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和条件，是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开发、复垦、整理地，休闲地（含轮歇地、轮作地）；以种植农作物（含蔬菜）为主，间有零星果树、桑树或其他树木的土地；平均每年能保证收获一季的已垦滩地和海涂。耕地中包括南方宽度<1.0米、北方宽度<2.0米固定的沟、渠、路和地坎(埂)；临时种植药材、草皮、花卉、苗木等的耕地，以及其他临时改变用途的耕地。
进入21世纪，人口不断增多，耕地逐渐减少，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首先要确保耕地的数量和质量。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粮农组织(FAO)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土地面积为18．29亿hm2左右，人均耕地0．37 hm2；我国现有耕地总面积为1．21亿hm2，人均耕地0．08 hm2，只占世界人均耕地的1／4。
对于13.6亿中国人而言，保护耕地使之拥有足够的规模，既是基本国策，又是生命线。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拥有19.5亿多亩耕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经济高增长、社会大发展的背后，却是耕地规模的迅速减少，到了“十五”结束时，耕地规模较少到18.2亿亩左右，当初提出的保证拥有18亿亩耕地面积是“红线”，只能守住，不能突破。而事实上，经过“十一五”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用于保障13.6亿生存的生命线或已突破，18亿亩耕地的红线可能只是理论上的存在，或是数量上存在，事实上已经失去耕地的基本作用。正是基于耕地的逐步消失，欧盟曾经推论未来中国的耕地无法保障自己生存的需要，出现的后果之一就是中国人为了生存向外扩张，给世界带来危险。我们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基本的是中国的耕地在不断地减少，这是个事实。从1996年—2006年，十年间耕地减少了1.2亿亩，年均减少1200万亩。如果按此平均数衡量，18亿亩耕地的红线应该在三年前已经突破；如果最近五年中，按照过去十年减少幅度的50%计算，现在事实上18亿亩的红线已经被突破。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耕地；另一方面处于环境保护的需求，严格限制开荒，基本堵住了耕地增量的渠道。几乎没有增量与不可避免地减少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生命线的丧失或红线被突破。两方面的现实可以基本证实：
一是城市的无度扩张，占用了大量的耕地。我们到城市周边或郊区去看看，十年前或五年前的耕地基本被宽阔的道路、高耸的楼宇、轰鸣的工厂占用，过去用于保障城市居民生活的菜蓝子、米袋子工程用地，现在已经变成五花八门的开发区。过去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南北或东西直线距离也不过20多公里，北京著名的长安街，号称十里，不过也就五、六公里，上海外滩也只能是十里洋场。看看现实，北京从北六环到南六环的直线距离在百公里以上，上海从北端到南端直线距离也在百公里以上。各地的省会及以下城市都经过了急速的扩张，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乡镇居民点规模都大幅度地扩张。据估计近二十年中国的城市规模扩大了一倍，无需质疑城市规模扩大基本上是占用了耕地。国家早些时候对660个城市1986—1996年之间有统计，显示十年间扩大了50%多。城市无度的扩大，美其名曰：城市化进程的需要，或为转移一产过剩劳动力提供条件，或缩小、消除城乡差别，或保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动力。殊不知，这种以牺牲生存基本条件为代价的发展，并没有牢固、扎实的基础，是建立在沙滩上的高楼，是空中楼阁，一旦粮食安全出现问题，国民的生存出现危机，所有的发展都会回到原点。
二是无节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了大量的弃耕地。我们到农村去看看，大量的耕地被遗弃，形成了荒地，这些荒地事实上已经起不到耕地的作用。转移农村或一产剩余劳动力，又两个基本前提：第一是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在农作物播种、施肥、浇灌、收获等当面及农田管理，可以用机械作用代替人工作业时，就会形成需要转移的过剩劳动力；第二是机械化程度提高后，可以进行规模化作业和经营，过去以人工为主确定种植规模转变为以机械为主确定种植规模时，因规模效应而产生需要转移的过剩劳动力。在这两个基本前提不存在或不完全存在时，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其结果必然导致耕地变为荒地。据有关人士估计，全国每年大约有1亿左右的民工，最高峰可能达到1.2亿，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每年在搬家。面向未来而言：转移农村或一产剩余劳动力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就现实而言：农村或一产劳动力无节制、无序流动，特别是涌入城市，将是一个异常严重的问题。农业或农村现有的发展程度，还不具有形成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基础和条件；城市发展的水平，还不具备接纳大量农村人口生活和工作的能力。出现这种本不应该出现的问题，主要原因还是城乡差别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