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末以来，文化历史学家就注意到，爱情元素在中世纪和现代欧洲早期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提高了。然而，根据最近的文学作品数据显示，中国、阿拉伯、波斯、印度和日本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为什么在截然不同的国家文化中，会有如此相似的演化趋势？近日，Nature Human Behaviour 的一项最新研究通过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建立了一个覆盖3800年和77个历史时期（从青铜时代中期到现代早期）、19个地理区域的古代文学小说数据库，研究了爱情在文化史中的演变，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叙事小说中的爱情元素出现频率就越高。
研究领域：经济发展，社会文化传播
论文标题：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love in literary history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2-022-01292-z
爱情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Romantic love，即浪漫之爱，曾被认为是西方中世纪骑士传奇的产物。例如亚瑟王的骑士特里斯坦与身份悬殊的公主伊索尔德相遇相知相爱，最后生死与共、死为连理。它不同于短暂基于本能的激情之爱，也不同于对超越性信仰的神圣之爱，是两个个体对彼此独一性的确认。按照法国哲学家巴迪欧的说法，以大写「二」的视角实现最小共产主义，创造性超越世界的差异和同一性，以抵达生命真理[1]。从文学作品历史流变看，两河流域和古希腊是早期爱情提到频次最高的地区，爱情故事原型是一个从西欧逐渐向东传播的过程。不过，最近一项对文学史上的爱情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却表明，浪漫之爱远不是一个西方现象：相对于文化传播因素，经济发展水平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浪漫之爱有一系列与众不同的特征，例如对伴侣的理想化、情感依恋、长期承诺（发誓永远忠诚）、重新安排生活优先顺序（甚至因爱自杀）等[2]。作者首先通过计算维基百科词条中与爱情有关词语的出现（如「坠入爱河、「灾星恋人」），通过匹配高水平相关的 n-gram 的出现与否衡量爱情强度，发现爱情和经济发展之间有明显的正相关性。研究者还以经济发展的五个代理指标：人均GDP、城市化率、人口密度、能源获取和最大城市规模，作为回归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广义线性模型GLM），结果表明，所有五个富裕度的代理变量都积极预测了数据集中当时代作品的浪漫内容。图2. 包括戏剧，不同年代地区作品的几种经济发展代理指标，预测作品的浪漫内容的回归权重
上面两项研究验证了经济发展和人类浪漫偏好之间相关性，但还不足以说明因果性。一些研究表明，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重犁的发明和使用促进了土地开发，增进了城市化进程和人口密度[3,4]。为此作者使用了双重差分法，首先对中世纪欧洲是否采用重耕犁导致经济发展的外生区域差异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非常显著。接着检验在引入重耕后，经济发展对浪漫爱情内容的因果作用，结果也证实了人口密度和浪漫爱情偏好上升之间的正向关系，效应大约为 1.24 个标准差。图3. 重犁的发明使人们有可能更深入耕作像黏土这样更肥沃的厚土，从而提高了经济收入水平。右边是欧洲适合重犁耕作的土地地图。
前几项研究都表明，经济发展是浪漫爱情内生涌现的一个重要因子。这一结论与文学研究中一个普遍假设形成了鲜明对比：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来自其它社会文化传播——如接触阿拉伯宫廷文化，或对希腊和罗马文学的再发现。比如特里斯坦的故事原型可能并不浪漫，直到十二世纪左右才为满足富裕阶层需求注入了浪漫元素[5]。文化的影响会涉及继承前代的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传播两部分内容。在第四项研究中，作者使用潜在概率生成模型，检验了经济发展、社会文化传播（规范、价值和偏好）和所继承民族文化在解释浪漫爱情的文化演变中各自的作用，如图4所示。图4. 量化评估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在爱情演变中的作用。(a) 代表爱情重要程度的文化特质 （Cultural traits），在每个地区都是经济生态因素 Er(t) 和其它地区文化特质扩散基础上演变的。区域间文化传播取决于连接程度，爱情文化作品数量取决于当时产生地区的爱情水平。(b) 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1800年十个地区的爱情演变轨迹。
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文学民族文化差异很大，往往在浪漫和非浪漫的价值观之间摇摆不定。例如样本中时间最长的希腊，从太古期非浪漫到古典和罗马时期才变得非常浪漫，然后在中世纪早期切回较低的浪漫水平，并最后在中世纪中期和现代早期发展出一种新型的浪漫文化。总之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对模型都有很大的贡献，但经济发展对浪漫爱情的演变影响要比文化扩散大得多。社会经济发展之所以是促进浪漫爱情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可以解释为经济将人们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们能够因为爱情找到自己的伴侣，而非婚姻安排时的经济策略[6,7]；另一方面由人类行为生态学，经济发展会导致父母双方都愿意为孩子提供更长时间更多资源的投资，故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人类表现出更长的依赖期，这时爱情就成为了促进建立和维持配偶关系的情感手段[8]。此外，对生态变化的适应性反应也为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变化提供一种新手段。例如最近的行为科学工作确实表明，较高的资源水平与浪漫爱情，父母较高的关注、包括健康和信任水平，较高的探索偏好以及较低的冲动和物质主义水平都有关[9,10]。因此，社会学家们观察到，在西方和非西方社会中，随着20世纪和21世纪的经济发展，都出现了从 「生存价值」到 「自我表达价值」的转变[11]。这恐怕也是流行文化中爱情和个人英雄主义、自我实现和探索、鼓励自我创造有如此强的主题关联的原因吧。[2] Zink, M. Medieval French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Vol. 110 (MRTS, 1995).[3] White, L. T.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Univ. [4] Andersen, T. B., Jensen, P. S. & Skovsgaard, C. V . The heavy plow and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Medieval Europe. J. Dev. Econ 118, 133–149 (2016).[5] Cormier, R. J. Open contrast: Tristan and Diarmaid. Speculum. 51, 589–601 (1976).[6] Goody, J., Goody, J. R. Food and Love: A Cultural History of East and West (Verso, 1998).[7] Gregor, T. Anxious Pleasures (Univ. Chicago Press, 2008).[8] Kaplan, H. S., Hooper, P. L. & Gurven, M. The evolutionary and ecological roots of human social organization. Phil. Trans. R. Soc. B 364, 3289–3299 (2009).[9] Pepper, G. V ., & Nettle, D. The behavioural constellation of deprivatio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Behav. Brain Sci. 40, E314 (2017).[10] Haushofer, J. & Fehr, E. On the psychology of poverty. Science 344, 862–867 (2014).[11] Inglehart, R. Cultural Evolution: People’s Motivations are Changing, and Reshaping the World (Cambridge Univ. Press,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