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汉乐府叙事诗最高艺术成就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座高峰，被称为诗歌中的瑰宝、“长诗之圣”。刘、焦两人殉情而死的悲剧极具高度的典型意义，他们的死，历来受到人们的同情和赞颂。笔者从爱情、婚姻、家庭和社会等四个方面对《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根源及典型意义进行探究。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再论雷锋塔的倒掉》)这里所说的“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是指那些合乎历史必然性的人类进步要求和美好的品质。这里所说的“毁灭”是指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遭受到的挫折、失败和牺牲。在毁灭中表现出正面人物巨大的精神力量。老舍也曾说：“悲剧是描写在生死攸关的矛盾和冲突，它关心人的命运，它郑重、严肃，要求自己具有惊心动魄的感人力量。”(老舍《论悲剧》)这种力量能通过“悲”反射出美，通过“挫折”显示出崇高，通过“毁灭”展示出希望，从而使作品迸发出崇高悲剧的美学价值。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们合乎自身发展趋势的行为，难免会受到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势力的扼杀，这就会形成这样或那样的悲剧。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凄婉缠绵依恋惆怅的爱情悲歌，更是一首婚姻悲剧、一首家庭悲剧、一首社会悲剧。
从文章中不难看出，刘与焦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感，刘是爱焦的，但是他迫不得已离开自己的妻子，当焦得知“及时相遣归”，男主人公对自己的母亲说：“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何意致不厚？”却无任何实际行动来阻止母亲遣自己的妻子走，只是忍痛割爱地让妻子暂避于娘家。如果焦做出一些阻止刘走的事，哪怕只有一点点，我想刘也会为之深感不已的。刘也只能回娘家，别无其他选择，回娘家后，却又受到家人的压力，迫使刘改嫁。此时焦只是急，并无具体行动，并没有争取自己属于自己的爱情仲卿的软弱为兰芝的悲剧撕开了裂口，他的误解则彻底粉碎了兰芝的幻想。在家里，她胳膊拗不过大腿，无力抗拒兄长的逼迫。答应也许是权宜之计，让仲卿能早点赶来商量对策。可仲卿赶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冷嘲热讽，怎么不会伤透了兰芝的心呢？最后只能双双徇情离开了这个世界，也许对他们而言算是一种解脱吧！
刘兰芝的勤劳和善良是不容否认的，这一点从文中很容易就看出来。但是，在命运的选择中，总是无奈的选择和强迫的力量凌与自主的意愿之上，两种力量的差异，终于量成了这个善良人的悲剧。 “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变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谓言无罪过，供养足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我有亲父兄，性情如暴雷，恐不任我意，”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 刘兰芝的语言非常清楚地点明了这两种力量的差异，作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度代表的公婆，母亲，兄长，是一步步逼迫，而自己只能一步步退让，根本没有自主的权利。如果她不愿改变自己的志向，那么她唯一可做的就只能走向死亡。
婚姻除了要满足男女之间的两情相悦，它还承担着人们自身生命延续和种族生命繁衍的社会责任。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婚姻的功能。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根深蒂固的古代中国，焦母不可能超越她的时代。然而事实的不如愿和古代不科学的生育观，无疑让她产生了对儿媳的不满、抱怨，甚至是敌视和仇视。给儿子另行娶妻是合乎其身份和思想的做法。只有这种生育上的无奈，才会让刘兰芝和焦母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也只有这种无奈，才会让刘兰芝感到彻底的绝望，最终只能用生命来表达她对婚姻的忠贞不渝。
焦仲卿身为府吏，依一般规定必须在办公处驻留四日才可回家。刘兰芝身为焦仲卿的妻子，对这一点却似乎难以接受，又或者她认为自己能“守节”是件值得一提的事情。但对一个汉朝的公务员之妻而言，难道有需要突显这种守节的必要？可见作者描述下的刘兰芝，个性仍不脱未嫁时的小姐脾气。故，以此推测作者只是中立地叙述一个悲剧性故事，而非偏颇地归罪于任何一方。
或许兰芝早已私下抱怨许久，此次仍像先前一般祇是发发牢骚而已。且不管实情如何，身为中间人的焦仲卿，采取了十分不可行的方法：在听得兰芝之言后，马上就找母亲理论。使用的言词更可能是他对母亲从未有的激烈，使得情况尖锐化，迫使焦母在压抑许久后终于爆发。
焦仲卿性格上的懦弱和逃避，可由他和刘兰芝许诺的话中察知：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以此下心意，甚勿违吾语。他应当知道，出妻之后复迎的机率不高，却仍如此自欺欺人地向刘兰芝许诺。而由刘兰芝回应的语气，亦知其性烈：“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用“敢”字、“不足迎后人”，更略有讽意。她比焦仲卿更洞悉实际的情况，她知道焦仲卿所期望的“”还必相迎娶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奢望，但此时她仍能如此分析现况，显然她比焦仲卿镇定成熟多了。
人们对刘兰芝的评价一致比较高，说她是“封建社会里受压迫而有积极反抗性的女性典型”，“倔强”、“善良温顺”、“对爱情忠贞”、“刚强不屈”、但对焦仲卿这个人物却颇多微词，说他“委曲求全”、“较少刚气”，在母妻冲突中“一筹莫展”，直到最后才“挺直身体站了起来”，但殉情前“仍不免一番徘徊瞻顾”，表明他“懦弱”和“思想中始终存在矛盾”，似乎焦仲卿就是为了反衬刘兰芝坚强不屈的反抗精神而存在的，是刘兰芝的“陪衬人”，在封建势力的重压之下，他最缺乏斗争勇气和行动的，只有他的自杀才值得做一点有保留的肯定。
焦仲卿自始至终并没有因屈从母亲而休掉刘兰芝的想法，他让刘兰芝回家是不得已的选择，也可以说是一种斗争的策略，而不是向封建势力屈服、投降。
焦仲卿绝不是没有斗争的勇气和行动，也不是不讲究斗争的策略，但他是不可能取胜的，他和刘兰芝的悲剧命运是当时社会决定的，恐怕只有这样理解才能真正体会诗的深刻的思想内涵。
焦仲卿和刘兰芝一样是封建社会里受压迫而具有反抗精神的典型形象，他的性格是软中有硬，即：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以退求进，但决不做无原则的退让。为了保全与刘兰芝的爱情，他做了很大的努力，进行了积极的抗争。当强大的封建势力粉碎了他的一切希望时，他以悲壮的自杀实现了对封建制度无声的控诉和最后的反抗。他和刘兰芝的反抗特点虽有所不同（刘刚强倔强，焦绵里藏针），但都是不屈不挠的。他们是 文学形象的灿烂星空中闪耀着不灭光辉的双子星座。
大概有婚姻以来，就存在着婆媳之间的战争。不论是电视剧、书籍、网站，都将这场在真实生活中不停上演的剧码一再地重复制作，古今中外、历史事件、社会意含、教战手册、休战指南、心理剖析，无一不包罗其内。转个身，你都会发现“嗨，婆媳大战就在身边！”在封建社会里，受“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的影响，婆媳矛盾的强势方是婆婆，而媳妇往往是委曲求全的悲剧角色。
当时的妇女从社会到家庭都处于屈从的地位，刘兰芝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可是自小就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可是，如此一个美丽善良的女性，因为门第不能为婆婆所接受，进门以后就受到婆婆的虐待。她试图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这就不得不与环境发生冲突。诗中写她到了焦家以后，应做的事都做到，但她不能忍受焦母的贱视、虐待和奴役，不能忍受焦母对她人格的恣意侮辱。她宁愿忍受夫妻分离的痛苦，也要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她清楚知道焦母这样刻薄地对待她，是想赶她走，于是她不待焦母开口，便主动请归，悲愤地说：“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谴归。”她离开焦家时，显得极有志气，她强忍悲痛，早起严妆，显得非常坚韧镇静。作别时，滴泪不流，话说得很硬。绝不露丝毫哀怜相，就是在仲卿面前，她也注意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并没有哀求仲卿向焦母求情容纳自己。可以说，在这样的社会里，她是一个很有骨气的女性。
兰芝的悲剧起因是家庭矛盾—婆媳之间的传统矛盾，作为旁人，我们即使是清官，也断不了家务事。诗歌中也没有明说第一次她们婆媳是怎样闹矛盾的，焦母眼中为什么容不下刘兰芝，是误会造成的成见，还是兰芝的品德达不到焦母的标准。但文中写了她不顾儿子苦苦哀求椎床大怒的泼妇丑态，她活活拆散了这对恩爱无比的夫妻，打发兰芝走后，她想为儿子续个“可怜体无比”的罗敷。难道焦母眼光如此近视吗？恐怕非也。笔者不知汉朝是否也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如有，焦母的所作所为，就容易理解了，她看兰芝不顺眼不是兰芝真的无礼节，自专由，而是兰芝嫁到焦家两三年，没有为焦家生下一男半女，让焦母在旁人面前无地自容，才退而求其次，抛弃高标准为仲卿续个也许只是虚有其表的罗敷姑娘。为此她顾不上儿子与媳妇的感情了，随便找条理由打发她吧。
刘兰芝被休返家之后，陆续有县令和太守之子来提亲。阿母一句“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将问题卸开了，表面上看来是善解人意的做法，但怎知这样真是替刘兰芝拖延推托，或是暗示刘兰芝的兄长出面逼迫？身为一个母亲，替女儿觅得一桩好婚事，替刘家觅得一门好亲家，不正是她所该做的？即使刘兰芝一时的不愿，但以刘母的立场而言，希望她改嫁是较有可能的。
刘兰芝的兄长依着他的立场行事，嫁一个有钱有势的年轻儿郎，当然比焦仲卿强得多，对他而言，将妹妹改嫁给太守之子，不正是最好的选择吗？虽然后人看来冷酷，但这却是最合情理的做法。而刘兰芝果然也事先料中兄长可能的决定。
若“那得自任专”是反话，实则显出刘兰芝是宁愿“自任专”的。但“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究竟显示出她已存一死之心，或是她依顺兄长之言？在与焦仲卿见面之前，刘兰芝应该未有殉情的想法。此时顺了兄长的意思，推测或许她一方面希望缓缓母兄的压力，一方面也希望藉此刺激焦仲卿，要他有所反应。
休妻实际上标志焦仲卿的家庭破裂、婚姻破裂、爱情悲剧，而焦仲卿徇情，留下年迈的母亲苦度残年，更使家庭彻底破裂，还给刘家带来悲剧气氛，岂不是更悲！刘兰芝回到娘家，还不是因为其家人之间的感情不融、没有沟通、思想的不同，而其兄又大耍兄长的权威，导致刘兰芝自杀，酿成悲剧，不仅是刘兰芝个人的悲剧，也是刘家全家人的悲剧，他们失去了亲人！
《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和焦仲卿两人徇情而死的家庭悲剧。将当时的社会表现的淋漓尽致，将当时的社会形态剖析的极其透彻，是自古至今人们所认同的观点。
“三从四德”是束缚汉代妇女的另一个枷锁。《礼仪。丧服》中的《子夏传》里说：“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那是妇女已在礼教的束缚下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规定她们从小到大，凡在生活中遇到或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必须听命于别人，不得有自己的主张：出嫁前无条件地服从父亲，出嫁后无条件地服从丈夫，丈夫死后无条件地服从儿子，终身不得自行其是。
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死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分析是具有必然性的。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兰芝、焦母刘兄以为只有坚守那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然而就他们本身而言，他们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刘兰芝、焦仲卿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他们所反复辩解的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封建规范。他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显然，在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焦仲卿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他们的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他们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刘兰芝、焦仲卿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于封建礼教。无论是死或是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他俩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只有死，才能表现了他俩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由此可见，封建思想体系中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对人性的推残。残无人道代替了脉脉温情，自私自利埋葬了自由和平等。焦母逼走刘兰芝，可以新迎一个更奴性的儿媳妇，哥哥赶走亲妹妹，可以换来百万家财，荣华富贵。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度充当的只是焦母。刘兄制造罪恶的掩体，有了它们的掩体，焦母。刘兄就可以随心所欲的逼，放心大胆地赶。封建礼教是善良的葬身地，罪恶的保护伞！ “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时时为安慰，久久末相忘！“黄泉下想见，勿违今日言”。 压迫愈是残酷，爱情愈是忠贞不愈，反抗愈是坚决。虽然反抗没有结果，我们留不住她那匆匆的身影，但可以永远留下这为爱情、为自由而奋斗的精神。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伟大的，激情澎湃的，有无数的刘兰芝在继续奋斗和前进。人民总是最真诚地歌颂她们纪念她们。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在世界各地传唱；林黛玉那一句“臭男人”可真替女人们出了一口恶气；红娘聪明智慧，终于圆了莺莺和张生的美好姻缘，牛郎和织女不能在地上相会，人们就让他们在天上相遇，银河固然宽广，鹊桥一样坚定! 人们对命运的抗争是顽强的，也是浪漫的,这也让封建荆棘中挣扎的人们看到了希望。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