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日本增兵朝鲜再次挑起战争，使对日主和的明朝兵部尚书石星遭到言官弹劾并弃用。于是，明朝在这年春季不得不进行兵部尚书的人事调整。石 星、李 祯、邢玠三位相关人物在万历二十五年春季的官场际遇，具体表现出了明朝围绕兵部尚书调整的政治运作过程和基本特征，凸显了明朝兵部主要人事选择与援救朝鲜决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壬辰战争；日本；朝鲜；万历皇帝；人事调整；石星；李祯；邢玠
重要涉外战争时期关键人物的调整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个国家对于战争的目标和意志。壬辰战争期间（１５９２—１５９８），明朝在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春季曾对兵部主要官员进行过一次大的调整。这次调整，起因于日本在明朝与其和谈期间突然增兵朝鲜。消 息 传 来，明 朝 六 部、都 察 院、通 政司、大理寺主官和科道官员在会商倭情时一致认为：“欲安中国须亟救朝鲜，欲救朝鲜须亟更枢筦。石星（按：此前一直担任兵部尚书）前事多误，方寸已灰，军国机宜岂堪再误？”于是，万历皇帝“命吏部会推熟练边务者五六员以闻”。由此来看，万历皇帝当时确定的会推兵部尚书人选以熟悉边防事务作为标准。不过，时近的一些相关研究却揭示，明朝在壬辰战争期间围绕主和与主战问题，朝廷内部政治斗争不断。那么，万历二十五年春季围绕兵部尚书调整是否也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进一步说，这次兵部主要人事调整的首选因素是以人际关系为重还是以军事指挥能力为要？在人选问题上，万历皇帝究竟有多大的人事决定权？这种兵部尚书调整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明朝对于朝鲜战争的意志？我们拟从兵部三个关键性人物政治命运的考察入手，对上述问题作一探讨。
一、原任兵部尚书石星被劾与治罪
石星（１５３７—１５９９），字拱辰，号东泉，东明（今山东东明县）人。嘉靖三十八年（１５５９）中进士，隆庆元年（１５６７）擢升为“吏科给事中”。翌年，他因上疏规劝之事而触怒皇帝，遭“廷杖六十，黜为民”。万历皇帝即位后，石星得以复职，万历四年升任为“南京太仆寺卿”。不过，第二年他又因言事得罪张居正遭罢官回乡，直到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才得以复出。万历十一年八月，石星由南京太仆寺卿改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协理院事”。次年三月，他升任“左副都御史，协理院事”；八月，转任“兵部右侍郎”。万历十五年三月，石星被任命为“工部尚书”；万历十八年转为“户部尚书”；万历十九年逢“边疆多事”，他改任兵部尚书。
石星担任兵部尚书的第二年，即发生日本派兵入侵朝鲜而明朝派大军援救的壬辰战争。“兵部掌天下之戎政”，具体掌管武官、马政的管理、受命征调军队、掌管军功、奏议国家军政事宜、负责车驾及驿站等事务；设有“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其中尚书具有“掌天下武卫官军选授、简练之政令”的职责。明朝皇帝朱元璋明确要求兵部尚书、侍郎均需“识山川之险易，辨地理之迩遐，严烽燧之分明”，即兵部尚书和侍郎必须具备充足的军事地理知识和严明的军事纪律意识。
万历二十年二月，宁夏哱拜（明朝蒙古鞑靼部酋长，时任明朝宁夏副总兵官）发动叛乱，明朝西北边境震动不安。这场叛乱历时７个月，前后历经魏学曾、叶梦熊两任总督，兵部尚书石星在朝中发挥了“居中料理”作用。平乱初期，总督魏学曾指挥平叛虽连战数月仍未取胜，但石星却通过调查分析发现，“贼之不平由于诸将观望，而诸将观望由于总督权轻”，于是向皇帝言“请赐总督魏学曾尚方剑，不用命者齿之”。万历皇帝接受其建议，颁谕旨“赐学曾剑一口，将帅不用命者，军前斩首以殉”。另外，石星还建议运用挖黄河大堤引河水灌城的办法，以此逼迫哱拜投降。这一建议经万历皇帝批准，并通过继任总督叶梦熊的具体实施，终在这年九月平定哱拜叛乱。
万历二十年四月，又发生日本入侵朝鲜事件。在收到朝鲜国王请求明朝出兵求援的国书后，明廷内部就是否应援朝鲜问题出现激烈争论。身为兵部尚书的石星向万历皇帝上疏建言：“臣等初议特遣文、武大臣称兵征讨，不独彰我字小之仁，且以寝彼内犯之念。”在石星看来，出兵援救朝鲜，不仅可以彰显上国对于属国的保护，而且可以终结日本进犯中国的企图。在石星的建议下，万历皇帝立即采取了援救朝鲜的方针，并任命宋应昌为经略、李 如 松 为 提 督 率 军 入 援 朝 鲜，很快就取得了平壤大捷。但随着碧蹄馆之战明军的失利，明朝在石星主导下开始与日本进行议和。
石星为何要从主战转变为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的议和？我们认为，首先是与当时明朝国内兵端屡起、军粮吃紧等情况有关。石星在向万历皇帝说明封倭理由时说：“海内兵端屡动，无处无患，所在兵疲饷竭，无一堪恃。”作为兵部尚书，石星曾就朝鲜用兵所需粮饷之事询问户部尚书杨俊民，获知国内仓储所藏空虚，于是改变态度说：“吾几误君父大事，倘以数十万金钱投之东壑，胜败且不可知，曷如少为屈体以息民力乎？”其次，石星通过进入到朝鲜的明朝官员也了解到，“朝鲜残破，军饷难继。若为朝鲜计，则不可不准贡”。明朝国内与朝鲜的粮饷供应困难，使石星感到只有对日本和谈、准许日本对明朝朝贡才能解决问题。再次，石 星 通 过 在 朝 鲜 战 场 上 与 日 本 谈 判 的 沈 惟 敬 也 了 解到，日本“关白（按：丰臣秀吉）无他意，始求贡中国，为朝鲜所遏，以故举兵，不过折柬可致”。从后来明朝官员与日本丰臣秀吉打交道的情况看，沈惟敬提供给石星的这条信息，显然是不真实的。但石星却以为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只在于争取明朝对于他当日本国王的册封以及恢复日本对明朝的朝贡贸易（嘉靖时期因为海盗问题而中止日本对明朝的朝贡贸易），从而使他坚信丰臣秀吉也愿意接受明朝的日军必须撤出朝鲜条件而议和。另外，明廷内阁首辅赵志皋的对日议和立场与经略宋应昌为缓兵之计而派沈惟敬对日和谈，也使石星感到在明朝决策层和执行层都有强烈的对日议和意愿。“（赵）志皋独曰可封，力排公议。”同时，身处援朝御倭前线的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在碧蹄馆之战受挫后也把对日和谈作为缓兵之策使用。显然，首辅对议和的支持和援朝御倭前线大员的行为，也是石星转变对日方针的重要考量。
不过，日本再次派兵朝鲜一事，不仅宣告了明朝对日和谈方针的失败，而且也使作为和谈主导者的石星陷于政治上的被动。顷刻间，明廷内部不少人即把对日主和失败的罪责归咎于石星，尤其是明朝的科道官员。科道官是科官和道官的合称，“科官指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和给事中；道官指都察院属官十三道监察御史（简称御史）。给事中和御史虽分属于不同的系统，但地位相似，职掌相似，故往往并称”。据《明史·职官志》记载，六科给事中的主要职责是“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当朝廷涉及重大事件时，六科之间可联署通奏，凡“朝政失得，百官贤佞，各科或单疏专达，或公疏联署奏闻。虽分隶六科，其事属重大者，各科皆得通奏”。监察御史的职责为“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同时，由于建言也是科道官员职责，遂又有“言官”之称。明代科道官虽然品级不高（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皆为正七品），但督察权却很大。
其实，早在明朝对日议和之初，围绕着接替宋应昌的蓟辽总督顾养谦提出从朝鲜撤兵并允许日本朝贡的计划，就曾遭到科道官员杨绍程、赵完璧、王德完、逯中立、徐观澜、顾龙、陈维芝、唐一鹏等人的上疏反对。他们甚至以“欺君误国”之罪名弹劾石星，“（石）星与（顾）养谦，先许封号，以姑塞廷臣之口；而徐为请贡市，是谓欺君，俾秀吉行长偃然受封，以伺我不备，是谓误国”。不过，当时万历皇帝并未接受。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兵科给事中徐成楚又对派遣沈惟敬前去日本讲和一事，表示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夫釜山之倭非创自今日，业百十余年矣。祖宗坟墓，谁不系心？安土重迁，情难遽割，乃以十数万之众，颐指于沈惟敬之一语，而不难东徙，岂厪厪一封之力所能制乎？此臣之所未敢信也。”显然，他不相信通过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日军就会撤出朝鲜。而当中日议封和谈迟迟无果时，徐成楚认为必须以战守为防备，“属国阽危，乞早决战守大计，以固藩篱，以绝窥伺”。而在得到日本卷兵重来的消息后，徐成楚立即上疏弹劾石星：“石 星 逢 君 误 国，乞 速 赐 罢 斥”。在 他 看 来，石 星 有“逢君”之恶，即故意逢迎君王。按照孟子的看法，这是大罪。同时，其他各科给事中也纷纷上疏弹劾石星，如：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参论石星欺误五大罪”；刑科给事中李应策“亦交章论星误国，罪无所逃”。朝鲜使节在入京请援期间，也闻悉“吏部给事刘道亨、兵部给事徐成楚，交章参论石星”。
在六科给事中弹劾石星时，多地监察御史也上疏参奏石星欺君误国之罪，如河南道御史周孔教上疏认为，“自石星当局，误著甚多，败局已见。乞将石星速赐议处，亟选文武忠赤大臣一员代管枢事，急修战守”。南京浙江道御史黄华秀在《预防倭患疏》中言：“石星可罢也，即星前疏已自知误国，又自谓其明不足以知人，尚 可 当 枢 筦 重 任 妨 贤 者 路 乎？”要 求“将 石 星 速 赐 罢 斥，另 推 智 勇 之 臣 议 战 修备”。另外，上疏称石星有欺君误国之罪的官员，还有直隶巡按蒋汝瑚、广西巡按林道楠、京畿道御史连标、云南道御史刘景辰等人。一些言官甚至前往兵部官衙当面切责石星，石星闻悉即忙改换服装外逃。对此，朝鲜入京使节记载曰：“科道等官过向兵部朝房而去，有顷，石尚书自其朝房变服出，向阙外去。问其故，则人皆曰，科道对面切责。且曰：今日所议也，尚书何敢得与云，故去也。”
科道言官之外，明廷内阁大臣沈一贯曾从对家乡宁波安全的关切角度，反对石星采取对日封贡议和方针，担心“贡市一成，恐数十年后无宁波矣”。日兵在朝鲜卷土重来时，沈一贯即上疏指出：“人皆谓（石）星不去，兵必不可用，而倭必不可退”。他甚至根据社会对石星的强烈反应，建议万历皇帝就此勒令石星致仕。原本支持石星对日主和的内阁首辅赵志皋，在此形势下只好与石星做政治切割，“复卸责于星”。被明朝派往日本承担册封仪典的正使杨方亨，未能履行使命而中途回国，也把对日和谈失败之罪推卸给石星，称石星为其主使，并“以本兵（按：指兵部尚书石星）密书十三纸封”作为物证，直接将石星推入欺君之罪的深渊。
在此巨大压力下，石星曾请求前“往朝鲜谕两国就盟退兵”，但遭到万历皇帝的拒绝。显然，万历皇帝认为这是不可能之事，他对石星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起初，万历皇帝对在朝鲜战场上与日本或战或和的态度有些拿不定主意；当石星等提出与日本议和时，他并未完全赞同；但在收到由石星一手操作的朝鲜国王“为倭夷请封以保社稷”的陈奏后，他同意议和，“倭使求款，国体自尊，宜暂縻之”。而在他认为议和能实现日本从朝鲜撤军的目标时，朝鲜却传来日军卷土重来的消息；随后，朝鲜使节再次入京请兵救援，从而确认消息属实。此时此刻，万历皇帝才意识到自己受了石星蒙蔽。尤其是日军再次攻破朝鲜南原、闲山等地后，万历皇帝更是十分愤怒，认为石星有“谄贼误国之罪”，遂于万历二十五年二月将石星“革职候勘。九月，下狱”。
二、临时主持兵部事务的侍郎李祯未能扶正
李祯（？—1613），字维卿，安化（今甘肃 庆 阳）人。隆 庆 五 年 中 进 士，初 任 高 平 知 县，后 调 回 朝 廷任御史。万历初年（１５７３ —１５８５年左右），相继调迁为归德推官、礼 部 主 事、顺 天 府 府 丞。万 历 十 八年，洮河有警（按：指蒙古族垛落土蛮部首领火落赤率众袭击明朝洮河流域的洮州、河 州、岷 州 事件），李祯认为在这些地区设立互市与土番部落贸易并非良策，并 历 数 以 往 边 疆 官 吏 的 失 误 之 处。明朝虽暂停互市贸易，但万历皇帝却认为，汉番在洮河通市“二 十 年，不 当 咎 始 事，遂 寝 其 议”。就是说，万历皇帝对以往设立互市的官员并未进行政治追究。万历二十年，李祯被“召为左佥 都 御 史，再迁户部右侍郎”。在任期间，他因“孤介廉方”的个性与同为户部郎中的郑材不和，遂 被 调 至兵部。万历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李祯改任“兵部右侍郎”。同 年 九 月 十 一 日，他 又 调 迁 为 兵 部 左侍郎。
李祯出任兵部左侍郎时，壬辰战争正处于议和阶段，由于有尚书石星主 事，鲜 见 他 有 特 别 作 为。但在万历二十四年五月明日和谈出现危机时，明朝大臣有关朝鲜问题的奏章，根据万历皇帝意见首先转发至兵部，由兵部归纳汇总，提出具体意见。此时，李祯提出应以战守为实务：“今所议惟战守封三事。封则李宗城虽征，杨方亨尚在。若遽议罢，无论中国数百人沦于异域，而我兵食未集，势难远征。宜令方亨静俟关白来迎则封，不迎则止。我以战守为实务，而相机应之。”就是说，在日本丰臣秀吉是否接受议和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李祯认为首先还是要做战守的切实准备。李祯的这条意见得到了万历皇帝的同意，万历皇帝随即下达谕旨：“今不论封事成否，战守二端在我，原不可废，况蓟辽督抚等官，见带有御倭职任，着便用两镇兵马，加意整练，亲自巡阅。近朝鲜地方，周视要害，积兵储饷，仍选谋勇将领量带精兵，申严纪律，前往朝鲜，协同教练士卒，固守险隘。”
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十三日，朝鲜地方防御官员发现日军加藤清正率一百五十余艘兵船再来庆尚沿海。二月初五日，因朝鲜使节郑期远在北京“痛哭求援”，明朝“集廷臣会议倭情”。根据辽东副总兵马栋提供的情报，倭将加藤清正所率的二百余只兵船，已于正月十四日入驻朝鲜庆尚道的机张营。兵科给事中徐成楚据此测算，“海船一只小亦 不 下 百 人，今 称 二 百 余 只，兵 当 不 减 二 万 余 众。防 御 事宜，亟当早图”。二月十 一 日，作为兵部左侍郎的李祯也明确表示：“朝 鲜 之 当 应 援，不 待 再 计 而 决也”；并具体建议：“援兵请于宣大蓟辽挑选七千名，其应募浙兵三千七百余名，令督臣即于本镇募用，以省劳费，省直水兵陆续调发。行月二粮，折色取给中国，本色责办朝鲜。设海防司道一员，专管防倭事务，择历练知兵者，速往朝鲜料理该国兵食，策应戍守事宜”。在原任兵部尚书石星遭劾获罪入狱后，万历皇帝于万历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颁旨：“兵部侍郎李祯署本部印务”。
作为临时署理兵部事务的左侍郎李祯，在万历二十五年三月八日接到万历皇帝“防倭事宜，该部（按：指兵部）与总督（按：指蓟辽总督。万历二十二年九月，孙鑛接替顾养谦任蓟辽总督并兼理朝鲜事务）作速料理，毋得仍前推诿”的旨令后，次日（初九）即奏报：“倭将清正欲移驻庆州，请敕督臣亟令吴惟忠、杨元各将兵前往朝鲜扼险张威，相机战守。仍催总兵官麻贵（按：万历二十五年二月朝廷已决定前都督同知麻贵为备倭总兵官）兼程前进，以决长策”。万帝皇帝赞同此议：“上是其言。令：‘各将官作速前去。’”三月十四日，李祯又上疏建议：“平壤、王京、釜山三处，乃朝鲜要地，必城池高深，可恃无恐。各宜修建大城，其善有五：声援与策应两当，坚壁与清野两得，兵食两便，战守两宜，立屯与开镇两益。”同时他还条陈十五条建议：“定兵计、速救援、侦情形、明地利、审战守、用经理抚道、重总督事权、专防御、预粮饷、严纪律、绝勾引、悬赏格、备战具、禁游客、广搜罗。”他的这些意见均得到万历皇帝的同意并指示落实。
根据朝鲜求援使节的记载，临时主持兵部事务的李祯还曾找朝鲜使节了解朝鲜的具体情况。朝鲜使臣权悏在其《石塘公燕行录》中记载，万历二十五年三月初七日，李祯会见朝鲜使节权悏等人，率先询问倭情的状况。对于朝鲜使节请借兵马、粮饷的要求，李祯长吁数声曰：“你是一家。你是一家。你所愿兵、粮两件事，俱系紧急，当即打发。”朝鲜使节还向李祯要求向明朝借作战器械：“小邦亦有些少训练之兵，而弓材、火具方为缺乏，并皆空手待贼，国王不胜忧闷。另为咨请，并乞老爷照前例题请给与。”朝鲜使节还记载诸多双方会面的一些细节，如 写 李 祯 曾“以 右 手 拳 击 左 手 掌，再 三 度 曰：‘奴才极诈，可恶。’（朝鲜）副使程惟美不解所指何人，即跪仰视。侍郎曰：‘倭贼极诈，极诈’”。三月十日后，朝鲜使节获悉有关援助兵粮与军械之事已得到万历皇帝批准，再次会晤李祯，认为“兵粮、火具皆蒙准许，此皆老 爷 之 赐 也。且开心见诚待远人，极 其 款 悃，陪臣等不胜感德，敢 复 再 拜，叩 头 以谢”。李祯则回称：“你是一家同室之人，有急难何可不竭力救之？毋用谢为。”后来在朝鲜的官方史书中，李祯也是“醇厚长者”形象。
李祯虽以兵部左侍郎身份临时主持兵部事务，对援救朝鲜事务作出了不少重大安排，但他最后却未获得兵部尚书官职。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作为兵部尚书，按照当时明朝内阁大臣的看法，应是“熟练兵机、久 谙 边 计、忠 贞 体 国 之 人，专 心 实 任，决非未经边方者所能干办，亦 非 署 掌 职 事 者 所 可 担当”。而熟练兵机、经历边务实际锻炼的要求，恰恰是李祯缺乏的履政经历，所以时任阁臣赵志皋、张位、沈一贯一致认为“祯非将材”，明确指出李祯不能担任兵部尚书。另外，李祯在遇到重大事件时上奏一些政治追责的言论，也使他在官场上处于比较孤立的位置。如万历十八年发生洮河事件时，他上奏要求对以往设立互市的官员进行追责，这种偏激意见即遭万历皇帝否决。万历二十四年五月十日，李祯在回复有关朝鲜战守问题的奏疏中又建议“元辅（按：指 当 时 任 内 阁 首 辅 的 赵 志 皋）、本 兵（按：指当时任兵部尚书的石星）当去”，再一次引起皇帝的不悦，指出“昨旨原议战守事宜，未议大臣去留，辄擅评议，姑且不究”。万历皇帝只要求众臣讨论朝鲜战守问题，并没有要求讨论人事追责以及去留问题。李祯的这篇上疏要求对内阁首辅赵志皋和兵部尚书石星进行政治追责，不能不引起赵志皋等人的反感。所以后来在会推新的兵部尚书人选问题时，赵志皋即上疏直言李祯不能胜任兵部主官：“夫兵部谓之本兵，谓之枢筦，乃以其事付之侍郎李祯，本官拘守文义，不谙军旅。夫美锦不可付学制之人，美玉不可付拙工之手，无济于事，抑且有伤。皇上何取于祯，而以大权付之，因循不改？彼胸中本自无奇，安望其虑远忧深，而预筹胜算，以担当军国大事乎？”赵志皋认为李祯只是一位拘守文义的官员，不懂军事，明确反对万历皇帝将兵部大权托付给李祯。一些科道官员也认为李祯不适合统领兵部，如兵科给事中徐成楚在李祯署印兵部事务后不久，即在给皇帝上疏称“枢贰李祯亦毋得以代庖自诿”，认为他在对日议和问题上有推卸政治责任行为；广东 道 御 史 况 上 进 也 曾 上 疏 “劾 祯 庸鄙”，指责李祯是平庸鄙俗之人。由于遭遇朝廷内阁阁员和科道官员的巨大阻力，李祯也就不能成为兵部尚书的人选。
其实，李祯在署理兵部事务不久听到朝廷内不少反对自己的声音，尤其是当邢玠作为新的兵部尚书人选浮出水面时，他本人也意识到自己仅是暂时署理兵部事务的身份。万历二十五年三月十二日，他曾对朝鲜副使程惟美说：“我前日详闻朝鲜闷迫之情，欲及我署印之日覆题，今日催督上进。若明日邢侍郎入来，则我不能主张，必将迟了十余日”。他与朝鲜使节的私下交谈，已明确向对方告知邢玠即将主持明朝兵部事务，自己仅仅是暂时署理。但他即使是暂时署理，仍在催促总兵都督麻贵从速行动，否则邢玠上任后将延搁十余天。李祯与朝鲜使节的这段私下交谈，明显有在属国使节面前极力表现自己而贬低同僚的行为倾向。显然，广东道御史况上进认为李祯庸鄙，决非虚言。
三、邢玠接任兵部尚书兼御倭总督
邢玠（１５４０—１６１２），字式如，亦字搢伯，号昆（崑）田，益都（今山东青州）人。隆庆五年中进士，初任密云县令。万历三年由密云县令擢升为“浙江道御史，巡按甘肃”。万历五年，明朝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欲借赴青海设醮做佛事的机会提出开马市、赐金印的要求。因为曾有嘉靖庚戌（１５５０）俺答汗以武力迫使明朝在宣府、大同等开放马市的记忆，邢玠上疏认为，“茶市不可开，金印不可与。在宣、大宜委曲解喻以止其来，在甘肃宜厉兵秣马以防其来”。邢玠上疏用意，是要防止俺答汗借“迎佛为名假道内陆”。万历十年，邢 玠 转 山 西 行 太 仆 寺 卿，治 兵 宁 武，从此步入文官治兵之途。万 历 十 二年，邢玠晋升为陕西按察使，治兵甘州。甘州地处西部边陲之地，也是蒙古游牧势力时常进入抢掠骚扰之地。邢玠则专门安排人员，深入牧区了解蒙古游牧部落动向，从而及时作出针对性的防御措施。对此，当地人皆称：“邢公真天威，（蒙古游牧势力）不敢再窥边矣”。万历十八年九月，邢玠任山西布政使，不久擢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万历二十年，原本依附于蒙古的史、车二游牧部落乘宁夏兵变之际，扰掠大同属地火焰堡，邢玠以奇兵降服史、车二部，大同地区由是安宁。
万历二十一年，邢玠晋升为南京兵部右侍郎。此时，明朝西南地区的播州（今贵州遵义一带）宣慰使司都指挥使（土司）杨应龙发动叛乱，朝廷即派遣具有军事经验的邢玠总督军务前往平叛。邢玠采取恩威并施之策，“一面宣谕朝廷恩威，一面牌催两省刻期整饬兵粮。如其负固，自当议剿”。在邢玠督军进剿的巨大压力下，杨应龙暂时归顺朝廷。邢玠也因此受到不少官员的称许和万历皇帝的重视，“升邢玠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恰逢此时，明朝与日本围绕朝鲜战争的和平谈判陷于僵局，不久日本再度举兵而朝鲜战事再起。
邢玠作为兵部左侍郎，在朝鲜求援使节郑期远一行滞留北京期间，曾积极向朝鲜使团成员了解该国地理与双方驻军等情况。朝鲜使团成员权悏的《石塘公燕行录》曾有记载：万历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兵部邢侍郎紧急召见朝鲜通事，且令朝鲜陪臣“草书你国地图，即令倭贼所据之地，所经由向王京之路，所横行打猎之地。你国将士即今留防府、州、县，某处有城可守，某处不可守，某处有粮若干，某处有兵若干，且天险要害之处，可逐一书示，俾我明知”。三月十八日，朝鲜使节权悏将草画而成的朝鲜地图递交给邢玠，邢玠遂将地图“置床于前，展图其上，逐一考问，极其详细，随其所答，而一一劄记，至日昃乃罢”。次日，邢玠又将自己草拟并将题奏的援救朝鲜方略告诉权悏，权 悏 看 后 十 分 敬佩。权悏记载曰：“盖将昨日所问答之言具题，以为救我国筹策也。臣观题草极其详细，说尽我国备御之策，如目睹而足履始知此，爷脑中藏得多少奇画也。”邢玠还交待朝鲜使节，请其帮助校改文中的地理知识错误。二十日，权悏“观其地图邑名多有误，书且不分八道。臣校改误处且以朱画分各道，付副使程惟美，送 纳 于 邢 爷。”三 月 二 十 六 日，邢 玠 又 招 权 悏，让其复画朝鲜地图 “务 加 十 分 详 备 以送”。翌日，权悏将更正的朝鲜地图及揭帖送于邢玠。揭帖中称：“伏承老爷使更画地图，凡有城无城，可守不可守，险要之所在，道路之所通，以至外面、门户里面、堂奥，务要一一书呈，此无非为小邦区画措处，算无遗策之至计，卑职不胜感激之至。”据此可知，邢玠在担任兵部左侍郎期间，即向权悏等人详细了解朝鲜的山川险要等地理信息，并就援救朝鲜的初步方案与朝鲜使节有比较具体的沟通。
正是由于邢玠的多年统兵经历和援救朝鲜抵御日本侵略的鲜明立场，万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大学士张位等人推荐他担任援朝御倭战争总督。张位等人在奏疏中建议：“东方兵寄无踰邢玠，乞用为总督，萧大亨堪任本兵，乞改兵部尚书，杨镐适值亲丧，宜夺情起复。”按照明廷内阁次辅张位等人向万历皇帝的建议，邢玠直接担任御倭总督，杨镐仍然担任朝鲜军务经理，兵部尚书则由刑部尚书萧大亨改任。但万历皇帝在次日颁发的谕旨中则宣布：“升兵部左侍郎邢玠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兼理粮饷，经略御倭。”由此看来，万历皇帝任命积极主战的邢玠为经略御倭总督，并由他直接挂名兼任兵部尚书职衔，意在由他完全统筹援朝御倭事务。邢玠获任当天，即向万历皇帝奏报“防御朝鲜机宜。上以用兵进止听督、经便宜，催发兵饷，责户、兵二部同心共济，敕各督抚镇道。仍令朝鲜整顿备办，以待大兵”。从万历皇帝的批复看，他要求总督、经理根据战场情况进行处置，并要求户部配合好兵部，确保兵饷。此时的户部尚书仍为杨俊民，他早在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就中进士，政治仕途早于邢玠。而且，杨俊民之父杨博早年也曾担任蓟辽总督，并以吏部尚书兼理过兵部事务，尤其以长于兵事而著称。史载杨俊民也重视守备之道，万历皇帝要求他与邢玠同心共济，后来他正是因为东征转饷之功，“赠少傅兼太子太傅”。由此看来，万历皇帝对于邢玠以东征总督兼挂兵部尚书的这种人事安排，也在于减少东征总督向户部申领粮饷的中间环节甚至阻力［按：次年（１５９８）六月，明廷任用田乐为兵部尚书，直至万历三十年三月致仕，在任时间四年不到。不过，他在兵部并未有任何作为，明朝实录以及其他史料较少提及田乐］。万历皇帝甚至向邢玠表示：“朕以东事专付于卿，决不中制，亦不为浮言所惑。中外各该衙门，都要协心共济，以图成功。”至此，万历二十五年春季兵部尚书的人事安排与再援朝鲜的军政部署基本完成。
四、结语
综观上述考察，明朝原任兵部尚书石星之所以在万历二十五年二月遭革职，原因在于他推行的对日主和外交，随着日本再次挑起朝鲜战争，遭遇科道言官群体的疏劾论罪，史谓“世宗之季，门户渐开，居言路者，各有所主”。但从最初弹劾石星的兵科给事中王德完的前后表现看，当初恰恰是他极力支持石星出任兵部尚书之职。石星从万历十九年担任兵部尚书得到朝廷上下的普遍支持，到万历二十四年遭到科道官员的普遍弹劾，显然不能仅从朋党政治角度解释这个问题。
万历二十五年二月至三月间临时署理兵部事务的左侍郎李祯，在吏部会推兵部尚书过程中并没有进入会推人选。按 照 明 朝 制 度，吏 部“掌天下官吏选授、封 勋、考 课 之 政 令，以 甄 别 人 才，赞 天 子治”。万历皇帝在二十五年二月十五日也明确要求，“吏部会推熟练边务者五六员以闻”。从明朝吏部与内阁关系情况 看，此时推荐官员的主导权已由内阁辅臣所把控。当时内阁成员赵志皋、张位、沈一贯三人对于朝鲜战争的立场尽管不同———赵志皋是和党，张位与沈一贯则是主战派，但三人却一致认为“祯非将材”，他们的理由是“掌管兵部者，须得熟练兵机、久谙边计、忠贞体国之人，专心实任，决非未经边方 者 所 能 干 办，亦非署掌职事者所可担当”。显然，李祯不能被推选为兵部尚书，是他没有实际处理边务的履政经历。
内阁大学士张位等人本来只是推荐兵部左侍郎邢玠担任援朝御倭战争总督，认为他有在北方和南方地区带兵打仗的履政经历和经验，但万历皇帝在谕旨中却宣布邢玠直接担任兵部尚书（正二品职衔）并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三品职衔）、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兼理粮饷、经略朝鲜御倭事务。此后，他又赐予邢玠尚方宝剑，“天子乃命邢公以大司马往视师，赐之剑曰：大将以下不用命皆斩”。显然，万历皇帝这种兵部尚书兼任朝鲜御倭总督的人事安排，用意在于避免兵部尚书对于朝鲜御倭总督的掣肘，并以赐予“尚方宝剑”方式来提高邢玠的政治权威，期望他赢得朝鲜战争的胜利。
由此观察，明朝万历二十五年春季对兵部尚书的人事调整，他们确立人选的主要因素重在治边统兵能力。万历皇帝直接谕令总督朝鲜御倭战争的邢玠兼任兵部尚书，并未完全按照内阁大学士张位的人事建议，也反映了万历皇帝对于兵部尚书的最后人事决定权。诚然，万历皇帝曾经信任并听任兵部尚书石星推行对日和谈外交，但随着日军再次入侵朝鲜即对石星问罪，并谕令邢玠以兵部尚书身份直接总督朝鲜御倭，表明万历皇帝坚持将日军赶出朝鲜的意志。尽管历来史家对于万历皇帝怠政多持贬论，但从他在万历二十五年春季对兵部尚书调整情况看，他在处理日本侵略朝鲜战争问题上还是有着明确的朝鲜安全底线。他的这种倾力援救朝鲜行为甚至不为当时人们所理解，还曾被人们讥讽为“高丽皇帝”。其实，他已看到朝鲜安全、辽东安全与京师安全之间的连锁关系。
万历二十五年春季明朝对兵部尚书的人事调整，是否意味着朝廷内部已形成比较对立的主和派与主战派？从人们视为主战派代表人物内阁次辅张位的政治表现看，他不仅力荐主战的邢玠出任总督和杨镐出任朝鲜事务经理，而且在内阁中与被视为主和派大佬、内阁首辅赵志皋的政治合作也十分融洽。战争前期，张位也比较认同赵志皋与石星的对日议和主张，认为“中国决无数千里转饷为属国防御之理”。后来，在明朝派往朝鲜的赞画主事丁应泰极力参劾朝鲜事务经理杨镐与张位朋党欺罔时，首辅赵志皋即积极营救杨镐，以帮助张位脱身。而另一位被视为主战派的内阁成员沈一贯，也曾积极搭救过石星。由此看来，尽管他们对于日本存在主和与主战的不同，但在这期间围绕御倭大局上仍有政治合作，并非完全对立。不过，我们若从明朝援救朝鲜御倭战争的全过程看，每遇重大战役的胜利或失利，或者每遇表功或追责，党同伐异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从万历时期政治生态与信息情报来考察明朝对周边秩序的治理，应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３期。第73- 83页。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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