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什么？哲学家应该做什么——四月五日在北京大学的讲演

  我是学哲学的，今天要把自己所专学的同大家谈谈。我的题目是“哲学是什么，哲学家应该做什么”。我希望第二句话是别人不曾说过的。哲学是一种苦涩干燥的学问，但它虽然苦涩干燥，却与人生关系密切，也是与我们很接近的学问。今天在座的诸位虽不都是学哲学的，也许对哲学发生兴趣。哲学是西方的文化，在中国学术中找不出哪一种学问是与它完全相同的。文化是一个整体，就像人体一样，头部手足都互相配合；至于马的躯体，配合就与人不同。西方人的文化也是一个整体，哲学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在中国，也有过“哲学”这个名称，譬如贵校校长胡适之先生和冯友兰先生都写过“中国哲学史”。从这名称上看，中国似乎也有哲学，但其实这是很勉强的，我们看这里面所谈的问题与西方人所谈的问题并不相同。西方的哲学是在两个事物的矛盾中产生的，一个是宗教，一个是科学。西方人的思想，自近世科学兴起后，与宗教思想发生冲突，这时候才有哲学来起作用。我这样说，一定会有人驳我，说：那么希腊就没有哲学了吗？但并不然，希腊的哲学倒像中国的哲学，内容无所不包，并且别无哲学以外之物，所以希腊虽有伟大思想，仍非近世的哲学。近世哲学是科学、宗教、历史以外的哲学；近世哲学之兴起，全由于科学之兴起。科学自古有天文、地理、物理等，至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科学勃兴，有大科学家如伽利略、牛顿。科学产生后，就有了宇宙观，对物质有了一个看法，遂与中世纪耶教圣经上的说法起了大冲突，西洋文化本身因此有了矛盾，整个文化变得不调和，于是而有了思想上的烦闷，影响到生活上也有了烦闷，于是产生了思想家，即近世哲学家。哲学家在他们的思想系统中增加了新的素质，对新兴的科学潮流加以吸收，而不是迎头痛击。同时对于过去一直赖宗教以维持的社会秩序与道德观念加以种种解释，西洋文化因而起了剧大变化。

  我是学哲学的，在抗战前感到极大苦闷，时时要问学哲学究竟有什么用？有一次我同金岳霖先生谈，我就说我们对现世界没有一些用处，完全是浪费时间；眼看日本人就要侵略进来，现在最急迫需要的是应当教青年人如何去抵抗，为什么还要研究纸片上的东西？九一八以后，我就主张改订学校课程，把有关抗战的学问拿来学，不关抗战的放在后面。我也要问学哲学的人究竟有什么供献，但是并无一人认为我的话值得考虑。抗战八年中学校课程一点没有变动，便是明证。我自己仍然一直在怀疑哲学家的供献。现在，世界上人类相讦益烈，越来越不成样子了。近来我读到美国某学会的论集，这本书有五寸厚，是一九四四年出版的，讨论的是Approach To World Peace，里面讲宗教、科学、哲学应如何去供献和平。可见现在大家的感触都是相同的。我觉得，我们所学的学问如果与人类幸福无关，则其价值都是可疑的。我这样说，并不是浅薄得不讲理论的价值，我是研究知识论的，读康德(Kant)最多，后来改从社会学去研究知识论，兴趣渐渐转到社会研究上去，而不再专讲形而上的奥妙的那一套，于是就变为社会学与知识论的合并，把文化发达与社会学配合起来看。我的这种转变，一般人很少知道，总还根据我以前写的书来研究我。知识社会学现在已成为一种学问，但还幼稚，在欧洲致力于此的也没有几个人，最早的人当推卡尔·马克斯(Karl Marx)，他很开辟了一个新的方面。我们可以从知识社会学来看看哲学是什么。我在一本书上曾经写过了，现在只简单说一说。人是有知识的生物，知识没有无用的知识，可分为三大系统：第一是常识系统，主要是为了便利，比较专门的我不谈了。第二是科学系统，建筑在可测量的数量( Quantity)及物的关系上。第三是形而上学的系统，我这里谈的是知识，而不谈盲目信仰；形而上学并不要求像科学那样的分析，而是直接问到最后的本体，宋儒所谓“明心见道”，便是说他可以见到本体了，其实从知识社会学看来，那叫做自己骗自己！玄学所用的方法是insight，多是神秘的，所用的逻辑也非普通逻辑，譬如黑格尔(Hegel)的逻辑便不是普通逻辑。现在专讲第三个系统。它是与社会思想宗教思想同在一个圈子之内的。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许多好人死了，坏人却乱蹦乱跳的活着，坏人富，好人却穷，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呢？好人分明得不到好处，为什么不做坏人去发财呢？所以为了维持住使人去做好人，就有了“灵魂不死”的说法，说好人来世可以上天堂。此中并不能说它有真理或没有真理，因为它只是起了一定的社会作用(Social Function)。人到了不得已时，便会信上帝的。我和我的同事十一个人被日本宪兵捕入狱中，在狱中我自己曾经自杀过四次，——我不但懂得哲学的秘密，还懂得自杀的秘密哩！那一次我们先被送到这儿的红楼（“就是这儿”，张先生指着身背后的方向，十分感触地说；他是在北楼讲演的），后来又送到陆军监狱，十一个人关在一间房里，十个人都做祷告，我知道其中就有从不做祷告的基督徒。我曾经写过宋儒，宋儒是讲理学的，宋受外族压迫，读书人多谈政治，像我们一样的。但是你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的皇帝都是混账东西；不止古来的皇帝，现在的职权最高的也都不是东西！那些士人想抵抗功名利禄妻子等等，你想如何抵抗得了？所以他们只好提倡气，讲究养气，梗着勃颈说，你杀就杀好了。所以从社会观点看，有了文化的需要，就会有理论，理学便是这样的东西。如果一定要去问这是不是真理，那就麻烦了。真理是相对的，上帝并不像热水瓶一样，可以拿出来印证。理论的产生是基于文化要求、社会要求，时代一变，要求一变，真理也就跟着变了，以前的真理便不再是现在的真理。我对于庄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相对论”并不同意。他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果公婆都有理，岂不没有是非了？相对不能是Relativism，而应该是Relationism，就是说在这一个环境中是有效的，在另一个环境中就没有效了。理论是不能实验的，科学才是能实验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看看哲学是什么与哲学家应当做什么。近世西洋哲学家都是夹在宗教与科学的矛盾中间的，大体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要调和这个矛盾，维持社会秩序使不破裂，可名为维持派；一类则完全站在破坏一面，对旧的宗教、社会、道德一体推翻，这在希腊已有，那些“诡辩家”( Sophists)就因持无神论而与世俗相反，可名为革命派。所以文化总是新的想要压倒旧的，如果做不到则要设法弥缝，生活才能相安安，精神上和知识上才能得到安慰。新哲学都是应运而生。如果有一人跳出圈子去说我凭空创造了一个新东西，那是绝对的不可能。所以我说哲学家应当做什么，而不是说他们已经做成了什么。现阶段中国文化是否需要这样的人呢？想做哲学家的人又应当怎么做呢？我认为：世界第二次大战后，全人类，包括中国在内，必定要走向一个新方向，否则结局必极凄惨。中国有句古语说：“穷则变，变则通”，中国现在已走到穷途，文化也走到了穷途，世界也走到穷途了；再这样下去，世界就没有新生力量了。身上挖掉一块肉，可以再生，叫做新生，如果生不出来就是没有了新生力量。如果没有了新生力量则将是世界的末日。所以今天如果有哲学，必定不是传统哲学，现在不是仅仅念一点古典就能行的，时代要逼迫着走到新的方向去。在两类哲学家中，我们需要那一类呢？

  我们必须要看清文化趋势，如果看不清了，那么德国和义大利也曾有过哲学，那是御用的哲学，这样的哲学家是笑话，笑话，笑话。现在我们要说：哲学家所依据的创造工具，第一是时代潮流的要求，第二是他本人可以看得到时代的进步。这不是汽车坐坐，飞机飞飞就可以来得的。近世的大哲学家都是做什么呢？他们并不一定和现实有太多接触，但实际却是领导着现实。所以哲学家应该做的是：文化到了不能不变时，就要出来做思想领导。这需要冷静的研究，不是应酬应酬，吃吃酒席，开开会就能创造出来的。在中国已经穷了的时候，这样的人是需要的，学哲学的人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希望北大哲学系能产生哲学家来领导思想，大家不要只去钻中西典籍，而是要产生新的哲学家。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