊友好国家港口时，要升炮挂旗互贺。“超勇”号于七月十八日经过英国港口，“我船挂英旗，升炮二十一响，贺英国主。是地炮台亦升龙旗，答炮如数。”礼炮21响，也是源自英国海军的近代礼仪，一般是向国家元首致意，为最高礼节，其后还有19响、17响不等。双方互挂对方旗帜的海军礼节，也在无形中促成了对大清龙旗作为中国国旗的认同。不过，黄龙旗正式被认可为大清国旗，是1888年李鸿章等人主持编写《北洋海军章程》时，才在政府颁发的正式文件中首次将黄龙旗称作国旗并改旗式为长方形。该章程规定：“今中国兵商各船日益加增，时与各国交接，自应重定旗式，崇体制。应将兵船国旗改为长方式，照旧黄色，中画青色飞龙。各口陆营国旗同式。”这就是长方形的“黄底蓝龙戏红珠”旗。
《北洋海军章程》中关于“国旗”的规定
将旗式由三角形酌改为长方形，是适应国际惯例的一种调整。其实，黄龙旗的颜色黄色也是有所争议的。池仲祐在“超勇”、“扬威”回航至塞得港时，有这样一段记述：“是夜，以船由扉利茅来未领保安执照，本地因勒挂黄旗，禁船，岸人不得往来”。在西方的航海惯例中，舰船停泊港口悬挂黄旗，一般表明该船尚未进行入境卫生检疫，不知是否有传染病。郭嵩焘也曾在出使日记中认为黄龙旗颜色不妥，“有恶病则竖黄旗”。不过，由于黄色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特有的皇权政治文化含义，在清廷帝制未被推翻前，对于这一颜色的指责，大多被看作是“识见颇谬”，难以如样式一样按照国际惯例进行调整。国旗的颜色，是和它背后的政治文化相适应的。
回航的路上，两舰大体运行平稳，只是“扬威”号一路小麻烦不断。驶出英国海面，进入大西洋西班牙海面时，本来并行的“扬威”号不见了踪影，直到六天之后才在地中海中再次相逢。闰七月初八日，已进入塞得港的“超勇”，得“扬威”电，“其船煤水已罄，未克到港，在离鸦罗山大（Alexandrea）八十海里洋面下锚”。“超勇”号只得返航前往救援。行至苏伊士运河中时，“扬威”号轮叶坏，船停在河中不能航行，被拖入船坞进行修理之后再次起航。半个月之后，“扬威”号机器再次微坏，停轮修理之后继续航行。旗舰“超勇”的表现要优于“扬威”，只是行至印度洋苏门答腊岛附近时，水缸舱失火，但很快扑灭。
长方形黄龙旗
八月二十四日，“超勇”、“扬威”两舰到达香港。八月二十六日，抵达广州，两广总督张树声于次日上船犒赏慰问。九月初十日，巡洋舰在上海下锚停泊，《申报》立刻进行报道：“中国在英国定造之新快船两艘，一名‘超勇’一名‘扬威’均由丁雨亭军门带同来华”。九月二十七日，两舰抵达北洋的大沽。十月一日，李鸿章亲自到大沽验收“超勇”、“扬威”。至此，北洋海军两艘元老级撞击巡洋舰完成了跨越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的首航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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