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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元散文《难忘那闹中求学的青春岁月》

——大学入学40周年的回忆

题记:这篇散文是我2013年9月为全班同学草拟的大学入学40周年献词,原题为《再回首青春依旧》。9月9日草成,第二天是教师节,从华西都市报上惊悉102岁的杜道生老师仙逝,感到深深哀痛和惋惜,又一位老先生无法参加我们入学40周年纪念大会了!当天我将草稿呈请当代著名老作家、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我20多年的老邻居王火先生审阅。王老(年近90)阅后马上于9月11日回信说:“《再回首青春依旧》我拿到就读了,说实话写的极好,从内文到题目都极好。看得出您是带着感情写的,而且是滚烫的热情,您的同学们读了,必然是会有所感动的!”王老的热情鼓励,让我感动万分!后来经过筹备组一些同学的反复修改,全部删去有关“文革”的句子和段落后定稿。我觉得去掉历史背景来回忆当年的大学生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便将本人原稿调整叙述主角并更换标题后恢复为自己的散文。

2013年9月27日谨记



公元1973年9月,我和149名来自工商企业、农村基层、兵营连队和党政机关、中小学校等岗位的知识青年,经层层推荐并参加统考、体检、政审合格后,跨入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今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开始为期三年的大学生活。当年,国家宣传机器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4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大学同学们,如今多是两鬓初霜、已经或即将退休的老人。退休者,大多儿孙绕膝,闲庭信步,满目青山夕照红;在岗者,个个肩挑重担,东奔西忙,风风火火闯九州。

重逢母校忆当年,不由人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那是一个充满信仰的时代,那是一个怀疑一切的时代;那是一个精神饱满的时期,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时期;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是一段思想僵化的岁月;那是一段千军横扫的年份,那是一段万马齐喑的年份。天不管阴晴圆缺,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论男女老少,神州大地的人们都手捧着同一本书学习,口唱着同一首歌生活,脚朝着同一个方向齐步迈进。我们这群高校学子也概莫能外。

回首当年,我们或许觉得学制太短了,教材太少了,校舍太简陋了,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太影响学业了,可我们仍然感到无怨无悔。因为,当年学校的各级领导们顶着重重压力,千方百计为我们创造学习环境;中文系的各科老师们排除种种干扰,想方设法给我们讲授基础知识。我们至今清楚地记得,当年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政治运动中,校党委书记黄明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说:“今天的教育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出左脚甩右手不好,出右脚甩左手不行,那我们就摸着石头过河吧。”那次大会后,校党委将我们班作为全校教育改革试点班,中文系党总支把全系的老教授、老教师们集中到我们班上课,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古代汉语、古典文学基础。屈守元教授的《中国文学简史》专题讲座,使我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有了清晰的认识;王文才、雷履平、罗焕章等老教授在古代文学课中不看讲稿,对引用的大段古文倒背如流的讲课风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写作课、现代汉语课、现代文学课、外国文学课、文艺理论课和中国近代史课、政治经济学课专职老师的讲课艺术,也是异彩纷呈,各有千秋。我至今记得,汪春明老师对我们进校后第一次作文的详细讲评,怎样开篇布局,如何紧扣主题,哪些地方应注意细节描写,并以我和3名同学的作文为范例进行分析,使我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方夏老师在周一上午讲现代汉语课时,将昨晚学校广场电影中的人物对白信手拈来,把语言的含义和不同的表达方式讲的妙趣横生;黄步青教授关于如何提炼字词句和提炼意境的讲座、徐家贵老师讲课中援引“小秀才拜会欧阳修”的笑话故事,使我学会了鉴赏、评论和创作诗歌的方法;范文瑚老师的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课,马明老师的文艺理论课,对我来说有些陌生,可他们那江南口音的普通话和声情并茂的讲课艺术,让我听得津津有味。还有常思春、蔡志飞等老师课余时间给我们讲解如何分段、如何归纳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黄斯平老师在毕业实习中耐心给我讲解怎样写教案、怎样设计板书,都为我以后在党政机关撰写文稿和各种行政管理培训班讲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还很多,都有各自的特点,都在我和同学们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回首当年,我们或许读过一些愚不可及的书,说过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写过一些名不副实的文,做过一些身不由己的事,可我们仍然问心无愧。因为,我们一直以一颗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心在学习做人,学习做事,学习专业知识。

当年,“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宣传机构要求我们“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希望我们“头上长角,浑身长刺”,做“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学校的老领导和老教授们见面时也对我们诚惶诚恐的样子。可我们深深知道进入大学的主要目的,我们对所有校系领导和授课老师都心存敬意,按照教学计划认真完成学业,从来没交白卷。曾记得,一次全校师生大会散会后,我和班里3名同学还在广场上热烈讨论教学改革问题,校党委书记黄明跑下台来,双手分别搭在我和另一位同学的肩上,认真听取我们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要把政治运动和专业学习有机结合起来,不能荒废了学业。德高望重的黄明书记一听高兴的双脚直蹦,活像个小孩子。曾记得,一次我和班里两位同学从校外回来,在校门口遇见雷履平教授和外系的一位老教师边走边谈下班回家。我们齐声招呼雷老师,雷先生转过身来向我们深深地一鞠躬表示应答,我们也情不自禁地鞠躬还礼。这样的情景,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或许让人有些不可思议吧,可在“读书无用”的文革期间,在我们班实实在在发生了。由于师生之间还存在这样的深厚情谊,由于广大师生都有教与学的迫切愿望,在校期间我们全班同学和授课老师一起,通过学工、学农、学军等“开门办学”活动,先后完成了省委宣传部下达的教学科研项目——《韩非子寓言选注》和《刘禹锡诗选注》。今天看来,这两本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可对我们全班同学来说,参与编写这两本书,不也是对专业学习的巩固与提高吗?

回首当年,我们全班同学或许还会有各自不同的感受。如果没上大学,没经过专业知识的深造,许多原在企业工作的老同学可能年龄没到点就早已下岗,许多原在农村干活的老同学可能至今还在田间地头拾掇,那些原在基层连队当兵的老同学肯定早已解甲归田,即使那些原在党政机关和中小学校工作的老同学也肯定被单位淘汰。正因为有了这次改变人生的机遇和后来的继续努力,我们中很多人成为了中学的高级教师,成为了中专的高级讲师,成为了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其中一些人还成为了中学、中专和党校的校长、副校长,成为了大学的系主任、处长、馆长和院长。即使那些毕业后没有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学,一些人也成为了县级机关的局长、副局长和四大班子主要领导成员,成为了市州机关的局长、副局长和政协秘书长,成为了省级机关的处长、副处长或省级出版社总编辑、编审和副编审,成为了省电影制片厂文学部负责人。等等。我们衷心感谢母校当年给我们提供了学习深造的机会,衷心感谢老师们当年给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知识,使我们的人生迈上了新的台阶。

回首当年,社会上的一些人或许还会对我们抱有成见,还会说我们基础太差,还会认为我们多是开后门进的大学。是的,入校前我们不少人都没读完高中或没读过高中,有些人甚至初中也没读完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可是在那动乱的年代里,我们这代人又有多少人读过高中读完高中?又有多少人是货真价实的高中毕业生?在“文革”前的老三届中,我们中很多人都是各自学校品学兼优的在校生,一些人还是优秀学生干部,如果不是因为“文革”中断学业,一些人肯定还能考上北大清华。可是我们高中初中没毕业就上山了,就下乡了,就去守边防了,四年后我们上大学就成了年龄偏大基础较差的“工农兵学员”。是的,我们进校时各科基础知识参差不齐,同学之间的文化水平也有很大差异,可是我们“文革”前在中学时期受到的基础训练很扎实,我们在“上山下乡”中也结合生产实际自学了一些实用的书本知识,一些同学的实际知识水平也明显高于普通高中生。即使那些文化底子较薄的同学,进校后也知不足而奋起直追,经常泡在图书馆里刻苦攻读,甚至整本整本地抄录“文革”前的教科书。我清楚地记的当年全国大专院校没有统一的教材,学校自己编印的教材不多,大学内部编印的教学参考资料也很少很少,我们班同学便自发地组织起来,刻写翻印了不少从老师家里借来的“文革”前的教学参考书,如饥似渴地学习,有的同学还夸我是班上的“高级刻印师”呢!是的,我们都是经过层层推荐才参加高考,才进的大学,可是我们绝大多数同学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都是普普通通的教师。即使少数同学的父母是领导干部,可是他们的父母在“文革”中都被打倒或靠边站,当年刚刚官复原职回到领导岗位,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谁也不敢以权谋私,谁也不敢行贿受贿。况且推荐是从最基层的车间班组、农村生产队、连队班排进行,如果不是品学兼优、勤奋工作和热爱劳动的人,很难得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推荐。当然,当年的大学生中,并非没有走后门进大学的现象。我记得1974年初,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和评论,南京某大学一位1972年入学的部队学员声称其父亲是军队高级干部,在其被推荐上大学的过程中开了后门,他因此感到深深内疚而自愿申请退学。可我们班的部队学员,其父母却是农民。

我们经过层层推荐参加高考期间,辽宁省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交白卷”事件,可是我们班的50名同学中,没有一个人是交白卷上的大学。我上大学前实际是初中一年级学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成都某区教育局,查到了自己当年的高考试卷,三科平均成绩61.67分,其中语文61分,数学67分,只有政治不及格57分(当年我刚刚从西藏边防部队退伍回到成都,根本没有时间和条件复习,而且我只填报了一个大学志愿——川师数学系)。记的我们进校时,当年一位参加过招生的老师私下说,我们学校在录取时大家心照不宣还是主要参考了高考成绩。因此,我们这代大学生在当年也是综合素质优秀,充满理想,富有激情,勇于担当的知识青年。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若干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艰苦努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辉煌历史。我们这些当年的大学生,家家兄弟姐妹都比较多,况且绝大多数家庭都没有大学生,可国家每年只招收20万大学生,当年能够上大学谈何容易!我们这代大学生建国初期受过冻,三年困难时期挨过饿,“文革”初期失过学,正是长知识的时期下了乡,因此我们更懂得进大学后应当格外珍惜,毕业后应当加倍努力工作。当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省区市负责人中,不也有许多曾是当年的大学生吗?当代的许多著名文学家、艺术家中,不也有许多曾是我们当年的同批学友吗?不可否认,我们中很少有人成为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很少有人成为自然科学家,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需要循序渐进,需要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全社会的广泛重视。可是,当年在猛批“唯生产力论”和“走白专道路”的声讨声中,谁敢埋头抓自然科学的教学和科研?可喜的是,当今的许多工程技术人才,许多高新科技人士,不正是我们过去的学生,甚至是我们的亲生子女吗?我们这代大学生在培养和造就现代化建设人才队伍的过程中,也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人梯作用,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中,也有我们付出的滴滴汗水和心血。

回首当年的校园生活,我们无怨无悔,我们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也学到了很多很多有用的知识。回味毕业后的亲身经历,我们问心无愧,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也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满腔热血。今天,我们从四面八方返回母校,见到母校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我们心中充满了对母校和老师们的深深眷恋和感恩。展望祖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我们与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一样,,心中荡漾着对明天的美好向往,白发皓首,青春依旧,满怀希望!

2013年重阳节,20位健在的授课老师(其中后来有的当了校党委书记,有的成了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参加了师生聚会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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