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埃及学专家。在这一专业越分越细的时代，要为自己在二十多年前写的有关古埃及社会着作再版写导读，心情是颇为复杂的。
首先我碰到的问题是：这本书还有再版的必要吗？表面上看，答案很明确：没有必要！从来写古埃及的着作是这一行专家的事，如果不懂古埃及文字、没有做过考古工作，凭第二手资料写出来的东西很难说有什么价值。当1989年本书台湾版出版时，就有人作过这样的批评。特别是今天，一切宏大历史叙事社会演化模式探讨不再时兴时，任何一个非埃及学专业的学者涉足这领域都被视为越界，甚至写通俗读物都是不适宜的。但本书之所以再版，是读者仍对古埃及是怎样一个社会，它在人类文明史中占什么样的位置这些大问题感兴趣。令人遣憾的是，近二十年来，埃及考古、故事和旅游的书多如牛毛，但恰恰没有研究古埃及社会结构的理论着作。这种互相矛盾的状况使得我想起写这部书时的初衷，又回到那个令人着迷至今难以忘懐的年代。
1980年代初，当我们在策划《走向未来丛书》时，曾经有一个非正式的跨学科的文明研究小组。小组成员都是年轻人，没有博士学位，对比较文明的研究主要是一边自学，一边思考大多是自己提出来的问题。这个小组中，有人分工收集古埃及社会资料，有人研究俄罗斯，日本史也是被关注的对象，我们想把系统论方法贯彻到比较文明史研究中去。本书就是我和当时负责古埃及的王军衔先生一起写成的。可惜的是，这个研究小组存在时间不长，随着1980年代启蒙运动的展开，大家都卷入越来越多的事务中。1989年思想时代的结束，大家各奔东西。有的从政，有的经商，有的从事社会工作，有的同事甚至已经过世了。唯有我对比较文明史不能忘怀。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又应如何评价青年时代的探索呢？今天我仍然为当时的雄心和探索热忱所感动：一代人从笼罩亿万人心灵三十年之久马克思典范中走出来，并力图用系统论来克服这一典范的困难。当时国内刚开放不久，能看到的资料极有限。但想像力在我们心中奔驶，这些业余历史学家力图通过有限的史料去做专家不敢想的事：在人类文明演化的高度整体地把握各种社会。《悲壮的衰落：古埃及社会的兴亡》就是在这种氛围下产生的，当时曾发表于走向未来丛书之中。
就历史理论（哲学）而言，本书提出三个研究方向。一是用自组织原理探讨文明的起源，特别是去发现超越部落社会跨地域古代国家产生的机制；二是研究文明演化的模式，用系统论中类似于超稳定机制解释古埃及文明相对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停滞性，并回答古埃及文明衰亡的原因；三是问古代文明冲突（古埃及文明在罗马冲击下灭亡以及对罗马文明的反作用）给人类留下什么教训？近二十年来由于古气候学和用DNA追溯现代智人起源方面革命性的发现，现代智人如何在十几万年前在非洲起源并沿着海岸线扩张到全球的图画已清晰展现在我们面前。但古代国家如何形成仍然在黑暗中，至于第二或第三个研究方向，涉及宏大历史叙事和史观，感兴趣的专家更少。虽然1990年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但很少有人会把古代文明冲突和今日文明冲突联系起来考察。在某种意义上讲，上述三个问题只是被悬置、甚至被遗忘而不是被解决。根据今日对历史哲学的态度，读者或许会安慰我，这种努力是否有意义，取决于整个理论是否美，而不是它和史实吻合的程度。但对我来讲，始终存在一个深深的疑惑：本书对古埃及历史的宏观把握正确吗？
被悬置的研究方向
2000年12月我第一次游埃及，是带着本书去的。先到开罗参观金字塔，然后坐火车到阿斯旺，乘船沿尼罗河北上。至今我还记得在船上了望远方沙漠给我内心带来的震撼。夕阳西下，无边无际的沙漠是一金色的世界，而尼罗河深绿色的波浪在黄色的流沙中创造了一条狭长有生命的绿洲。古埃及是沿尼罗河一维世界展开的。在我用自组织系统对古埃及文明起源的假说中，高度强调这一维世界把一个个部落组织成古代国家的重要性。无论是尼罗河本身提供的交往，还是尼罗河定期泛滥淹没部落的边界，狭窄一维世界使得定居在尼罗河边的一个个孤立的古代部落组织是不稳定的。我至今相信用自组织系统研究古代文明的起源是正确的，而且古埃及是最好的案例。因为古埃及文明比两河流域晚了一千年，一直以来都有人主张埃及最早王朝是由外族入侵而建；一般说来，国家形成需通过部落间的战争，但考古中没有发现史前战争痕迹，故今日此说已被否定。这样一来，小规模的社群如何聚合成国家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我认为本书提出的自组织机制值得考古学家参考。
至于第二、三个研究方向，今日之所以被悬置甚至被理论家拒绝，除了人们认为历史展开不存在长程模式外，主要是“应然”与“实然”鸿沟的存在。人文学者坚持自然科学方法不可能适用于历史，首先每一历史事件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而且历史是人创造的，和人的观念及自由意志有关。科学法则可以把握自然界，它处理的是事实（实然），而不涉及应该如何（应然）。自休谟发现“实然”和“应然”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鸿沟之后，自然科学方法不能用于研究道德哲学已成为金科玉律。历史的展开无疑和人的价值实现（包括道德实践）以及用观念改造世界过程有关，它充斥着“应然”之活动。据此，源于自然科学的系统哲学能在多大程度运用于历史社会研究是大可怀疑的。1980年代，中国大陆学人刚从马克思典范中出来，对韦伯学说尚没有消化，更没有经西方自由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洗礼，人们对社会演化长程模式尚有兴趣。而今日只要一谈起社会演化模式，就为被斥之为科学主义甚至是伪科学。
这个问题足足困惑了我十八年之久。1980年代我和刘青峰通过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发现系统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有效性，本书即为用系统演化论处理古埃及社会史料得到的初步成果，但它在理论上站得住吗？这是我一直在苦苦思索的问题。直到最近，我们才通过历史研究真实性分析证明：研究“实然”的科学方法之所以不足以用于探讨具有“应然”性质的人类活动，关键在于它忽略（或悬置）了支配历史事件发生的普遍观念；故为了达到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必须去恢复支配历史上社会行动发生的真实观念。由此可以推出，历史展开的真实过程（它亦代表了真实的历史记忆）为观念和其支配下的社会行动导致后果的互动，它由普遍观念转化为社会行动以及社会行动带来的后果对普遍观念的反作用的互动链组成（我们简称为普遍观念和社会的互动链）。而互动过程的稳态即代表某种确定社会结构的建立。如果把互动链分成不同类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环境控制），社会结构即表示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子系统耦合中的稳态或稳定结构。在历史进程中社会的演变在宏观上是旧稳态的破坏和新稳态的建立。在此过程中如果存在着社会演化长程模式，它一定遵循系统论法则，而且也只能用系统论语言来表述。
这样一来，就可以用社会组织各个子系统的互动（互为因果性）特别是稳态的形成和破坏来代替原来的经济决定论和观念决定论。系统论中的稳态和互为因果链的分析既包含了事实与事实之间关系的研究（实然），也包含了观念转化为行动（应然）以及人行动后果对观念的冲击（实然与应然的关系）之研究，从而可以将马克思典范和韦伯典范结合起来。读者只要把本书的分析方法和得到的结论与经济决定论、观念决定论以及地理决定论比较一下，立即看到系统论在古文明研究中可以得到比“特殊的奴隶社会”、“水利文明”或“东方专制主义”等分析更为深入的成果。
我坚持系统论方法研究古文明的重要性，并力图用有限的史料把握古代社会的结构，洞察古埃及社会演化的长程模式，绝不是想用它来为自己在这方面知识的不足辩护。事实上，近二十年来埃及学获得长足进步，海峡两岸也有了这方面深厚学识的专家，这是1980年代不可想像的。但是由于否定社会演变长程模式，知识的进步只是使讲故事变得更注重细节。那种面对古文明涌上心头波澜壮阔的历史感已一去不复返。而用新的考古发现来鉴别原有理论，并提出更为深入的假说一直是我们的梦想。因此在本书重印之时，我刻意保持了书初版时的原貌，坚信它在方法论上的意义。我希望它能给埃及学家以启发，当然欢迎专家斧正我在史料运用时所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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