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中、晚三个阶段来看，早期仍是帖学的天下，至中期，碑学兴起，晚期则盛行碑学。
明清之交，许多明末遗民，隐迹山林，寄情翰墨，涌现出一批书风独特、个性鲜明的书法家。如傅山、朱耷、石涛等人。
傅山追求“宁拙毋巧、宁丑毋媚”的艺术趣味，草书纵横跌宕，真率拙朴;朱耷的行草融汇篆书之法，运笔细匀圆劲，斜正错落有致;石涛在行楷中参以隶法，字体凝重倚侧。另外，王铎的行草书纵而能敛，苍郁雄畅。
这些都是宗法晋唐法帖而有独特风貌者。至康熙朝，由于康熙皇帝酷爱董其昌书法，董书遂风靡一时，出现了许多专学董字的书法家，如沈荃、笪重光、姜宸英、查昇等。
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喜爱赵孟頫书法，朝野风气又为之一变，由崇尚疏淡的董字转为圆腴的赵字，代表书家有张照、董浩、汪由敦等人。
这个时期，承绪帖学比较著名书法家有:北方号称四大家的翁方纲、刘墉、永瑆、铁保;南方与翁、刘并称的梁同书、王文治，还有钱澧、钱坫、汪士宏、姚鼐等名家。
他们大多数宗法晋代钟、王，唐代颜、柳，宋代苏、米，元明时期赵、董，在真、草、隶、篆诸方面各有建树。其中以翁方纲、刘墉最负盛名。
乾隆年间，敢于冲破帖学樊篱，自辟新路的书法家当推“杨州八怪”，他们不但在绘画上追求“怪”，在书法上也力图变革，有意识地从汉隶中汲取营养，并将绘画用笔融入书法，使靡弱的帖书得以宽其气、强其骨，如黄慎的草书，汪士慎的隶书，高凤翰的左手书，都能突破旧规，自成一格。郑燮、金农则是其中佼佼者。郑燮的行楷参以隶法，形成自称的“六分半书”;金农的隶书横粗竖细，凝重拙朴，被称为“漆书”。这些书法，无论在用笔、结构、布局上都新颖独特，他们变革帖学的尝试，无疑是碑学兴起的前奏。
乾嘉时期，随着金石考据学的勃兴，大量金石碑版被发掘出土，不少人由考据进而学书，书法逐渐入碑学。尤其有几位理论家，大力倡导碑学，著书立说，更推进了碑学的传播。如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对当时书坛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至嘉道时期，终于形成了碑学蓬勃发展的书道中兴局面。涌现出许多成就突出的书法家，如邓石如、伊秉绶、丁敬、黄易、桂馥、包世臣、陈涛寿等，其中以邓石如、伊秉绶两家造诣最深。伊秉绶的书法上追秦汉，隶书成就突出，两人书名并重当世。
清代晚期，书坛已是碑学的天下。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总结了前朝碑学的理论与实践，并竭力推崇北碑，尊魏卑唐，遂使中期南帖善存的地盘，完全让位于北碑。许多著名的书法家，均从北碑中吸取营养，如当时最负盛名的两位书家:何绍基和赵之谦，早年均师法颜真卿，后为一代大家。
其他碑学名家尚有包世臣弟子吴熙载、宗法邓石如的杨沂孙、富有金石意趣的吴昌硕、擅长篆隶的莫友芝、杨岘等。当然，也有少数书法家不以北碑为宗，如翁同龢专学颜真卿、林则徐承帖学余绪，但建树则不如何、赵诸家。
总之，清朝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清人书法也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并影响至今。但如今对清代书法的承绪，却糟粕盛于精华，走向了变革的极端。形成这种局面，与现今国学断层与理论的缺失有深刻关联，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从事相关教育同仁与广大书法爱好者们沉下心智，清本溯源，找出一条符合时代的中国书法之路，这将是任重而道远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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