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的《1984》是一本令人毛骨悚然的书，使读者一面读一面感到不寒而栗。但是它并没有产生作者原来所想要的效果。有人注意到奥威尔在写这本书时身体状况极差，事实上书成不久之后他即撒手人寰。
有人颇为欣赏书中描述因恐惧而引起的颤抖（frisson）所带给自己的惊骇，于是心想：“好啦，当然这世界是永远不会像他所说的那么糟，除了在俄国！作者显然欣赏忧郁的乐趣；而我们也是一样，只要我们不必太过于认真便行。”人们以这种轻松的妄语抚慰自己之余，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前进直到奥威尔的预言成真。就这样一点一滴地，一步一步地，这世界正朝向实现奥威尔的梦魇而齐步前进；然而由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人们还没有理解到他们在这条毁灭性的道路上已经走了有多远。
只有那些记得1914年以前世界的人才差强人意地了解到人类之所失。在那快乐的时代，一个人不需要护照即可四处旅行，除了俄国以外；人们可以自由地发表政治意见，除了俄国以外；新闻审查制度未有所闻，除了俄国以外；任何一个白种人都可以自由地移民世界的任何地方。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对自由的限制被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国家视为恐怖，俄国秘密警察的权利更被视为是恶劣的。今天的俄国仍然要比西方世界要差，这并非是由于西方世纪保留了自由，而是因为当西方失去一些自由之际，俄国正朝着专制暴虐的方向大步前进，而且比过去任何一个沙皇所能想象的走得更远。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一段长时间里，人们总会习惯的说：“毫无疑问，新政权是有它的缺点，不过无论如何，总比其所推翻的政权要好。” 这完全是一种自欺欺人。今天，当我们重温沙皇时代西伯利亚被流放者的记述时，我们不可能再体验很久以前随着阅读而来的那种惊愕和厌恶的感觉了。当时的被流放者不论在精神上或肉体上都有相当程度的自由，他们的命运是当今遭受苏联政府下放劳改的人无法比拟的。
过去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可以自由地旅行，能够和西方的欧洲人自由接触，而如今是不可能的。过去反对政府是有可能的，虽然可能受到处罚，却完全不像现在变得如此严厉。暴郑在过去也远远不如今天伸展得那么广泛。最近我曾阅读多伊彻的著作，书中对托洛茨基早年生活的讲述显示了当时一定程度的政治与知识自由，那是在今天俄国完全所不能比的。现在的俄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仍然与过去的沙皇时代一样，但是我不认为这个差距比以前变得更大，因为当时俄国每况愈下之际，西方也同时失去了许多过去我们曾享受过的自由。
这问题除了在量的变化方面之外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自文明开始以来，多数国家的当权者总是对他们国民中最优秀的人进行迫害。我们都为苏格拉底与耶稣的遭遇而震惊不已，但是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直是大部分一旦被显著地视为令人钦佩的人后继而来的命运。
早期希腊的哲学家差不多都是难民，亚历士多德因为受到亚历山大军队的保护才免受来自雅典的敌意，而在亚历山大死后，亚历士多德便不得不远走高飞了。在17世纪，世界各地的科学创新者几乎全都遭到迫害，除了荷兰以外。斯宾诺莎如果不是荷兰人，他就可能没有机会从事他的工作。法国的笛卡尔与英国的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曾作过逃往荷兰的打算。
具有荷兰背景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James Ⅱ,1633~1701）在位期间（1685~1688）曾把荷兰的宽容带过来，英国从此比起大多数国家都较为自由，在反对法国大革命与对抗拿破仑战争期间则属例外。出现于大多数国家几乎全部历史时期中任何在日后被认为是最好的事物，在当时掌权的人看来都是恐怖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新事物就是当权者为了强化他们的偏见而把权力增大。世界各地的警察都比过去拥有更大的权力；而警察在为镇压一般犯罪活动的目的而服务的同时，同样也善于积极去消除各种非凡的思想价值。
问题并非局限于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尽管邪恶的强度并不是平均地分布的。相较于美国，在我自己的国家，事情更多是在暗中进行的，因而有较少的争论，而大众对此知之甚少。在英国曾发生过在议会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对行政部门进行整肃的事件。控制移民的内政部是彻底的专制机构，除非大众舆论能够被动员起来去反对它。
我的一位波兰朋友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作家，他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他居住在英国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便提出入籍申请，但是他的请求一开始就遭到拒绝，原因是他的一个朋友是波兰大使。他的申请最后只是在许多声望无懈可击的朋友抗议之下才终于获得批准。英国过去一直引以为豪的政治难民庇护权利如今已被内政部遗弃了，虽然或许鉴于激烈的争论而可能重新被实施。
自由之所以普遍恶化的一个原因是，各种组织的权力被增大，大到乃至人们的行为都备受各种各样庞大团体所操控的程度。每一个组织的存在都有两个目的：一是组织持续存在有赖的表面目的；另一是增大官员的权力。第二个原因看起来很像是要讨得相关官员们的喜欢，比起来他们被许诺要为大众服务的目的还更加强而有力呢。如果你试图揭发警察犯下的恶性而同他们发生冲突，你多半会惹起他们的敌意；如果真是如此，你很可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我发现在许多思想自由的人当中有一种信念，认为只要法院把交由他们处理的案件作正确判断便一切妥善，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试着以下面一个绝对不是假设性的案子为例：
一位教授因为被诬告有不忠行为而遭到开除。他也许——如果他碰巧有的是富有的朋友——有能力获得法庭证实指控不实，但是这需要花上数年的时间。这段期间他必将三餐无以为继，要不然便依靠救济过活。最后他等于是被贴上标签的人。精通法律知识的大学行政当局可能宣称他是一个差劲的讲师，研究工作乏善可陈。于是他将发现自己再次遭到开除，而这次已无药可救，连在别处获聘的希望也很渺茫了。
截至目前为止，一些美国教育机构对于来自外界的诬告都坚决地拒绝妥协。然而这是出于一个有威望的学术机构以及它的政策是在一群勇敢的人掌管之下才有可能发生的。以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1909~1957）对哈佛大学的批评为例。他说他“对于那些把孩子送到哈佛大学让他们更容易受到支持共产主义的教授洗脑的人无法理解 ”。他还说，“那些把小孩送到哈佛的人应该知道，哈佛是一个臭不可闻的地方”。我想地位不如哈佛卓越的教育机构肯定难以抵御这样的激烈言辞。
但是，警察的权力之大比起参议员麦卡锡的言论过激则是一个更为严重、更为普遍的现象。它当然会因为铁幕两边恐惧氛围的持续存在而与日俱增。如果生活在俄国的你不再支持共产主义，即使是在家庭温暖的怀抱中，除非你保持沉默，不然你就有的受了。如果你是美国的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不支持美国的主张，你一样可能受到惩罚，但不是在法律上——除非被诱入伪证的圈套——而是在经济与社会方面。你要避免这类惩罚只有一途，那就是把自己出卖给司法部作为一个线人，成功与否端赖你有多大本事可以使联邦调查局相信你的无稽之谈了。
处于现在的世界，组织的日益增加有求于新制度的建立，如果任何属于自由一类的东西得以被保持的话。这是类似16世纪因君主权力的增长所引起的局面，当时正是由于过度反抗王权而导致了一场为传统自由主义的全面性斗争并取得胜利。但是当王权逐渐消退之后，各种起码是同样危险的新权力乃告形成，而在今天，其中最有害的非警察权力莫属。对此就我所能想象，唯一可能的补救办法是建立另一支只为鉴定清白无罪而非给人定罪而设计的司法力量。
人们常说使99个有罪的人逃脱惩罚，总比惩罚一个无辜的人要好。但是我们的现行制度却完全相反。以一个被控谋杀的人为例，国家运用以警察和侦查人员为形式的所有资源去证明他有罪，而把求证他是清白的工作留给他个人。他要自己或朋友替他出钱雇用侦探，如果他需要的话，必须是私家侦探。不管他的就业情况会变成怎样，他势将既无时间也无机会继续依靠工作赚取金钱了。代表原告的律师由国家支付费用，而他本人的律师费用必须由他自己去付，除非他提出贫穷的理由，那么他的律师可能就没有原告的律师来得卓越。这一切是完全不公平的。
为了大众的利益，证明无辜的人没有犯罪至少要跟证明有罪的人犯罪到同一程度。为证明无辜而计划的司法力量永远不应该从事证实某人有罪的尝试，但对于当权者有犯罪嫌疑时则除外。我相信这类另加的制衡也许可以让我们维护一些传统上的自由，不过我不认为任何变通的措施可以做到这点。
近代的当权者由于权力扩张而做出的最恶劣的事情之一，就是隐瞒真相并利用公众媒体散布谎言。被控制的俄国人对西方的无知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以为莫斯科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地铁的城市。这些当权者针对的不仅仅是个别拒不服从的人，还波及他们的家人。在其他国家这样的进程还没有发展得如此极端。一个把他在国外所见所闻如实地向国人报道的人，除非他的报告符合官方的偏见，否则它不仅要冒着极大的个人危险，而且他的信息将会被封锁。
1899年布尔战争开始时，在南非指挥英国军队的布勒将军（General Buller）曾上报说至少需要20万大军去镇压布尔人。由于这个不受欢迎的意见他被降职，而当最后证明这个见解是正确时，他却没有受到表扬。
尽管这些恶行并不新奇，但是如今它的程度比起过去来要严重得多。全方位去研究一个问题是一件好事的信念已不复存在，即使在那些自认为有点儿开明的人当中也不例外。净化在欧洲的美国图书以及在美国的学院书籍，就是企图阻止人们对问题掌握不止一种看法的能力。《教廷禁--敏感词编辑--书目录》已成为那些号称为自由而战的人所确认的政策的一部分了。
显然有关当局再也没有足够的信念，认为他们奋斗目标的正当性能够从自由讨论的煎熬中挺过来。只要另一方的声音没有被听到，他们就会对取得信任充满自信。而这显示了我们对于自己制度的坚定信念令人遗憾的衰退。战争期间，纳粹党不准德国人收听英国广播节目，但是没有英国人因收听德国的广播而被谴责，因为我们对自己事业的信心坚若磐石。由于我们防止共产主义者的声音被人听到，我们反而制造出他们必然拥有极其有力的论据的印象。
言抡自由过去一向被拥护的理由是因为自由讨论将会导致更好的意见胜出。如今在恐惧的影响下，这种信念已不复存在了。带来的结果是真理是一回事，而“官方的真理”是另一回事。这正是走向奥威尔所谓的“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double-talk）与“同时持两种互相矛盾的思想 ”（double-think）的第一步。据说言抡自由的合法存在已经得到维护，但是如果更重要的公开宣传管道只开放给接受正统观念约束的意见的话，那么言抡自由的有效存在已是灾难性地被消减了。
这种情况之施用于教育界尤其值得注意。今天在某些重要的国家里，即使思想稍为开明，都会使一位教育工作者处于失去工作而同时无法找到其他任何工作的风险之下。结果小孩们在无知中长大，对许多他们应该知道的重要事物都一无所知的话，那么顽固和蒙昧主义就会成为一个大众支持却充满危险的判断标准。
恐惧是所有这些恶行的源头，恐惧导致各种极端的行为，从而带来可怕的灾难。危险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比起人类历史上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然而所有的一切都是听凭歇斯底里的狂暴情绪去增加危险的结果。在这个艰难时势中，我们再明显不过的责任不仅仅是要对这些危险有所理解，还要持之以平和而理性的态度去面对它们。这样一来，既使我们容许奥威尔笔下1984年的世界存在，它也不会持续太久。它只是整体性死亡的前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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