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外重镇张家口， 东望京津，南通中原， 西连三晋， 北接蒙古大草原， 战略地位和交通位置都十分重要。历史上，这座古城有过无数的辉煌， 而尤其值得浓墨重彩描绘的是这座边塞古城独特的商文化。
当年， 有一条与古代“丝绸之路”齐名的古商道———张库大道，起点张家口，途经乌兰巴托，延伸到恰克图。始于明，盛于清，衰于民国，几百年间一直是北方重要之通商大道。 背褡裢的、牵骆驼的、驾勒勒车的、赶趟子的，汉人、蒙古人、俄罗斯人等，盐来茶往，盛景频现。
张家口街市
张库大道， 不仅记述了几代人的辛酸， 更承载着张垣商贾创造财富的勇气和智慧。 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解读张库大道系列报道（五），重历长城线上关内通往草原或长城外的关口。
一百年前坝上人的居所
历史上有西口和东口之说。东口也好，西口也罢，这里所提到的“口”，就是长城之口，也就是长城线上关内通往草原或长城外的关口。
东口与西口的区分
要想知道东口， 就要先清楚走西口。 走西口是明清乃至民国时期， 晋、陕、直隶等地千百万穷苦农民的流浪迁徙史，是穷苦人民用血泪、坚韧、诚信写就的一部中华民族为了生存而顽强拼搏的雄浑激昂的史诗。
东口与西口的分界点，在雁门关外黄花梁上一个现在叫棋道地的地方。由关内延伸出来一条小道经过棋道地，前面一里地的地方，就是关内通往西口和东口的三岔口。
昔日的西沟
而走西口的“西口”到底是指哪个口？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具体地讲，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指的是杀虎口。大约从明末开始到清朝一代直至民国，当时塞北长城的两大口之一就是今天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杀虎口。 “西口”最原始的叫法出自民间，缘自河曲、保德的一部小地方戏《走西口》。走西口的人以越过长城为界线，大多从杀虎口出关， 所以称为走西口，这是狭义的走西口。 其实，明清时期北半个中国遭受自然灾害绝非一次两次，而是大面积的“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现象，大批灾民外出逃荒要饭也不仅仅只走一条路。 更广义地讲，走西口人的落脚地包括当时中国版图中的西北诸省区。之所以用“当时中国版图”这个定义，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版图中还包括今天的蒙古国及其以北的一些地区。但主要在今天的黄河北岸包头、呼和浩特河套一带，而张家口的坝上地区也属于走西口人的活动范围。 因此，走西口的人有的也是从杀虎口以外的关口， 如喜峰、古北、独石、大、小境门等关口出关的。 更有甚者，竟然翻越长城，泅渡黄河。也正因为如此，广义的走西口，就可以理解为山西、陕西、直隶及河南、山东等地沿黄河北上直至越过长城的各条道路。
西口人
走西口的人中有逃荒要饭的穷苦农民，有各行各业的小手工业者，有负案的逃犯，甚至还有政治避难者。总之，走西口更多的是一种无奈。
有史可查的最早的走西口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中期。 隆庆四年（1570年），俺答汗与明廷谈判“议和”，就提到了汉民在草原上建立“板申”的情况。这里所说的 “板申”， 就是汉民定居的房子。 这些在草原生活的汉民，大约可以认为就是第一代走西口的人。
较大规模的走西口开始于清代，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自然、地理原因。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清初通过康雍乾三世的恢复发展， 到乾隆时期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 人地矛盾尖锐，大量内陆贫民迫于生活压力，“走西口”“闯关东”或“下南洋”，形成近代三股大的移民浪潮。 “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口外蒙古的社会结构、 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而其最明显的就是文化表现。
从清代开始到民国初年的草原放垦进入高峰期。康熙大帝第三次亲征厄鲁特后，曾经下诏：“圣主圣明，应鄂尔多斯贝勒之请，特许沿边贫民出口外种田。陕人晋人各行其路，各租其田，倘有争斗或蒙古欺压民人之处， 即行停止。岁租以百亩地粟一石、草四束、银一两计。汉民不得拖欠，蒙民不得加收。粮食入仓，钱草两讫。 钦此”。
民国二年（1913年）民国政府废府存县。 直隶设四个观察使，宣化为口北观察使，管理张、独、多三个理事厅和万全、怀安、阳原、龙关、蔚县、宣化、赤城、怀来、 延庆县。 1914年改成口直隶北道。 此年北洋政府颁布《奖励垦辟蒙荒办法七条》 批准 《察哈尔垦务章程》。1915年在张家口设垦务总局，张北（含尚义、崇礼）沽源设垦务分局。 1916年10月， 袁世凯批准察特区地方官员可置买蒙古荒地。 1917年都统田中玉下令组织筹建镶黄旗垦荒队，一个叫王三鱼子的人带队， 赴康保东北驻地垦荒，并在当地募员万余人，在屯垦村周围设十个棚点垦荒。 每棚点驻一个班，设一个棚长，之后这十个棚点演变成为了十个村落。 又比如，崇礼区北部及其附近从一号、二号开始，依次排列十一号的十几个村落，都是放垦工棚顺序演化出来的。
走西口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广泛性，甚至已成为当时中国北方很大一部分穷人的生活方式。 也正因为如此，走西口的社会影响和文化传播远远大于闯东口。
走西口人抱着单纯的追求，凭着勇气和执着， 一代接着一代走了几百年。其行为虽然类似于今天的打工一族，但就其壮烈程度来讲，更像是美国的西部牛仔。 所以勇敢、坚韧、艰辛、豪放就成为了走西口人日常的生活主题。
东口人
闯东口不同于走西口。它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不会早于明末清初，范围也相对较小，主要是张家口城区。
从坝上回张家口的人们
清代，人们把张家口叫做“东口”。其实，这个口的本义指的是大境门和小境门，东口是针对西口杀虎口的一种叫法。“东口”和“西口”不仅仅是民间的叫法，如官方文字《清史稿》中就有多处对于“东口”和“西口”的表述。
由于大境门和小境门这个人员、货物进出的“口”采取直接归朝廷理藩院的行政管理方式，大、小境门就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口岸”。 由此延伸，经大境门进关，汇集的商品就叫做了“口蘑”“口马”“口皮”“口碱”“口平银”“口柴胡”“口芪”， 而张家口市区也就成为了海关贸易区。
清朝廷将蒙古分为“外藩”和“内属”两部分。 绥远土默特、察哈尔、呼伦贝尔境内的蒙古为内属，漠北蒙古为外藩，直属理藩院。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 清廷在张家口设置察哈尔都统并于次年建察哈尔都统署。察哈尔都统除统辖内属的察哈尔八旗、四牧群，总领旗兵外，还代朝廷的理藩院发放通过张库大道进入外藩大圐圙及跨国进入恰克图进行商品交易的信票。
其实,清廷对察哈尔八旗、四牧群的管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康熙十四年（1675年），清廷设置察哈尔八旗、四牧群，由在京都统兼领。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设张家口理事同知厅，管理口外东西两翼察哈尔八旗地方钱粮、旗民的户口、婚姻、田亩及稽察盗匪事务。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十一月，清廷最终在张家口始设察哈尔都统。 从某种意义上说，察哈尔都统署设置在张家口，除张家口的地理位置原因外，也是为了对东口实施行政管理。
此后, 民国年间的察哈尔都统公署、察哈尔特别区、察哈尔省都以张家口作为其首府或治所。 所以，察哈尔和东口一样，也是张家口的又一称谓。
东口的地盘有多大？ 虽然放大来看，当时察哈尔都统曾经的辖地东界克什克腾；西界归化城、土默特；南界直隶独石口、张家口及晋北；北界苏尼特四子部落一线，但是具象地讲，东口就是张家口大小境门内外，包括张家口主城区及其附近一些县级行政区域的这块并不是很大的地方。
由于张家口与长城外所处地理单元及文化观念的不同，人们就把来这里经营闯荡叫“走东口”；把这里的商人称作“口商”；张家口在外埠开设的口货专营店叫“口货庄”；沿张库大道出去做生意叫做“跑口外”。
东口没有地，闯东口的人都不是来种地的。 闯东口的人也不是来受苦的，是来圆梦的。 闯东口的人或抱着侥幸，或投亲靠友，或带着本钱、商品来到张家口，他们都有很明确的财富梦想和目标。所以有资本、有智慧、有梦想的人才能在这里立足、发展、成功。
闯东口，关键是一个“闯”字。 这个“闯”字，是一种大智，是一种大勇，是一种大德，是一种深谋远虑。 山西榆次车辋村的常氏家族就是闯东口的代表。清代初年，一个叫常威的年轻农民扔下锄头，背负着几十斤榆次大布，抱着梦想揣着希望， 开始了闯东口的人生壮举。从张家口堡的地摊，到大境门外的常布铺；从大境门外的大德玉，到常万达以张家口为基地五联号共同进军恰克图、莫斯科；从最初的跋涉千里，到最后的不远万里，一步步成为了驾驭世界经济的弄潮儿。
闯东口也是要出关的，出的关门是小境门和大境门。从这里出去的人不像走西口那样漫无目的、随遇而安。 闯东口的人抱着一个既定目标， 坚韧地走着，踏出了一条沟通欧亚的大商道。
东口与西口的文化解读
东口与西口的文化基质不同，西口靠的是“勇”，东口靠的是“谋”；西口靠的是“勤劳”，东口靠的是“智慧”。 因为文化不同，所以就出现了“西路二人台”与“东路二人台”；因为文化不同，西口就出现了大地主、大财东，东口就出现了大资本家、大实业家、大金融家；因为文化不同，所以西口人说“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东口人说“有儿住碱店，强如坐知县”。
如果说走西口是为了活命，为了养家糊口， 那么闯东口就是要成就事业，彰显精神。 如果说走西口靠的是勇气、力量和勤劳，是一种中国农民的群体悲壮，那么闯东口更多的是靠智慧和人格魅力，是一种勇于求索的东方人的个性张扬。闯东口与走西口的最终结果也不尽相同。 当然，走西口的成功者中不乏威震四方的豪商巨贾、富甲一方的大财主， 更多的人则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且温且饱的农民； 而闯东口的成功者，要么是威震朝野的官商，要么就是驾驭世界经济资本的实业家，而失败者，则多数都是血本无归。
我们再来看看张家口人对 “门”和“道”的思考及其后的所作所为。 “门儿也没有！”“没门儿！”这些词句最早应是对长城的描述。 长城绵延万里，是一堵长长的墙， 没门是长城给人的第一感觉。
不可否认，我们的祖先修筑万里长城的初衷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老死不相往来，是狭隘的封建意识，是没有远见的政治执拗。 不相往来，是用不着开门的。 所以，万里长城线上只有关和口，没有门。 “关”是关闭，是拒绝。“口”的用意更为险恶，是圈套，是险象环生的陷阱。
敢于探索、勇于进取，是张家口人的优秀品质。 春秋战国时期，张家口人面对北方长城外的无终之地思索良久，最终创建了无穷之门。尽管无穷之门有诸多争议，但意念中的门至少还是存在的，那种循门寻道的开拓精神也是空前的。
公元1613年， 也就是明万历朝的四十一年，宣府镇一位锐意改革的巡抚北巡边防后，上书要在张家口堡北长城线上开门建堡。长城开门，语惊朝野。没成想，这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奏折竟然成为明朝政府边防政策的一个大转折。
张家口人是执着的，认真的。 不到一年的时间，万里长城线上的第一座门便打开了，贸易的城堡建起来了。 门为“西境”，堡称“来远”，其意昭昭，就是要改变观念，改关为门，就是要迎接远来的宾朋，开边互市。更重要的是，张家口人的心门也从此被打开，包容、大度、豁达便成为张家口人性格的主脉。
人群的本性基因，不会因改朝换代而中断。 清王朝建国后， 一扇更大的门———大境门打开了。开大境门的决策是大清王朝“内外一统”的政治宣言，大境门的开通，就是西境门功能的延续和提升。
说门，必要说道。 张家口人开门就要修道，用双脚趟出了一条沟通欧亚的国际大商道。
值得欣慰的是，自从张家口堡北长城线上的历史之门打开之后，这两扇门就再也没有关闭过。这里曾迎来了参加茶马互市的少小胡姬；这里曾送走了远赴恰克图的牛车驼队；这里曾迎来了寻访卡拉根的西方商贾；这里曾见证了内外一统的康乾盛世；这里曾书写过内陆商埠的历史辉煌……这里就是名扬天下的长城大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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