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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名称是“张广祥”，后改为今天的名称：丁中广祥。“丁中”是我工作单位丁沟中学的简称，“广祥”则是我的名字。常有人称我“丁老师”，这是缘于弄错了我公众号名称的含义。
盛夏时节，很多地方都进入了雨季，下雨容易引发自然灾害，造成了很多惨剧，在这里想要提醒大家，夏天出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当然，下雨带来的不光是危险，还有别有情致的自然风光。北方风大，灰尘大，山上的树木总是灰突突的。只有下过雨后，被水洗过的树叶才会焕发出青翠欲滴的绿色。周末去郊外游玩，看到道路两旁的青山扑面而来，脑海里突然浮现了这句“两山排闼送青来”。所以今天，想把这首诗分享给大家。
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读了很多唐人的诗，大家应该知道，诗分唐宋，钱钟书先生说“唐诗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以筋骨思理见胜”。唐诗之美在于自然浑融的意境；宋诗之美则在于瘦硬坚苍的精思。我们之前讲过的林逋就是处于唐诗与宋诗之间十分出色的诗人，所以他的诗往往能在人工的构思下达到浑融的意境。今天读的这首《书湖阴先生壁》也是一首宋诗，作者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王安石。
说到王安石，其实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他更应该是一位政治家而非诗人。因为他曾官至宰相，并且发动了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王安石变法”。这场变法牵动了很多文人的命运，也令王安石陷入了古往今来无数人的是非褒贬之中。
历史上很多人都把北宋灭亡的责任推到王安石身上，指责他是赵宋的千古罪人。而今天更多人则被其超越时代的眼光和境界所折服，纷纷感叹王安石是现代社会穿越过去的。时至今日，对王安石的评价，仍然是国际汉学界最为热门的话题。但总的来说，这场变法的价值越来越被肯定。
那么，这场变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简单说来，王安石为了改变北宋冗官、冗兵、冗费所导致的积贫积弱局面，为了能够有足够的财政收入去解决外患，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既能减轻下层民众负担，又能增加朝廷财政收入的措施。但由于变法确实威胁到一些中间阶层的利益，加上具体实施过程中地方官员的恣意发挥，虽然确有成效，但仍难逃众多非议。
很多非议在变法开始之前就存在，但面对同僚的反对攻击，面对皇帝的迟疑不决，面对变法过程中的两度罢相，王安石大胆地坚持着：“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那种甘忍一切非议甘受一切后果，坚定不移将政治理想付诸实践的气魄，千载之下仍然令人肃然起敬。
这场变法还牵涉到中国历史上另外两位著名人物，一位是旧派领袖司马光，就是我们儿时流传的“砸缸”故事的主人公，也是著名史书《资治通鉴》的主编者；另一位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苏轼。
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最坚决的反对者，两人因政见不合，彼此命运基本是“此起彼伏”的状态，一个当政，另一个就下野。而苏东坡作为一个比较实诚的文人，对两派都不是全然肯定或是否定，一派当政狠命打压对手时，他却往往指出另一派政策中的优点，于是两派均不待见他，以致一贬再贬。
熙宁九年，王安石二度罢相后，退居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以此为界限，王安石诗歌可分为两阶段，前期多议论之辞，充斥着耐人寻味的哲理性和富于诗意的激情，成为体现宋诗“理趣”的最好标本。后期诗歌，虽仍有政治傲骨，但却体现着绚丽归于平淡的人生境界，尤以七绝著称，如同这首《书湖阴先生壁》：
湖阴先生是一位隐士，也是作者退居江宁时的邻伴，这首诗是题写在湖阴先生家墙壁上的。诗歌前两句写主人家庭院洁净清幽，暗示主人生活情趣的高雅。后两句则转到院外，写山、水、人之间的深情。
“茅檐”可见居室之简陋，但在主人每日的细心打扫下却显得整洁干净。佛教北宗禅始祖神秀的佛偈说过：“身是菩提树，心若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对住所的打扫意味着对心中杂念的清除，是主人专注于眼下幸福的生活态度，那些世事纷扰，不再关心。
一个“手自栽”将隐居生活的自给自足写得灵动自然，而“一水”“两山”的拟人化，也赋予无情的山水以自然灵动的真情。诗人表面上在写朋友的生活状态，实际上却渗透着自己远离政坛后的心境。
绝句的写作有很多技巧规则，比如没有必要两联对仗，尤其末联，对仗的句子常常会给读者没有写完的感觉。但王安石这首绝句却全部对仗，但丝毫不会让人觉得死板，反而显得自然灵动，活泼清新。甚至让你忘了它背后藏着精巧工整的构思。
中国诗学的最高理想，就是能在人工最精巧的构思安排下，使诗歌产生浑然天成、未经人力雕琢的自然效果。用宋代江西诗派吕本中的话说，就是“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王安石晚年的绝句，达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
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公元1086年，王安石去世。令人唏嘘感慨的是，力排众议，上书请求为王安石追赠谥号和荣衔的，不是别人，正是抱病中的司马光。就在同一年，司马光去世。
这对诤友，可谓相爱相杀了一辈子。但他们的敌对，从来仅限于具体政治理念，并且光明磊落，从不暗中落井下石。就精神上而言，想必当时没有任何人可以比他们更了解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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