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话】
孙楷第先生是现代科学的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今年适逢他诞辰120周年。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早期，当时国际学术交流还比较稀少。钱锺书先生多次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外访，回国之后说起，国外研究中国小说戏曲的汉学家见到钱先生时，总要关切孙楷第先生近况。在古典小说戏曲研究领域，孙楷第先生堪称是一位国宝级的学术巨匠，影响力遍及国内外。他的前辈、同辈学者，如胡适、郑振铎等对他也早已高度评价。
孙楷第先生的成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文学所古代文学学科最可宝贵的历史财富，也是国内外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特别是小说戏曲文献目录研究方面的典范。打个简单的比方，以小说研究为例，如果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代表古代小说理论论述的高度，那么孙楷第先生的小说文献目录论著则标志着研究的深度。他是这个学科名副其实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一代代的后学者，在他开辟的道路上奔跑，在他奠定的地基上建构，自然永远感念他的劳绩与奉献，也有必要研讨他的智慧与经验。
孙楷第先生的治学风格，移乾嘉考据学以治小说、戏曲等中国传统俗文学，类似王国维的宋元戏曲研究。方法传统、正派，研究领域新兴并“预流”。
20世纪20年代，孙楷第先生在北平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国文系接受教育，亲炙并师承杨树达、黎锦熙、高步瀛、陈垣、傅增湘等近代文史研究的大师级学者，囊括到传统文史之学与新式教育的双重利好。取法乎上，所得亦上。他在新旧兼容、古今并包的学术氛围中快速成长，与朋辈学者向达、王重民、柴德赓等学术巨匠并驾齐驱。
今天，国家倡导文化自信，我们纪念孙先生，体会他的学术风格。在保持积极开放、大度包容的基本姿态的同时，如何汲取本土的优秀学术文化资源，应该更加用心。在文史研究领域，传统考据学，堪称国之利器。不好好学习与运用它，实在对不起学术史上列祖列宗。
孙楷第先生在北京求学与工作，离家乡并不遥远，然而，他对故乡沧州深切眷恋的情怀，特别感动人。大学时代他有“沧州才子”的美誉；每一位读他书的后学，都知道先生的家乡沧州。他给汇集自己许多佳作的论文集取名《沧州集》，晚年又续出《沧州后集》，与“沧州”一起传名宇内、流芳百世，饱含了浓浓的乡愁。
这也使我们联想到孙先生对他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生死相依。30多年前，按照孙先生遗愿，他去世之后，埋骨母校校园，不保留任何碑记。死而化为母校校园的一块土，就是他的心愿。这种“狐死首丘”般的执着，体现了中国传统古君子的质朴情怀。守着他寂寞著书的学术遗产，我们无法不感叹：他是沧州的骄子，也是河北与中国的骄傲！
孙楷第先生学术生涯的早期，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正当中日两国关系紧张以至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孙先生东渡日本以及回国途中，撰成名之作《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都得到过日本学界友人的协助。但是，1941年日本宪兵接收了他任职的北平图书馆之后，他毅然弃职家居。日本侵占华北期间，日本学界友人邀约的所有活动，他也一律以病辞，体现了坚定的民族气节。
孙楷第先生生前，特别是后半生，是寂寞的。“左”倾思潮流行的时代，他被批为“繁琐考证”等，十年浩劫期间，他的万册藏书与毕生心血，几乎付之一空。所幸，“地火在地下运行”，他的学术事业代有传人。文学研究所所内，长期领导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邓绍基先生、刘世德先生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过孙先生助手，年辈稍后的杨镰先生在80年代初，担任孙先生助手，他们都是孙楷第学术事业的代表性传人。邓先生、刘先生、杨先生等的传人，如今也已遍布学术界。
天妒英才的许政扬先生，是20世纪40年代孙楷第先生在燕京大学的学生、50年代初指导的研究生。许先生生前在南开大学执教，培养出宁宗一先生、黄克先生等学者。黄克先生80年代在中华书局担任《沧州后集》责任编辑，为孙先生著作出版付出辛劳。宁先生等人则在80年代以降，培养出又一批小说戏曲研究的中坚学者，如英年早逝的陆林教授等。几代学人演绎出学术史薪火相传的传奇故事。
作为孙楷第先生后半生的工作单位，在孙先生逝世之后，文学研究所历任所领导高度重视对孙先生遗著的整理工作。近年，古代文学学科拟在已故杨镰教授工作的基础之上，与中华书局等单位合作，继续搜集并整理孙先生遗稿，同时着手推动年谱长编、学记等方面工作。中华书局的程毅中先生、黄克先生，以迄现在的徐俊总经理、顾青总编辑，几代书局领导，出于学术为公的大义，一直重视并积极推动孙先生著作的出版。当年出版《沧州集》，毫不迟疑给予最高级别的稿费待遇，对于晚年寂寞的孙先生以关心与温暖。在孙先生身后，仍一如既往，对于他的学术财富倍加珍惜与呵护，给予多方支持。
孙楷第先生长眠在母校北师大校医院一侧，没有坟头，没有石头做的墓碑。然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每一位后学者心中，都矗立着一座孙楷第先生的丰碑，生生不息，数以千万。
（作者：吴光兴，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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