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 Stern的故事
2016年的春天，Stern被诊断出患有致命的脑癌：胶质母细胞瘤。
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Sidney Kimmel癌症中心做了手术，随后几个月，又接受了化疗和放疗。他甚至参加了一个临床试验，看看一种称为检查点抑制剂的药物是否能起作用。
然而，这一切都不奏效。几个星期后，肿瘤又重新长了出来。于是医生又安排了一次手术。“新长出来的肿瘤比我们5月份刚发现时的肿瘤还要大，”他的妻子Tara说。
Stern的医生采集了一份肿瘤样本，并送去做遗传分析。医生在他的肿瘤中发现了一个过度活跃的基因，这个基因很少与脑癌相关联。不过其他癌症中的这个突变有时会对某个药物有反应。因此，Ben也尝试了这种药物治疗。
之后，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化疗。不过，出乎意料的是，他变得越来越强壮，而不是预想中的越来越虚弱。在下一次的脑部扫描之后，Ben和Tara得到了更多的好消息。“MRI检测不到肿瘤，”Tara说。
Ben的医生Matthias Holdhoff说：“我们必须谨慎地使用这个结果，因为我们不知道这种效果会持续多久，不过就目前而言它在临床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精准医疗领域，许多故事并没有这样的“happy ending”。
有希望，也有炒作
Sidney Kimmel癌症中心的肿瘤学教授Ben Park认为：“正如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人们有希望，也有炒作，精准医疗也是这样。”在注意到遗传信息让许多医生困惑后，Park建立了分子肿瘤委员会，也就是一群医生在周一讨论遗传检测的结果。
“我之所以建立这个组织，是因为之前有一名转移性乳腺癌的患者，她的遗传报告中发现突变，于是放弃了标准的治疗方案，”Park说。相反，她参加了一项对她的这种特殊类型癌症没有任何意义的临床试验，最后她几乎死亡，药物毒性很大。
Park认为，她被精准医疗的光环所吸引。患者和医生都吵着要进行遗传检测。不过，解释结果并不容易，因为提供检测的公司不同，解读DNA特征的方式也不同，这可能造成巨大的差异。协调那些往往不一致的检测结果，这正是Park他们面临的难题。
在霍普金斯医院，大约四分之一的遗传检测患者会转向特定的药物或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其他顶级医疗中心则发现，[通过遗传检测]发现潜在治疗方法的机会只有10%。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知识，还是不够的，”Park说。“你必须证明，根据这些知识来进行医疗干预，实际上会给患者带来好处。证明它让患者的生活从此变得不同，这是最棘手的部分。”
Park之后将这方面的工作交给他的同事，肿瘤学家Josh Lauring。Lauring表示，对于一些癌症，DNA分析确实有意义，比如黑色素瘤和某些类型的肺癌。“对于其他类型的癌症，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针对特定遗传模式的疗法很吸引人，因为科学家对药物的作用机制有一定的认识，而不像传统的化疗那样，只是杀死快速生长的细胞。“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响应的时间相对较短。”
Ben Stern也是如此。五个月后，他又开始感觉虚弱。MRI显示癌症可能在移动。于是他又回到医院开始新一轮的化疗和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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