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围绕已逝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的一亿美元遗产、长达数年的法律纠纷，终于告一段落。
ZHA（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的主要负责人兼首席建筑师帕特里克·舒马赫败诉，这意味着他想成为扎哈遗产唯一执行人的愿望落空了。
帕特里克·舒马赫
01
时间回到2016年。这一年建筑“女魔头”扎哈·哈迪德的突然离世，给世界留下了无尽惋惜遗憾，还有一笔巨额遗产。
这份遗产包括扎哈个人的绘画、素描、建筑模型、ZHA的股权和在迈阿密与伦敦的财产，总价值近1亿美元（现价值1.33亿美元）。
扎哈去世后，根据其遗嘱协议，扎哈的事务所合伙人帕特里克·舒马赫、侄女拉娜·哈迪德、好友布莱恩·克拉克、好友彼得·帕伦博四人将成为遗嘱的执行人，和扎哈的家人一起分得其中部分财产。
剩下的约8500万美元（现价值1亿美元）则放入扎哈·哈迪德基金会（Zaha Hadid Foundation）慈善机构，同样由四个遗嘱执行人担任基金会负责人，在扎哈去世后的125年间对这笔钱拥有完全的酌处权。如果四人在分配的期限内产生了分歧，则将把这笔钱交由基金会全权处理。
遗嘱料理完毕，事情到此本应告一段落，不想却揭开了一段四年纠纷的序幕。
2018年6月，帕特里克忽然辞去了基金会负责人一职，并在同年11月向伦敦高等法院起诉拉娜·哈迪德、布莱恩·克拉克和彼得·帕伦博三人，要求将三人从基金会和遗嘱执行人撤职。
帕特里克认为，三人在接管Zaha Hadid Holdings（ZHH）董事会的控制权后，试图“改变Zaha Hadid Limited（ZHL）的建筑实践的原则和商业模式”，破坏了ZHA持续经营的能力。
而且三人对他还存在毫无道理的敌视，比如：三人不允许他在2016年9月的扎哈追悼会上讲话；强迫他从基金会中将987万美元转移到由其他执行人控制的一家控股公司中；告知他不符合共同执行人的要求，将被ZHA解雇等。
帕特里克起诉另外三个遗嘱执行人的报告截图
被控诉的三人随即聘请律师予以还击，认为帕特里克不过是想罢免他们的职务，使自己成为遗产的唯一执行人，以便从遗产中牟利。而且帕特里克此前“曾滥用否决权，未能区分利益冲突，对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缺乏承诺，还与公司员工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这场官司一打就是两年。
最终法院判定帕特里克的指控因难以证实而无效，扎哈的遗产归扎哈·哈迪德基金会（Zaha Hadid Foundation）慈善机构所有，用于建立一个博物馆，并提供奖学金支持阿拉伯妇女的建筑教育。
扎哈·哈迪德基金会的扎哈遗产展品
在打官司的两年里，帕特里克个人曾饱受质疑，被质疑最多的就是他意图通过控诉来成为扎哈遗产的唯一执行人。
“我别无选择。”
帕特里克用委屈而无奈的语气地解释说，他只是希望按照扎哈的意愿推进诉讼程序。
而扎哈的侄女拉娜·哈迪德则表示：“我姑妈扎哈要是了解舒马赫在做什么，我们会很沮丧的。我们感到有义务抵制他的主张，以捍卫她的好名声和遗产。”
02
当控诉双方都以“捍卫扎哈的遗愿”为自己辩护，这起法律纠纷就有了罗生门的味道。甚至连法官都一度称之为一起“有毒争议（toxic dispute）”。
但其中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帕特里克本人想必是清楚的。
毕竟这世界上最了解扎哈的，非他这个与之搭档了28年的合伙人莫属。
帕特里克于1961年生于德国，1980年代初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学哲学和数学，随后在斯图加特学习建筑，并于1987年在伦敦南岸大学进修。
“我开始在ZHA工作的时候，我还是个学生。尽管当时还没有建成作品，但她的设计是如此具有原创性和独特性，并且富有张力和美感，已经使很多学生对她的绘画和设计深深痴迷。
1988年，当我还是伦敦南岸大学的学生的时候，在一个解构主义研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扎哈。我在大会上深切感受到她作品的美。不像大会上其它的发言人，扎哈在谈论自己的作品时，是极其真挚的，毫无炫耀。从那刻起，我就决定要加入她的事务所了。
当时扎哈的工作室很小，只有一个房间。今天，尽管事务所已经占据了整栋建筑，但我们仍然保留着这个房间，而我的位置也仍然在这个房间里。28年过去了，这就是我起航的地方。”（摘自《建筑创作》2017年第1/2期）
帕特里克曾经用细腻的语句描述过和扎哈相识和共事的往昔。在那段经历里，两人既是一起打拼的合伙人，也是共同探讨建筑理念的益友，相互支撑着走过艰辛、迷茫和没有项目的日子：
“刚开始工作时我很纠结。肩头的担子很重，压力巨大。我每天顶着压力工作到深夜，不仅要做出非同一般的设计，还要保证整个团队的成果都完美卓越。我曾一度羡慕清洁工平淡简单的工作，没有任何压力，只要认真打扫几小时，肯定是会打扫干净的。相反，我却完全不能确定我的工作与努力是否有好的结果。
……我们曾经是完美主义者，现在也是。而扎哈则是追求完美主义的极致。我们经历过的困难时刻太多了，每一次都充满压力、挣扎与抗争，通常是因为我们无法让自己满意，同时，要满足外界对我们的期望也真的很难。
在维特拉消防站之前，事务所并没有任何建成项目……维特拉消防站终于在1993年建成，非常成功。我们在所有草图和图纸中所设想、模拟的设计和效果，手绘出来的所有场景，最后都一一成真了。我也曾犹疑、彷徨，但维特拉消防站的建成终于让我释怀，确信我们的设计是可行的、有意义的。”（摘自《建筑创作》2017年第1/2期）
得益于维特拉消防站，事务所积累了不少名气，也接到了不少项目和竞赛。
但扎哈和帕特里克的风格和理念在当时实在过于超前，导致事务所屡屡碰壁。二人只能折衷处理，结合实际项目中遇到的问题不断简化、调整设计风格，使其更加“合理”、更容易被甲方接受。
随着项目越来越成功，名气越来越大，事务所受到的媒体关注和找上门的业主也与日俱增。事务所的项目遍及全球，与之相对的是不断扩张的公司体量。
“在我（帕特里克）入职时，事务所只有4个人。从2003年到2008年，我们从40人发展为450人。公司扩张其实正是我所主张的，但扎哈却对此有点担心。我一直在招新人，因为我知道我们会有更多的项目，会赢更多的竞赛。
事务所那时就是一个自下而上完全自我运营的系统，根本没有任何真正意义的管理或者正规的责任机制，对每个项目应该派多少人、花多长时间进行设计完全没有控制。每个人都非常忙碌，东奔西跑地做项目，坐着公务舱满世界飞。但由于设计费是足够的，因此没有对这些开销在意太多。我们沉醉于这种过山车般的体验，所有事情都那么迅速与激烈。”（摘自《建筑创作》2017年第1/2期）
面对不断变化的事务所和设计市场，帕特里克在公司内的角色定位和设计理念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奠定了他参数化设计理念和手法的雏形，也间接影响了扎哈：
“扎哈是个有极高原创性的创作者，她的作品新奇，有冲击力，引人注目的同时又兼具可行性。我的角色最早是协同设计，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是把控并且论证这些创意的合理性：通过采用流动曲线扭曲与变形，使设计适应任何不规则的场地、实现建筑空间灵动同时完成复杂的建筑功能性要求；渐变效果以及对景观与地势进行推衍，可以创造出相互渗透、跨层的空间，并把丰富的空间无缝连接形成一个整体。
当代社会是复杂与多元的，讲究开放与流畅的互动，我在早期就意识到，这些创新是符合这些需求的。于是我创立了一些概念以及理论来解释这些理念，并协助扎哈一起，引领事务所往这个方向发展。
我协助扎哈与上升中的新一代看齐，以保证设计的前卫性……我认为这是个非常令人兴奋并且有凝聚力的做法，也是放下解构主义、加入新浪潮的契机。
我说服扎哈这是正确的道路，但这并不是她会去做的事，因为把自己这样一个极富创意的天才与他人归为一列，她对此自然是抗拒的。她可能从来没有清楚地承认过这一点，但在我看来，这是事实。
事实上，从建筑研究室出来的学生用计算机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扎哈最终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我们将来的设计不能再依赖草图或绘画来呈现了，三维建模与编程就是未来的方向。”（摘自《建筑创作》2017年第1/2期）
对现代主义的研究性批判和反思，以及项目的成功，使二人配合看上去无比默契，对于参数化建筑设计的探索也越发成熟和自信：
“我（帕特里克）会以理论为依据，思考建筑的历史意义以及人类文明的需求，深入审视我与扎哈的设计直觉。对于我自己而言，在最终的分析中，我们的设计没有任何含糊不清或解释不通的地方。我对所有“艺术感”的事物的合理性以及设计手段存在质疑。
在21世纪，设计的理性比上个世纪更加复杂。20世纪的建筑理论体系尚未成熟，与之相比，在当今的理论环境下，搭建我的理论大厦是更繁复的，将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当代城市的复杂性催生了解构主义。参数化主义承接了由解构主义开启的这一使命，并且更有说服力与影响力。参数化主义的发展要更加长远，已经诞生了更多的建筑师以及更为重要的作品，这是解构主义从未企及的。不需要通过纽约现代美术馆的展览，参数化主义也已经在建筑领域站稳脚跟，并且已超越了建筑范畴……参数化主义的发展充满挑战，但是我深信它终将迈向全球化。”（摘自《建筑创作》2017年第1/2期）
帕特里克用图像对参数化主义进行演示
03
然而搭档的猝然离世，使帕特里克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成为了ZHA和扎哈的参数化帝国继任者。
与扎哈的锋利而含蓄不同，帕特里克喜欢著书立说，而且不忌讳在媒体和公众前陈述具有争议的观点。
（上图摄影：Jerry Yin） “扎哈对于参数化主义是含蓄的，这也是因为她知道参数化主义将面临很多批评。
另一方面，她对参数化主义抱有当年对解构主义一样的态度，不希望自己标签化。但她从没有阻止我使用“参数化主义”，她友善地容许我在教学与公开演讲中，用我们的作品为参数化主义加以说明与辩论，而在她的教学中，则用自己的语言去解读这些作品，我当然也是尊重她的做法的。因此，我们互相理解包容彼此稍微不同的态度，但归根结底，作品还是同样的作品，不同的只是解读的方式罢了。”（摘自《建筑创作》2017年第1/2期）
作为ZHA的总建筑师、大学导师、作家和理论家，帕特里克对于学术和展览的邀请也鲜少拒绝，频繁地出现在公众前，自信地分享他对于参数化主义的独特见解。
帕特里克是各大讲座和论坛的常客
这些独特、超前、激进的观点，让他收获了一大批拥趸者，但也遭到不少批评和反对。其中最具争议的是他在2016年世界建筑节上的发言。
在演讲中，帕特里克呼吁政府摆脱法规干预，将所有公共空间私有化并废弃社会保障住房，提倡让自由市场和私有化来解决伦敦住房危机。
这些措施包括：
1.规范规划者：必须以发展权为出发点，严格定义和界定规划者的范围和限制发展权的正当理由；
2.废除所有土地用途的规划：让市场自发分配土地用途，直到找到与工作和娱乐场所的适当平衡；
3.停止所有对“ 社会环境保护”徒劳无益的尝试；
4.废除所有规定性的住房标准：市场有最好的机会发现最有用，最有生产力和生活/繁荣的地方混合。实行住房标准不会保护任何人，只会消除选择，从而使我们所有人都变得贫穷。停止对（住宅）真实国家市场的所有干预和扭曲；
5.废除所有形式的社会和经济适用住房：不再强加各种类型的经济适用住房配额，逐步淘汰和私有化所有议会住房，逐步淘汰住房补贴制度；
6.取消政府对购房的所有补贴，例如“帮助购买”；
7.废除一切形式的房租控制和租约监管，取而代之的是按租约条款自由签约。这是创建密集的城市结构的秘诀，是在后福特主义网络社会中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的关键条件；
8.将所有街道，广场，公共场所和公园私有化，甚至可以将整个市区私有化。
此番惊世骇俗的言论立即引起伦敦居民的强烈抵制，反响之强烈甚至波及到了已逝的扎哈。
为此，拉娜·哈迪德、布莱恩·克拉克和彼得·帕伦博三人第一时间和帕特里克划清了界限：“帕特里克·舒马赫最近表达的关于关闭艺术学校，放弃社会住房以及在海德公园上空建筑的观点是他的个人观点，与我们无关。大家知道扎哈女士以及我们所做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她（如果在世的话）将完全反对这些观点，并且将自己与这些观点分离。”
此后三人和帕特里克的关系一落千丈，矛盾不断，为文章开头的那场纠纷埋下了导火索。
帕特里克本人则深陷舆论漩涡中，被打上了“无政府主义建筑师”、“讨厌先生”的标签。
对此，他尴尬地解释说：“我只是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并获得比我的讨论更多的东西。然而事实证明，我所涉及的主题过于敏感，根本无法以任何直接的方式来进行。”
帕特里克还认为，限制工作时长将使欧洲公司处于不利地位
04
除了言论上的争议，帕特里克作为ZHA业务负责人也同样不太如意。
今年4月份，ZHA的帐户显示在截至去年4月30日的12个月中，公司营业额为5660万英镑，比上年增长30％。但是税前利润却从430万英镑下降至190万英镑，低于2018年的470万英镑。
与前一年450万英镑不同，公司去年也没有向股东支付任何股息，也没有向扎哈·哈迪德基金会捐款。但2020年的账目却包括一位董事（被认为是帕特里克）的“应计薪酬” 530万英镑，2019年的账户则不包括类似的账目。
ZHA2019财政年度按地区划分收入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和帕特里克的业务能力有关，但ZHA的发展显然没有预期中那么顺利。
再加上三个遗嘱执行人、12个ZHA副董事、扎哈·哈迪德基金会等多方势力的存在，帕特里克要掌管如今的ZHA、处理好这笔巨额遗产，早已不是单纯的刘备托孤孔明，倒像是ZHA版的《权利的游戏》。
要传承好扎哈衣钵，谈何容易？
在个人理想和资本利益紧密纠缠之后，帕特里克既可能是维护扎哈遗愿的卫道者，也可能成为伺机从遗产中牟利的伪君子。
他那句捍卫扎哈遗愿的口号，听上去就难辨真假了。
于是，有人说他是个精明的商人，嘴上高喊参数化主义，心里却全是项目生意；
有人说他是个虚伪的小人，利用扎哈和事务所的影响力，来达到自己名利双收的目的；
也有人说他和扎哈共事了28年，早已视彼此如知己。在继承扎哈遗志、扩大ZHA影响力这一点上，他一直尽心尽力。
……
无论外人如何评价，也只能回到开头那句话，帕特里克的意图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也只有时间能给出最终答案。
而对吃瓜群众来说，这场一亿美元遗产纠纷的最后结果还算皆大欢喜。
因为只有这样，两个建筑师之间曾有的深情厚谊、临终嘱托、建筑愿景，不至于在金钱利益面前化作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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