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6月24日，曹杨一村。
解放后进入《解放日报》担任摄影记者的俞创硕，拍下了这张非常写意的照片：画面上，两人都露出洁白的牙齿，妻子看上去比丈夫更显得健硕——她更像《良友》画报的某期封面女郎，而并非她的真实身份，勤生纱厂女工孔阿菊。
照片中的桥，就是后来非常著名的，架在曹杨环浜上的“红桥”。
曹杨新村刚刚建成时，为美化环境，在新村环浜上建造了一组风格迥异的小桥，如枫桥、桐柏路桥、杏山路桥、花溪路桥等，其中，位于曹杨新村第一小学旁的“红桥”最有名——即使是在周边环境发生大变化的今天，如果你问人“曹阳一村在哪里”，可能会不晓得，但只要问“红桥”，十有八九都会认识。
1952年6月25日，工人正在调试新装在曹杨新村大门口的电钟，为居民入住做着最后准备。俞创硕当年为《解放日报》拍摄的这张照片，其立意就是“让新的时间，记录全新的生活”。
解放初期，在闸北、普陀等工厂集中的地区，工人的居住条件仍十分恶劣，大部分人都住在“滚地龙”（棚户区）中，夏不能避暑热，冬无法御风寒，雨天潮湿、漏水更是家常便饭。
195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上海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潘汉年副市长受陈毅市长委托，具体负责筹建工人新村的领导与监督工作，并将新村定位在中山北路以北，曹杨路以西地区。
这里北接真如镇，南接大夏大学（民国时期建立的一所私立大学，51年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中间散布十几个自然村落，其间沟渠纵横，阡陌相连，禾绿稻黄，鸟语花香，一片江南水乡景色，环境优美，且与长宁、普陀、闸北等工厂区相距不远，是理想的工人居住区域。
1951年9月，新村一期工程正式动工兴建。1952年“五一”劳动节前全面竣工。
1952年6月29日，市政府在新村内举行了竣工庆祝大会，副市长潘汉年亲自到会祝贺。新建成的工人新村计有三开间二层楼房48幢，162个单元，1002户，因地近曹杨路，遂命名为曹杨新村。
刚建成的曹杨新村，街道马路用的都是用花岗岩石头铺成的“台格路”，路旁种的是法国梧桐，加上像小洋楼似的建筑，引起许多人瞩目。文革前，这里就成了对外开放游览的工人新村，国内外不少领导人和外国来宾都到这里参观过。
当年，一曲杨柳青小调更传唱上海全城：“曹杨新村好风光哦，白墙壁，红屋顶，石子路铺得平，哎哟走路真称心...”
曹杨新村的设计师，是上海建筑界的耆宿汪定曾，193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1938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建筑硕士学位。他曾这样评价这个新式工人新村：“在这里，既有上海新式里弄生活的情趣，也有点欧美的‘花园社区’的影子，算是我和当时的同仁们，一次建筑创作的有益探索。”
可惜在文革中，这些元素都被当作小资情调，一一挖去填平，而当年的设计师汪定曾，还受到了批评，说它“密度低、利用率低”等等。
195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为拍摄《今天我休息》，还慕名而来，将片中邮递员刘萍的家的拍摄外景地，放在了曹杨一村三工区94号。
我们再回到第一张照片的主人公，孔阿菊和她的丈夫徐真华。曹杨新村建成了，他们带着两个孩子，搬进了新村，布置起了自己的新房子。
很多曹杨一村的老居民，回忆起当年搬进来时的场景，都会说“以为搬进了洋房”：“我们当时住的都是滚地龙，搬到这里，墙雪雪白，地板是红的，房间里面清清爽爽，做梦也想不到住了洋房了”。
这里不仅住的宽敞，对老百姓的“出门七件事”也想得相当周道：银行、邮局、小菜场自然不在话下，搬进新村就有幼儿园，就连洗澡吃饭，也有公共浴室和大食堂——“这里邻里和睦相处，大家都很好说话，住在这里就像天堂一样”。
曹杨新村当年的第一批住户，几乎都是50年代著名的上海市劳模和全国劳模。在上面这张汪刚拍摄的照片中，沪上知名媒体人王海，就认出了抱小孩下棋者，正是50年代初，上海著名劳模：陆阿狗。
现在关于陆阿狗的文字记忆已经很少了，这个曾经住棚户、草屋的陆阿狗，由于在纺织机械方面的革新，使他彻底翻身，成为50年代的新贵。他是第一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又是第一次访问苏联代表团成员——当年还有两本关于他的连环画：《陆阿狗生产小组》和《向陆阿狗叔叔学习》。
2005年，作为新中国第一座工人住宅新村，曹杨一村被列为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保护建筑，保护类别为四类。保护重点以及要求，是维持单体原外貌和规划空间格局。这也是当年唯一一个入围历史保护建筑的现代建筑。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