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末努尔哈赤先后统一建州女真各部，并于1601年组建八旗劲旅，1616年建立与大明王朝并峙的后金政权，1618年以七大恨为由誓师伐明，1619年在萨尔浒战役中凭借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军事战略以少胜多，从而揭开了长达几十年的明清鼎革之争的序幕。1621年清军进占辽沈，1622年攻克广宁，自此辽河东西尽为后金所有，不久建都东京，1625年迁都沈阳，改名盛京。
1626年初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十万再度伐明，兵峰直指宁远，但遭到了明军守将宁远道袁崇焕、总兵满桂和副将祖大寿的顽强抵抗。由于努尔哈赤骄纵轻敌，陷入了袁崇焕设下的火炮阵，并在激战当中被明军的新式火器红衣大炮轰成重伤，遂遭生平仅有之败绩。明人张岱《石匮书》载：“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 ，是为宁远大捷。战后的努尔哈赤一直对宁远之败耿耿于怀，以致伤口迅速恶化，虽经清河温泉疗养，但这位一代枭雄依然在1626年伤重而死。经此一役，不仅守城有方的袁崇焕被天启皇帝擢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而且将努尔哈赤重创致死的那门红衣大炮也受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那么，这位为大明王朝立下不世之功的大将军究竟乃何方神圣？
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616-1626年在位）
1521年中葡屯门海战
1619年3月明军在萨尔浒之役中惨败，6月信奉天主教的明朝著名士大夫徐光启疏陈边势危急，力主重金招募闽、广、浙、直等地能工巧匠赴京仿铸西洋大炮。同年7月，奉旨以南京兵部尚书职协理京营戎政的福建晋江人黄克缵借助从家乡招募的工匠在京铸得铜炮28门，但这批火器却因品质不佳或操作不当屡屡炸膛，其中最大的三门当中就有两门炸毁。如辽东经略熊廷弼在亲自试放时，其中一门重千斤的大炮当场炸裂。接任熊廷弼的袁应泰也指出：“内府解发铜炮虽多，放辄炸裂。”在此情况下，奉旨督练新兵的徐光启遂协同明末天主教另两大柱石李之藻和杨廷筠转而积极策划从澳门引进西洋火炮，以扭转明军在辽东战场上的不利态势。
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与徐光启（1562-1633）
众所周知，葡萄牙人于1553年入据澳门，并在1557年以年纳地租银500两的方式获得了明朝政府的承认。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博克塞指出，截止到1620年，澳门已经有了一家在葡萄牙人曼努埃尔·塔瓦雷斯·博卡罗主持下的铸炮场，并且能够生产出质量高端的火炮。博卡罗家族是果阿的铸炮世家，到曼努埃尔·塔瓦雷斯·博卡罗已是第三代，其祖父弗朗西斯科·迪亚斯于16世纪中叶作为随船木匠来到果阿，后进果阿铸炮场，至1560年左右升为王室铸造师。1587年弗朗西斯科·迪亚斯已年老多病，在葡属印度总督的建议下，其子佩德罗·迪亚斯·博卡罗于次年接任父职。佩德罗·迪亚斯·博卡罗育有二子：弗朗西斯科·迪亚斯·博卡罗和曼努埃尔·塔瓦雷斯·博卡罗，后者即为澳门历史上最著名的火炮专家，澳门铸炮场也以博卡罗铸炮场之称闻名于世，其所产火炮远销整个远东地区。
葡萄牙人占领下的澳门
在徐光启等人的安排下，同为天主教徒的游击张焘和守备孙学诗赴澳购求火炮。鉴于1616年礼部侍郎沈㴶掀起南京教案，天主教遭到严禁，所以澳门的耶稣会士迫切希望通过向明廷示好以打破宣教无门的被动局面。于是在这些传教士的帮助下，张焘和孙学诗成功地在1620年从澳门葡萄牙人那里购买了四门大炮，并雇请葡萄牙人炮手4名，以及仆役、通事6人打算将之解赴京师。但在途经广州时，地方官员不准葡籍炮手入境，只准大炮北运，无奈之下，只得令这些葡萄牙人返回澳门。
由于1621年练兵事竣的徐光启告病往驻天津，李之藻担心炮到之日，无人可托，遂命张焘将之暂存于江西广信府。随着1621年明军在辽沈战役中遭到惨败，辽河以东尽陷于努尔哈赤之手，于是刚在家乡结束丁忧而复官的李之藻和抱病复职的徐光启临危受命襄理军务，调度军器。几经辗转之下，从澳门葡萄牙人那里购来的四门大炮终在这一年底运入京城。当这些大炮运到北京时，成千上万的士兵为此欢呼雀跃，他们用大量贡品来祭炮，希望能够以此取悦炮神，获得保佑，帮助他们打败敌人。不久之后，在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请求之下，这四门大炮中的第二尊被运到了山海关外的宁远前线，余下的三门则留守京师。在宁远大捷中，重创努尔哈赤的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正是这门大炮。
辽东经略熊廷弼（1569-1625）
据著名的科技史学家、中国台湾中研院院士黄一农先生指出，在1626年的宁远大捷中，袁崇焕共计在城楼上架设红衣大炮11门，那么除了这位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之外，剩下的10门大炮又有着怎样的来历呢？
明清鼎革之际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各方势力相继登上了远东角逐的舞台，不仅大明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而且澳门的葡萄牙人也遭到了海上新兴殖民势力荷兰人和英国人强有力的挑战。荷兰人相继在1601、1603和1607年袭击了澳门，严重地威胁着澳门的安全。1619年英荷双方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约定由双方共享香料群岛的贸易，其中荷兰分得2/3的份额, 英国分得1/3，并在远东海域组成联合舰队打击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势力。
1620年6月英国独角兽号商船在追击一艘澳门葡萄牙人的商船时，因遭飓风而在广东沿海阳江县海口触礁沉没，时任肇庆府推官并兼阳江县令的邓士亮遂奉命负责处理这一沉船事故。在历经三个月的努力之后，邓士亮共打捞出大炮36门。此外海康县亦从一艘欧洲沉船上获得大炮20多门。1622年10月两广总督胡应台奉命派遣专人押解26门大炮赴京以支援抗金战事，其中包括英国沉船独角兽号上的22门大铁炮和2门大铜炮，以及海康沉船上的2门大铜炮，随行的还有以独命峨为首的葡萄牙人炮手7名、通事一名、仆役16名，他们最终在1623年4月抵达京师。
明末传入的红衣大炮
随行的葡萄牙人在觐见了天启皇帝之后，遂受命负责教授兵部尚书董汉儒从京师劲旅中遴选出的100名明军精锐如何使用大炮。在经过四个月左右的操练之后，他们决定在京城西北角的草场（西直门附近）进行一场庄严的阅兵，其中前两次的观众主要是兵部官员，而且命中率之高令他们目瞪口呆。但不幸的是，当第三次在众王公大臣面前演练时，其中一门大炮当场炸裂，猛烈的反冲力杀死了一名唤做若奥·哥里亚的葡萄牙人炮手和三名明军士兵，另外还有许多人在事故中受伤。在此情况下，朝中保守人士遂借口葡萄牙人水土不服将其遣返回澳。不过所幸的是，经过辽东经略孙承宗从中斡旋，其中10门大炮由其僚属茅元仪调运至宁远前线，同时受调的还有曾受教于葡萄牙人炮手的火器把总彭簪古等明军精锐，从而成为缔造宁远大捷的重要军事力量。
1626年的宁远之战
综上可知，在宁远大捷中发挥重大作用的11门红衣大炮当中，其中最重要的也就是重创努尔哈赤本人并因此而受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的那门系购自澳门的葡萄牙人，并在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请求下转运至关外，另外十门则是从1620年在广东沿海阳江县遭飓风而失事的英国商船独角兽号上打捞所得，并在孙承宗担任辽东经略时命茅元仪运至宁远。
同时也可以看出，在这批火炮的购运当中，无论是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还是同样信奉基督教的张焘和孙学诗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虽然希望以此帮助耶稣会士打破1616年南京教案以来传教事业的停滞局面，但更多地是为了救亡图存。
更加重要的是，宁远大捷为明军关外抗击后金的首次胜利，这对于鼓舞此前节节败退的明军士气意义重大，同时这场战役也一举奠定了红衣大炮在中国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此外也影响到了明亡清兴后澳门葡萄牙人的命运，正是由于满族人于此尝到了红衣大炮的厉害，所以在入主中原之后非但没有为努尔哈赤向澳门的葡萄牙人报仇雪恨，反而因袭明制对其采取怀柔政策，更是大力启用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寄望于借助澳门在中西交流中的桥梁地位为清朝谋取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利益。
（英）博克塞著：《1621-1647年葡萄牙援明抗清的军事远征》，穆仪摘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9期。
黄一农：《天主教徒孙元化与明末传华的西洋火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6年第4期。
黄一农：《欧洲沉船与明末传华的西洋大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4年第3期。
黄一农：《明末萨尔浒之役的溃败与西洋大炮的引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8年第3期。
金国平、吴志良：《镜海飘渺》，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1年，第51-85 頁。
张小青：《明清之际西洋火炮的输入及其影响》，载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4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8-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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