潭柘寺风光（引自网络）
本文根据《明代北京西郊佛寺园林景观与游赏活动考略》一文改写而成，原文作者贾珺、王曦晨，发表于《建筑创作》2020年第1期140-149页。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郊群山属于太行山的支脉，丘壑起伏，富于水泉，植被茂盛，其东侧有大片平地，河流萦回，农田鳞次，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历代王朝在这一带陆续修建了大量佛寺，往往兼具佛寺园林的属性。
佛寺园林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园林类型之一，一般附属于佛教寺院，除供僧侣日常使用之外，还向公众开放，是古代城乡居民生活的重要载体，与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相比，具有更强的公共性，同时又反映出特殊的宗教文化内涵，其景观面貌别具特色。
西晋时期，北京城名“蓟城”，已经在西郊的山区建造嘉福寺，此即潭柘寺之前身。唐代初年的西山地区出现慧聚寺等佛寺。辽代在西山一带创建清水院等寺院。金代后期对中都的西郊有更大规模的开发，金章宗在香山等处结合各大佛寺设有八大水院，并多次游幸。元代科学家郭守敬主持建设大都的水系工程，开辟金河和长河两条平行的水道，分别引昌平神山和玉泉山的泉水，经西郊地区蜿蜒流入城内，保证了城市用水和水上运输的需求，同样也促进了沿途山地和平地的园林发展。元代统治者崇信藏传佛教，在西郊建造碧云寺等名刹，景致更加丰富。
元末受战乱影响，北京西郊的佛寺一度衰落。永乐年间，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的历任皇帝除了世宗之外都大力弘扬佛教。北京西郊诸山、西湖、长河一带开展更大规模的佛寺建设，出现了很多景致幽美的寺院庵堂。这些佛寺园林无论后世如何演变，或存或废，其基本面貌大多由明代奠定，相关营造工程与皇室和宦官有密切关系。
明神宗与李太后画像（引自网络）
明代皇室屡次敕建或出资重修佛寺，万历年间神宗与其母李太后尤其热衷于此，京西多座佛寺由其捐建而成。
明代宦官势力很大，并以豪富著称，经常捐出巨额资金修营佛寺，如正统年间范弘建香山寺、正德年间于经建碧云寺、成化年间郑同建洪光寺、嘉靖年间暨擢建极乐寺、万历年间冯保建双林寺等。这些寺院往往殿堂华丽，并包含园林景观在内，成为所在地段的一大名胜，寄托祈福之意，死后则成为捐资者的安葬之所，由僧人替代子孙守墓祭祀，故称“坟院”。
北京西郊也有不少佛寺由僧人自行募资或由官员、文人、富户出资建造。很多寺院在完整的殿堂规制之外，往往从选址、布局到叠山、理水、花木培植、小品设置乃至借景等各个环节致力于寺内外的景观塑造，并向公众开放，平时香火兴旺，游人如织，彼此遥相呼应，形成了明代北京城外最重要的游览风景区，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厚爱。
2 名刹佳境
按地形特征，北京西郊可以分为广义的西山地区和西山以东的平原地区两大区域，均属于明代宛平县辖境。前者泛指西郊诸山，由北至南，包含妙峰山、阳台山、香山、翠微山、卢师山、玉泉山、瓮山、马鞍山、潭柘山等；后者地势平坦，长河横贯，从西直门、阜成门至西山之间辟有两条干道，村落田圃相望。两个区域内均分布若干佛寺园林，并表现出不同的景观风貌。
明代北京西郊佛寺园林分布示意图
极乐寺位于西直门外长河沿岸，由明代宦官暨擢个人出资创建于明代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至二十八年（1549年）。全寺分为三路，中路为殿堂僧舍，正殿前有四株古松；东路设为独立的园林，中央建有国花堂，其南为大片牡丹花圃，北临水池，再北为叠石假山，松荫遮盖，山上建有一座雨花亭，院东另有一座三层楼阁，毁于万历年间的一次火灾。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旧影
真觉寺俗称五塔寺，位于白石桥东侧长河北岸，以形制特别的金刚宝座塔为主景，辅以清泉、苍松、翠竹，寺外河堤的柳色也是重要的观赏对象，王樵《登真觉寺浮图》诗赞道：“古寺不知年，松竹无近趣。老僧摘春芽,龙钟坐高树。客影碌碌然，步步追楚天。石阁三层上,金刚五座连。”
万寿寺始建于万历五年（1577年），由李太后捐资，大太监冯保督造。寺北有独立的园林，挖池取土，筑成假山，山上建观音、文殊、普贤三大士殿，池上建有一亭，假山后有大片菜圃。
摩诃庵位于阜成门外八里庄，始建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寺中有高轩幽室，种柳、榆、松，另有楼可望西山，后被魏忠贤下令毁去。
元代天历二年（1329年）在瓮山泊（西湖）北岸建造大承天护圣寺，高丽人所著《朴事通》记载其中建有两座琉璃楼阁，阁前水池种植荷花，是一处精美的寺庙园林，后来毁弃。明代宣德二年（1427年）重建，更名功德寺。寺中保留元代所建的三座临水平台，成化年间建毗卢阁，成为主要的景观建筑和凭眺之所，明代好几位皇帝曾经登临。
明代香山寺平面示意图（王曦晨绘）
香山寺位于香山东坡，坐西朝东，相传始建于辽金时期。明代正统年间司礼监太监范弘捐资重建。寺院主体庭院居南，分为五进，依次升高，山门内设有放生鱼池。北部有独立院落，东北两侧围墙呈弧形，院中主体建筑为观音阁，东侧建来青轩，被明代人评为香山最佳观景地，号称“京师天下之观”。
碧云寺位于香山寺之北，正德十一年（1516年）太监于经在元代碧云庵的基址上重建而成。全寺坐西朝东，分为三路，中路为六进殿堂，北路为附属园林，内有一眼天然名泉“卓锡泉”，泉上架屋，叠筑石洞，前辟方池，旁建幽亭。
卧佛寺位于香山北部的聚宝山脚下，始建于唐代，历代屡次重修。其殿宇庭院相当规整，天王殿前有一株娑罗树，名满京华。另在西北侧山坡上一片平坦的石盘上建观音阁，前设栏杆，下临小池，自成一景。
八大处旧影
香山之南有翠微山、卢师山、虎头山三座山峰，合称'小西山’，清代将分布于山间的八座佛寺称为“八大处”，其中证果寺始建于隋代，香界寺、灵光寺始建于唐代，三山庵始建于金代，大悲寺始建于元代，龙泉庵、长安寺始建于明代，最晚的宝珠洞寺始建于清代，但宝珠洞早在明代已经是龙泉庵旁边的一处景点。长安寺位于虎头山东侧山脚下，其余诸寺分处翠微山东坡和卢师山上，各有美景可赏。
戒坛寺旧影（引自《海因茨·冯·佩克哈默》）
戒台寺位于马鞍山，西依极乐峰，唐初曾名慧聚寺，之后屡建屡毁。明代宣德九年（1434年）至正统五年（1440年）重建，英宗赐名“万寿寺”，又名戒坛寺，其中砌筑三层白石台为戒坛，又有千佛阁，可以俯瞰浑河。
明代潭柘寺平面示意图（祁盈绘）
潭柘寺位于潭柘山，其前身为西晋始建的嘉福寺，明代屡次重修，先后赐名“龙泉寺”“嘉福寺”。《帝京景物略》载寺藏于山林深处，“頳山四合，东西顾，树古树，壁绝壁，頳山青矣，不见寺也。里许，一山开，九峰列，寺丹丹碧碧，云日为其色。”又描绘大殿屋顶上的一双鸱吻宏伟艳丽。
此外，隆恩寺位于石景山五里坨磨石口，始建于金代，正统四年（1439年）大太监王振重修。寺中有一亭一轩，分别建于竹林之中和腊梅之侧。嘉禧寺位于小西山杏子口西侧，四面高墙壁立，宛如城防，内部花木极为繁盛。阳台山东麓的大觉寺重建于宣德三年（1428年），传说其基址为金章宗八大水院之一，以清泉著称。法云寺位于妙高峰东麓，明代末叶依旧保存着金章宗时代的香水院泉池旧景以及古松、银杏。
3 理景手法
佛寺园林均依托佛教寺院才得以存在，其园林景观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殿堂之外单独设置的附属园林、寺院内部庭院的园林化处理以及外围环境的借景。
对于北京明代西郊佛寺园林而言，只有部分实例拥有完整意义上的附属园林，但几乎均会通过各种手段营造庭院景观，并积极融入所在的地段，成为园林化的寺院。其具体的造园与理景手法强调人工与自然的结合，涉及选址、借景、布局、建筑、叠山、理水、植栽、匾联、小品等各个环节。
佛寺园林首重选址，由此决定其景观经营方式。除了满足僧徒的生活需求、寻求相对稳定的微观气候和避免自然灾害等基本条件之外，主要考虑地形地貌和引水、植被的情况，以求易于成景。北京西郊的西山地区“有高有凹，有曲而深，有峻而悬，有平而坦”，类似《园冶·相地》所云之“山林地”；其东的平原地区有“江干湖畔，深柳疏芦”“团团篱落，处处桑麻”“平冈曲坞，叠陇乔林”，又类似《园冶·相地》所云之“江湖地”“郊野地”和“村庄地”。长河、西湖沿岸与群山的山脚、山坡和山顶均有寺庙兴建，与自然山水关系紧密，隔绝尘嚣，具有幽静的氛围，同时为了方便香客和游客往来，绝大多数都临近干道。
北京西郊佛寺园林登高借景方式比较示意
借景几乎是每一座佛寺园林的最大追求。北京西郊佛寺善于利用周围的山峰、河流和植被，来拓展景观空间。例如真觉寺外有长堤、石桥和茂密的柳树，更多寺院倾向于利用高凸的山坡或营造高耸的佛塔、楼阁、平台来取得广阔的观景视野。
碧云寺旧影（引自《中国文化史迹》）
在布局方面，佛寺园林受宗教规制的约束，其主体庭院的殿堂设置都较为规整，园林景观也遵从相应的空间秩序。北京西郊佛寺园林也不例外，其格局也往往趋于雷同，具有一定程式化的倾向，远不如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那样千变万化。位于山地的寺院可以利用地形高差形成参差的景貌，而位于平地的园林则稍显逊色。
佛寺园林专门设置的景观建筑以楼阁、亭、轩为主，除了极乐寺国花堂外，很少像私家园林一样设置专门的厅堂。摩诃庵石楼、兴胜庵明远阁、极乐寺牡丹楼等楼阁纯粹为园林风景而建，而戒坛寺千佛阁、万寿寺宁安阁等楼阁则具有供佛、藏经等功能。亭的数量最多，形式也富有变化。轩可以成为雅集、游憩的场所。此外，真觉寺、慈寿寺中的佛塔本是典型的佛教建筑，同时因为其特殊的造型和装饰成为景观标志。
万寿寺后园青石假山现状（王曦晨摄）
证果寺秘魔崖现状（王曦晨摄）
部分佛寺园林有叠山之举。最典型的例子是万寿寺，后部堆叠三座假山，象征五台、峨眉、普陀佛教三大名山，与皇家园林模拟海上三仙山的手法十分类似，却具有特殊的宗教涵义。大慧寺明代又名大佛寺，寺后有土石垒成的大假山。碧云寺在北院的泉水之上堆叠石洞，手法更为别致。西山地区的很多佛寺善于利用自然的石壁、石洞，形成凹凸有致的近观景致。
碧云寺水池今景（王曦晨摄）
北京西郊地区水源丰厚，绝大多数佛寺园林都注意水景的处理。大致来说，这些佛寺园林内部的水景主要分为三种情况：点状的泉眼、线状的溪流和面状的池塘，一些大型寺院则可能形成复合型的水系，动静结合，更显佳妙。
大觉寺古银杏（王曦晨摄）
植物配置是明代北京西郊佛寺园林造景的核心手段，几乎每座佛寺都拥有特殊的观赏花木，如卧佛寺的古松、古杨，极乐寺的古松、牡丹，隆恩寺以松桧竹和腊梅著称，嘉禧寺则大量种植海棠、牡丹、芍药。寺院的花木配置手法包含孤植、对植、行植、丛植、密植等各种情况，分别带来浓密的荫盖、遒劲的枝干和繁盛的花海等不同景象。一些古树的树龄早于建寺之初，代代相传，精心维护。来自西域的娑罗树（七叶树）具有佛教象征寓意，得到特别的重视。
明代北京西郊佛寺园林的匾额和楹联相对较少，部分匾额是皇帝御笔所赐，如神宗为香山寺来青轩题写“来青”“望都”“郁秀”“清雅”四匾，有点睛之意。寺院中具有景观价值的小品为经幢、香炉、石刻等等，大多具有宗教方面的意义。
明清两朝的造园风气颇有不同。相比清代而言，明代北京西佛寺园林人工痕迹明显要少得多，建筑密度不高，更强调自然本色和朴素的格调。
4 游览活动
佛寺园林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园林的特点。明代西郊是北京城外最重要的风景区，而诸多的佛寺园林则是主要的游赏场所，游人纷至沓来。
明代人游览北京西郊佛寺，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出西直门，沿长河至瓮山、玉泉山、香山；另一条是出阜成门，沿大道至八大处、潭柘山。这两条线可以通过西山之间的山径连通，也可以延伸到更远的距离。不同的游者可以选择一日至数日旅程，游览单座佛寺或者多座佛寺，形成相对固定的规律。
某年二月十三日，著名学者、官员方应祥出西直门，游高梁桥、极乐寺、真觉寺，当日回西直门。这是典型的一日游行程。
正统年间某日，高榖出阜成门，游西湖，在功德寺用餐、饮酒、游逛，游玉泉寺、望湖亭，在玉泉山华严寺住宿一夜，次日游香山寺，然后回城。这属于二日游的线路。
明代北京西郊佛寺园林四日以上游览路线示意图（王曦晨绘）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二月，另一位文人官员欧大任花费五天时间游西山诸寺：首日出阜成门，至华严洞，在功德寺住宿、读书；次日游香山寺、金山寺，住南禅寺；三日游平坡寺和某不知名小庵，住善应寺；四日游戒坛寺，并在寺中沐浴、读书、用餐、住宿；最后一日游马鞍山、卢沟而还。
每年春秋两季一些特殊的节令前后会出现游览高潮，如三月初三上巳节、四月初八佛诞日、八月十五中秋节至九月初九重阳节等。不同的时期赏景活动也可能各有侧重。如极乐寺牡丹非常有名，但花期较短，明人来游，更推崇其中姿态特异的剔牙松，而摩诃庵则以赏杏花为主。有些文人特意选择路途较为艰辛的冬日来游，欣赏寺刹的冰雪风光，如朱孟震曾经于雪后游香山寺，景致与平时大不相同。
明代帝王出巡图（引自网络）
明代皇帝也多次以西郊佛寺为拜佛、游幸之地，如宣宗、世宗、神宗都曾经在玉泉山功德寺驻跸，宣宗曾游大觉寺，宪宗曾游平坡寺，神宗曾在万寿寺亭中用膳。
明代官员、文人来到京西佛寺，虽然也会瞻拜佛像，但宗教色彩较弱，更注重观赏风景，并经常以园林为雅集、品茶、宴饮和临时借宿的场所。这些文人在游赏过程中很喜欢表达对远离俗世、静居修行的理想生活的向往。寺僧为了得到更多的香火布施，也经常为上层人士提供茶酒，殷勤侍奉。文人陆釴游功德寺，僧人特意汲山泉泡茶，并送了好几次酒，很有一点现代旅游业经营意识。
普通居民则往往更看重拜佛、祈福等活动，以游赏为辅，聚众而至，形成具有佛教特色的民俗传统。例如戒坛寺每逢浴佛节，山间到处搭建香棚，人山人海，货摊云集，马嘶狗吠，极为热闹。
佛寺园林内部的建筑、假山、溪池、花木和外围的山丘、林木、河湖都成为观景对象。经过口口相传和诗文流播，很多寺院独具的美景对公众极具吸引力。佛塔和楼阁被视为最佳的临眺场所，几乎所有人都以一登为快。《春明梦余录》记载了一则逸事：极乐寺牡丹园的高楼长期紧锁，有一天进士旷鸣鸾来逛，坚持要登楼，僧人苦劝不听，结果刚登上去就突发火灾，旷某来不及下楼，居然被烧死了。
5 历史遗产
有明一代，北京西郊地区并无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则有王氏息机园、惠安伯张元善牡丹园、驸马万炜白石庄、外戚郑承宪郑公庄、武清侯李氏清华园、书画家米万钟勺园等名园，而佛寺园林的数量大大超过私园，成为西郊风景区最核心的景观元素。
明末北京西郊遭遇清军入侵，随后被李自成起义军占领，大多数佛寺都受到战火波及，濒于废毁。清代初叶逐步有所恢复，乾隆、嘉庆年间掀起新一轮建设高潮，西郊诸寺复建和新建了许多建筑，格局日渐繁复，与明代有所差异。
清代在西郊先后修建了畅春园、圆明园等离宫御苑，周围环绕若干王公大臣的赐园，香山、玉泉山和瓮山被辟为三山行宫，香山寺、华严寺、洪光寺等古寺纷纷被纳入禁苑范围，失去了原有的独立性。清帝长居西郊离宫，多次临幸长河沿岸和西山的佛寺，真觉寺、万寿寺、功德寺、卧佛寺、碧云寺、大觉寺、戒台寺、潭柘寺等寺院均设有行宫，对其园林景观也有所增建、改筑。
北京西郊有一些寺院就此荒芜，被人遗忘。还有个别寺院遗址被私家园林占据，如清代光绪年间醇亲王奕譞利用妙高峰法云寺旧址营造自己的陵墓和退潜别墅郊园，当时的环境仍然依稀可见明代旧景。
总体而言，清代北京西郊形成了以“三山五园”为主体的新格局，皇家园林占据了绝对崇高的地位，权贵的私家园林次之，佛寺园林受到较大的抑制，居于从属地位，但依然是西郊风景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北京西郊佛寺风光（引自网络）
当前北京市将西郊“三山五园”涉及的广大区域视为北京旧城之外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区，从各个层面推进其保护工作。相比此区范围内的皇家园林遗迹而言，佛寺园林受到的关注较少，对其价值认识不足，缺乏相应的保护措施，常常遭到各种人为破坏，同时在环境整治、山水护理、建筑维修、树木保养等若干方面均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在此情形之下，亟待加强对这些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工作，而明代作为北京西郊佛寺园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也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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