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墨家是一个以职业教育为基础的社团组织。其社团成员都是墨家弟子。墨家并没有一以贯之的学派，到墨家晚期才形成秦墨、齐墨和楚墨，它们之间存在利益矛盾。墨家“侠义”精神是以生俱来的。遵循法律、“轨于正义”是墨者与游侠的根本性区别。无庸忌讳，游侠受到墨家“侠义”精神的影响，并成为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暴戾之风”和民粹主义运动的源泉。
墨家是战国时期的一门显学，甚至盛于儒家学派。而秦汉之际突然销声匿迹了。有关历史记载零零碎碎，难窥全貌。本文重点寻踪墨弟子的来源与从事的职业问题。
关于墨家的组织性质有很多猜测或说法。我认为墨家是以民办职业教育为基础的社团组织。
第一，墨家的基础是民办职业教育。先秦时代，私人办学不始自孔子（黎翔凤，2004.p.1244；王越，1957）。墨子私人办学晚于孔子，但其规模并不小于孔子。《吕氏春秋·上德篇》：“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弟子”就是学生、门徒。
管子在齐国主政时，要求士农工商四民不杂居。安排士民住于闲静之地，安排农民住近田野，安置工匠靠近官府，安置商人靠近市场。使士人居处相聚而集中，闲时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悌。朝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学问，不劳苦也能学会。所以士人的子弟常为士人。使农家居处相聚而集中，分别四季，安排用具，置备器械。搞齐全耒耜枷镰等等（《管子·小匡》）。在当时，不只是士之子弟设立专门的学校，农民、工民、商民居住的社区也有专门的学校来教育他们的子弟。《管子·弟子职》是现存最早的学生守则。墨子所办的学校则是工民及其子弟接受教育的场所。
第二，墨子与孔子一样都遵循“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吕氏春秋·尊师》记载：子张，原是鲁国庸俗的小人；颜涿聚，原是梁父山的大强盗；后来跟从孔子学习。段干木，原是晋国市集的大经纪，后来跟从子夏学习。高何、县子石，原是齐国凶恶的人，被乡间的人们所指责，后来跟从墨子学习。索卢参，原是东方大骗子，后来跟从禽滑黎学习。这六个人，是该受刑、被杀、被辱骂的人。因跟从老师学习而成为闻名天下显达的人，王公大人信服并礼遇他们。在孔子、墨子看来，人品不好的人，通过学习也能改邪归正。所以他们对求学者不问出身，有教无类。
第三，墨家教育内容多为工商业及相关专业知识。根据现存的《墨子》53篇内容来看，墨家教育内容包括政治教育、道德品德教育、科学知识（《墨辩》为后期墨家所学内容）和各类专门业务学习，等等。墨子也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墨子·耕柱》记载：“治徒娱、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
第四，墨家的私学带有职业教育的特点。《墨子·修身》：“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士”，只有学识是远远不够的，更要去身体力行。尤其是墨子所教为手工业技能方面的专业，离开实践是行不通的。因此，墨子所办私学应该有别于孔子的私学。根据《墨子·耕柱》记载，墨子推荐耕柱子到楚国做官、推荐高石子到卫国做官；《墨子·公输》记载，墨子阻止公输盘助楚攻宋对楚王说：“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禽滑厘等三百人”都是墨家弟子。他们助宋止楚，有没有经济报酬问题，没有记载。但按照“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我认为墨家弟子是有经济报酬的。从这个角度讲，墨家私学不但帮助学生就业，并且直接组织弟子统一对外“承包”军事工程。
墨家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创始人为墨翟（约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76年）。墨翟是墨家第一任领袖。矩子制度在墨子生前已经形成。矩子的传授系统是: 墨翟→禽滑厘→孟胜（许犯）→田襄子（田系、田鸩）→腹黄享（黄+享）。根据《吕氏春秋·上德篇》记载所传递的信息，矩子是终身职务,必于死前选定继任者，而后传授之，类似于佛教徒的衣钵相传。墨家宗教气味极浓,矩子“大低等于后世的宗教教祖”（龚维英，1987）。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关于墨翟的记载是：“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守御：防守；防御。《国语·齐语》：“君有攻伐之器，小国诸侯有守御之备，则难以速得志矣。”《墨子·公输》记载：墨子为阻止公输盘助楚攻宋，墨子劝阻，“……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馀。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
禽滑厘是墨子的首席弟子，也是墨家第二任矩子。禽滑厘跟墨子学习的也是“守御”之术。《墨子·备城门》记载了墨子教禽滑厘“守御”之术。
孟胜是墨家的第三任矩子。孟胜守阳城国（即今方城县），并死于阳城国（张新河，张九顺.2010）。《吕氏春秋上德篇》记载，孟胜与一百八十五个弟子帮楚国的阳城君守城,楚悼王死后旧贵族反对吴起变法,推翻吴起，孟胜也参与。吴起因“伏王尸”被判车裂,而阳城君的士卒因箭射吴起误中楚悼王尸体,阳城君与孟胜遭追究而出逃,孟胜与弟子被逼上与一百八十三个弟子自尽,并令三名弟子传矩子于田襄子。古籍对田襄子的记载只有两则，一在《吕氏春秋·上德》，一在《说苑·尊贤》，但《说苑》中称为田让，记载了田让与卫王关于招览士人的对话。
腹黄享（黄+享）是继田襄子之后墨家矩子。居秦，与秦惠王同时代。《吕氏春秋·去私》记载腹黄享（黄+享）大义灭亲，尊法杀子的故事。但他作为矩子与齐国、楚国等其他诸侯国的墨家是什么关系，不得而知。
综上可见，从墨翟到田襄子，墨家弟子都是从事“守御”工作的技术专家或武器专家。《墨子公输》记载，当时战争进攻的方法主要有“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轒辒、轩车”等十二种。而守御的方法是依据城池用相应的技术来化解。墨家弟子以组织的形式提供这些方法与技术设备。
关于墨家派别划分有很多分类，具体包括：
第一种方法是将墨家划分为“谈辩”、“说书”、“从事”三派。据说这三派代表了墨子在世时墨子学派的构成。其依据是《墨子·耕柱》的记载，即：治徒娱、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是否可以此来划分墨家派别，值得商榷。不过可看出，墨家弟子职业复杂，如修筑城池，有筑城的、有挑土的、有测量的；从大的方面讲，有谈辩的，有说书的，有从事的。
第二是韩非子的“三墨”说。《韩非子·显学》：“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墨家分离为三派。
第三，陶潜“三墨”说。陶潜（大约365年-？）在其《群辅录》一书之末，提出有“宋钘、尹文之墨”、“相里勤、五侯之墨”和“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墨”之“三墨”说。
第四，清代俞樾“三墨”说。因《墨子》书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诸篇皆分上、中、下三篇，且三篇“字句小异，而大旨无殊”，故认为“此乃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传上、中、下三篇者即为“三墨”（俞樾，2001.p.1）。
第五，蒙文通关于“南方之墨”、“东方之墨”和“秦之墨”三派说。蒙文通（1894—1968年）根据《庄子·天下篇》，认为“南方之墨”也属于“谈辩一派”。蒙文通引《吕氏春秋·去宥》中“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为说，认为其中的谢子就是“说书一派”的代表，其特点是“奋于权说”，因而，“东方之墨”也属于“说书一派”。蒙文通认为秦墨是“从事一派”，不重理论，不在诵《墨经》而倍谲不同之列，故《庄子》遗之（蒙文通，2000.p. 373）。
墨家弟子的来源与职业情况非常复杂。墨子在世与死后，墨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因而，按照职业特点将墨家划分成不同学派，并不妥当。实际上，墨子死后，墨家的地区特色比较明显。各地区所形成的墨家在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上偏重不同，并且争“正统”（真墨和别墨）、争利益而互相排斥（宇野精一，1977.p.79）。我们重点介绍秦墨、齐墨和楚墨。
（一）秦墨
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成为墨家从事派的活动中心，墨家注重战争中的防御策略和技术，使得墨家学说在理论上和文化上都与秦国有很高的契合度（孙凤霞，2009），1975年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其中《为吏之道》等篇章有关器物的名称与《墨守》是大同小异的，说明墨家弟子在秦统一六国战争中提供军事技术上是有贡献的。同时，墨家“尚贤”等学说对秦国社会也有巨大的影响（贾马燕，2015年）。后来吕不韦入秦为相，把“驳而霸”的传统发展到新阶段，墨家“说书派”也被有选择地纳入治国的理论体系之中。但进入秦汉大一统时代，墨家传人因其价值观念的因素而没有适时地发展其理论以服务于现实,最终被排挤出政治舞台之外（臧知非，2002）。
（二）齐墨
我认为齐墨学者主要在稷下学宫。《荀子·非十二子》将宋钘与墨翟并称，视其为墨学中人。《庄子·天下》将宋钘与尹文子合论，称之为墨家。《汉书·艺文志》将宋钘与尹文子称为名家。蒙文通在《杨朱学派考》一文中将宋钘、尹文与慎到、田骈、接子、季真等稷下学派人物都视为“北方道家杨朱学派”（蒙文通，1995），郭沫若则将宋钘、尹文与环渊、老聃、田骈、慎到分为三组，称为“稷下道家三派”，并认为《管子》中的《心术》等篇，“毫无疑问是宋钘、尹文一派的遗著”（郭沫若，2005；郭沫若,2012）。我们认为宋钘与尹文子属于后期墨家。
《考工记》、《墨经》这两部杰出的科学著作应该是齐国稷下学宫的墨家集体创作而成。
（三）楚墨
墨子在楚惠王（前479年—前432年）时游楚。几十年后再游楚鲁阳；墨家矩子孟胜为楚阳城君守城，以身殉职，其弟子徐弱等180 人随之殉死。《韩非子·显学》讲“有邓陵氏之墨”。《庄子·天下》：“南方之墨者若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楚墨行侠仗义，反对战争，是“兼爱”、“非攻”主张的行动拥护者。但在理论上毫无建树，几乎没有什么传世的著作。
西周时期，各级官吏都由贵族或国族的人担任。介于卿大夫与庶人之间的是士。而士有上中下三等，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孟子万章下》）。而士都是接受过贵族教育体系的教育的。国学、乡学和宫廷教育都要求学生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周礼·保氏》，教师亦官亦师。士多为卿大夫的家臣。由于实行兵农一体化体制，在军队中的“武士”也是士的有机组成部分。
“游侠”是从武士演化而来的。其社会历史原因十分复杂，我认为主要原因是：第一，在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随着野战地位的提高，车战退出历史舞台，武士也退出了军队。“士”的分化和社会地位的变动剧烈；第二，在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诸侯之国、大夫之家分裂、兼并和重组等变化剧烈，使得部分“士”无“家”可归，成为游侠。
《墨子·杂守》篇把士分为“谋士”、“勇士”、“巧士”、“使士”。《墨子·鲁问》中有“匹夫徒步之士”；《墨子·公孟》提到“国士”，需要有“射”艺。《商君书·算地》把士分为“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庄子·徐无鬼》把士分为“知士”、“辩士”、“察士”、“招世之士”、“中民之士”、“筋力之士”、“勇敢之士”、“兵革之士”、“枯槁之士”、“法律之士”、“礼教之士”、“仁义之士”等。总体上可将“士”分为“武士”、“学士”和低级官吏。其中武士又分为三类：一类为周天子和诸侯的武装力量的低级军官；二类为力气大而勇悍之士；三类为侠士。典籍中称之为“侠”、“节侠士”、“游侠”。
司马迁把“侠”分类为“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史记·游侠列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其中“行虽不轨于正义”不是墨者的作为，但“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是墨者所具有的特点。
陆贾《新语·思务》：“墨子之门多勇士”。晚清学者陈澧在《东塾读书记》卷12中说：“墨子之学，以死为能，战国时侠烈之风，盖出于此。”康有为继之在《孔子改制考·儒墨最盛行并称考》中提出：“侠即墨也。孔墨则举姓，儒侠则举教名，其实一也。”而将这种说法变成学术界公认的说法的是梁启超在《墨子学案》的论证。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墨学研究者对游侠即墨者都深信不疑。侯外庐（1962年）直接把游侠称为“墨侠”，认为它是后期墨家中很重要的一派。余英时（2004年）则认为：“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说到的‘儒墨皆排摈不载’就是侠与儒墨两家没有渊源关系的断案了”进而对梁启超论证中的“儒墨”、“儒侠”对举现象做了分析，认为“韩非子《五蠹》中之‘儒’涵盖了儒墨，是广义上的指代知识分子。”另外在对游侠的事迹做一番考察之后，得出“侠并非源于任何一派思想，也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思想，更没有和任何学派合流。概括言之，侠只有社会谱系可说，其直接系统出自武士阶层。”
我认为，将游侠与墨家弟子等同起来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同时，认为游侠与墨家没有关系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遵守法律，维护社会正义是游侠与墨者的最大差别。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明确指出：游侠“不轨于正义”。东汉的荀悦（148-209年）撰《汉纪》指出：“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之游侠。”（汪涌豪，2001.p.1）而墨者，尤其是秦国的墨者是严格遵守法律的。我们在上文介绍的墨家巨子腹黄享（黄+享）大义灭亲，尊法杀子的故事就能说明问题。
第二，秦国没有游侠，游侠都在六国。《韩非子》多处谈到墨家，都是正面的，甚至谈到儒家、墨家谁更符合先王正统时也没有偏袒儒家。但却讥讽侠士，即“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实际上，自商鞅变法以来，改变了“民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局面，又颁行《游士律》规定：“游士在，亡（无）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在秦国，基本上没有游侠生存的土壤。游侠只是“六国”的风尚。
第三，游侠与墨者都具有“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精神。《淮南子·泰族训》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墨家的勇士可能来源于“游侠”。冯友兰也指出：“关于墨子和他的追随者来自游侠，有许多凭证。”（冯友兰，2004.p.46），如我们上文介绍的高何、县子石就是“暴者”。同时，六国的非墨家弟子之游侠也受到墨家侠义风尚的影响。
第一，墨家是一个以职业教育为基础的社团组织。
墨家通常被认为是中国东周时期的哲学派别，诸子百家之一；有的认为墨家是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有严格纪律的学派；有的认为墨家具有宗教色彩，等等。我认为这些界定都存在片面性。实际上，墨家首先是以私人办学为基础，教师是能工能学的“士”或专家。墨家的私学与儒家的私学不同的是，前者必须注重实践和训练。同时，墨家是以弟子组成的团体去帮助诸侯国进行战争“守御”，并提供军事装备技术与方法。
第二，按照地区而不是按照职业来对墨家划分派别可能更可取。
学术界通常将墨家划分为“谈辩一派”、“说书一派”和“从事一派”三派。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墨家矩子墨翟→禽滑厘→孟胜（许犯）→田襄子（田系、田鸩）→腹黄享（黄+享）都是兼“谈辩”、“说书”和“从事”才能于一身的人物。自孟胜之后，墨家的地区性特色明显，但居住在秦国的墨家矩子腹黄享（黄+享）与东方之墨和南方之墨是什么关系，不可考。《庄子·天下篇》的说法，在《墨经》形成后才出现“真墨”与“别墨”之正统地位的争论，更多地体现的是墨家弟子地区性利益性纷争。因此，我认为墨家晚期才形成秦墨、齐墨和楚墨之分。
第三，墨家的“侠义”精神是以生俱来的。
《庄子·天下》曾经对此有过较为详细的描述，即：“不奢于后世，不糜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釐闻其风而说之。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跻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但是，墨家注重弟子的修身和道义教育。《吕氏春秋·当染》：“禽滑黎学于墨子，许犯学于禽滑黎，田击学于许犯。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皆所染者得当也。”遵循法律、“轨于正义”是墨者与游侠的根本区别。
第四，游侠受到墨家“侠义”精神的影响，成为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暴戾之风”和民粹主义运动的源泉。
游侠不等同于墨者。但游侠受墨家思想影响。墨家崇尚人人平等的思想，为了正义“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这些精神对游侠的“侠义”精神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也成为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暴戾之风”和民粹主义运动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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