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比汉魏六朝的历史书，和唐朝以后的历史书，会发现一个突出现象：
作者的人数并不一样。
唐朝以前——准确地说，《晋书》以前，纪传体史书也好，编年体史书也罢，无论官修，还是私撰，作者大多是一个人；唐朝之后，作者那一栏，就经常被填成“XXX等”了。这是因为，十六国北朝就开始出现的大规模史馆集体编撰活动，唐朝之后，就成了历朝历代的标准配置。书写工具的飞跃，档案制度的完善，使得后世史官可以依赖所能查找的文献进行编写。比如，起居注这类史书，在《汉书·艺文志》里是找不到的，但《隋书·经籍志》的史部一卷里，它们就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刷屏。乃至明清史学界，能引起居注的时候，未必需要引《明史》或《清史稿》这样被裁切过的内容。而在有这条件之前，史官靠什么呢？多半是内部爆料。
先秦时期，“太史”一职，多半父子兄弟相传，记载言、事等等同时，兼修天文星历、卜筮占问。他们有点上古巫史、祭司的遗风，所记下来的东西，是向天陈说、对天负责，而不是对现实的君王。所以秉笔直书，生死无惧。他们的学问，因此则可以说是当时的行业黑话，譬如《春秋》史法的“微言大义”，什么用词说明什么褒贬态度，若非后来被儒生学去并大加发挥，可能我们也无从得知。因为外人不做，也做不了这个行当，他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很多是独家秘辛。
从太史公司马迁以后，史官一职更加对儒生开放，司马迁自己本身的儒学修养就很深。《汉书》作者班固，则是汉成帝班婕妤家族的后辈。西汉末期的大学者扬雄，经常找班固的父亲和堂伯父串门，班家甚至有当年不少的赐书。如果说司马迁更多接触到的是朝廷上的争论，以及专业技术方面的黑话，那么班固所听闻的，恐怕还有相当部分汉末宫中的八卦。尤其班婕妤失宠后，长居长信宫，侍奉王政君，与王政君有非常良好的关系，而王莽与班固祖父、伯祖“同列友善”，虽然班家对王莽不想太接近。于是《汉书》涉及王莽及其家族的故事，就相当有画面感。其精彩程度，大概也不亚于曾经到古战场实地考察的司马迁笔下，有关楚汉相争的种种戏码，和汉武朝权贵的各色形态。
西汉中后期开始，各地豪族崛起，到了东汉，陆续成为各种类型的地头蛇，成为势族；其中连续几代入仕参政的， 就发展为世族；这样的家族，多半能经营出优渥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于是子弟的教育质量得到高度保障，乃至后来的士族也由此而生。经济实力、社会政治地位、文化软实力，相互辅助，逐渐占尽优势。班固的家族，祖上是秦末汉初在楼烦地牧马放羊的大户，西汉前期同时还是当地有名的侠客，这和世居内陆的司马迁，看边疆事务的心态当然大为不同。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司马迁可能是个住在城市、经常下乡考察的学二代或学三代，但班固的家世，是在钓鱼岛或南海大规模捕鱼超过三代的渔业老板。虽然通常认为，《汉书》相较《史记》更为典雅，更符合儒家的贵族化审美，而《史记》文笔古劲，人民性也更强——但在汉匈战争的问题上，恰恰两者的立场倒了个儿，《史记》是内陆农耕区先富起来的立场，《汉书》反而还是边民。
于是，这两者对汉匈战争，态度明显地大有不同，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农耕区觉得战争的赋税负担已经太重，牧区觉得安全没有保障，希望军队继续强力护牧，即便放在一个普选制议会国家，司马迁议员和班固议员各自依靠的选民，也难免要打破头。由此，某些非要在《史记》、《汉书》中，机械地分出一个“对”、“错”来的流行观点，可以说是入戏太深，因此显得比较荒诞的。
司马迁的成长环境是西汉前期，社会风气中还有先秦六国的残余，吴楚七国之乱也去之未远。因此，在他观念中，地理区间还是按A国、B国这样划分的，无论在他对地理区间的叙述、各地民风的概述中，还是他对人物籍贯（突出县，不突出郡）的记法上，都能看得出来。而从不同民风的分布，尤其能看出：他采用这样的记法，也是符合实际的。班固则不然，他非常强调郡-县的一体化，而不强调封国之间的差异。我们可以从《史记》到《汉书》的这一变化，直观感受到两汉从分封制向郡县制发展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对人们意识形态的影响。
（《汉魏六朝思路广》1）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