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忠义堂
《论语》中共有二十处提到“义”。以往的研究者解释这些“义”，多将它们与仁或礼、勇或信这类概念并提以划定其意义范围，而少有直接从“义”本义入手、对其内涵进行定义和梳理的。从外围研究“义”，可以确定其在早期儒家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却难以对概念本身进行有深度的挖掘。“义”在《论语》和其他儒家文献中，虽然确实常与其他概念互为表里、共同出现，但表达相对独立意义的次数也有不少。要了解这一概念在《论语》中的确切内涵，还需从“义”的本义入手。
关于“义”的本义，《说文解字·我部》释道：“义，己之威仪也，从我、羊。”徐铉注：“此与善同意，故从羊。”许慎以义为“己之威仪”，徐铉却把它同善联系起来。究其原因，除了“从羊”这一字形上的联系之外，段玉裁还作出了如下解释：
许慎对“义”本义作出的解释是自身的威仪，段玉裁进一步将其解释为“度也”。威仪描述的是外在形态，“义”的繁体为“義”，从“我”、从“羊”。甲骨文中的“我”是一种兵器，与战争相关。字形从羊者有美好之义。“羊”与“我”构成的“义”字，描述的大概是战士或兵器的威仪形貌。关于“我”字的字形，《说文解字·我部》释道：“施身自谓也。……从戈??。??，古文垂也。”徐铉据之认为“从戈者，取戈自持也”，这样，“施身自谓”之义就顺利地从“取戈自持”的形态中演变出来。但是，段玉裁认为，如果确如许、徐之言从戈、从??，则“合二成字不能定其会意形声” [1](632-633)，对字形构造的理解产生了障碍。关于这个问题，徐中舒先生有如下辨析：
徐先生认为甲骨文的“我”字是独体象形，并非“从戈”。而《说文》将其强分为“从戈从??”，可能是为了解释其“施身自谓”含义的画蛇添足之笔。许慎的解释虽不一定正确，却恰好符合字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义——“我”字自持、自谓的引申义在文献中确实最为常用。综上所述，“义”字从“羊”，意谓战士或兵器的壮美之貌，引申为外在体貌和行为的合宜、美好，古“仪”字作“义”，就是这种用法的体现；“义”又从“我”，“我”除了兵器的本义以外，也含有“施身自谓”之义，说明“礼容各得其宜”的指向是主体，描述的是自身的体貌行为。“义”字的这两重含义，在《论语》中都有体现。
《论语》中的“义”大致有两类用法：第一类“义”是一种价值评判标尺；第二类“义”代表儒家理想的政治道德形态。这两种内涵实际上都由其本义衍生而得。
“义”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尺，在《论语》中体现为与不合“正义”的行为相对立。如《论语·雍也》篇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39)，《述而》篇的“不义而富且贵”[3](71)，以及《宪问》篇、《季氏》篇和《子张》篇的“见利思义”[3](149)、“见得思义”[3](177)。这几条记载想要表达的是，对利、得或者富贵的追求不能与“义”相违背。“义”与不正当获利行为形成对立，这种叙述的重点并不在于表现“义”本身的某种道德含义，而是用它来泛指正当的行为，以强调与之对立的行为的不正当性。“义”的这种用法，体现出其正当性和正义性的内涵。
“义”的本义是合宜，它是如何与正当性、正义性产生联系的呢？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对比《论语》中“义”与“直”的使用状况得到解决。关于“直”的本义，《说文解字·??部》写道：“直，正见也。” [1](634)直与正相通。《论语》中的“直”，也体现正直之义。《卫灵公》篇记载孔子对史鱼的评价道：“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 [3](163)一方面，孔子通过“邦有道”和“邦无道”的对比，赞赏史鱼不屈于时势，能够坚守正道的德行；另一方面，孔子又用箭矢来比喻史鱼的直谏。“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3](167)，史鱼这种在坚守正义的基础上刚直不阿的品质为孔子所赞许。另外，如《子路》篇的“吾党有直躬者” [3](139)，《卫灵公》篇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3](167)和《微子》篇的“直道而事人” [3](192)等，其中的“直”都是正直之义。孔子认为，这种正直是人天生应当秉有的品格，所以《雍也》篇写道：“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3](61)生而保持正直的品格，才是一个人应有的状态。孔子的这一判断，符合人类心理中最基本的一点，即对公平与正义的渴望。作为一位注重道德实践的哲学家，孔子对人性中的这种普遍性因素洞察得十分深刻。《为政》篇写道：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3](19)
说的也是统治者如果能使自身正直，下级和民众自然也会随之走向正道。《颜渊》篇记载孔子对季康子解释政治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3](129)孔子强调，引导民众的关键，在于身居高位的统治者本身的“正”。统治者如果能够“正”，对民众的引导就能顺风顺水；统治者如果压抑正直，民众就会心存不满。这一方面是实用的政治智慧，一方面也揭示出“正”的引导作用，是由其作为道德样板本身的合理性决定的。统治者依靠“正”，就可以折服万民，由上而下地铺展他的德行。类似的叙述还见于《荀子·宥坐》篇，不过主角不再是“正”或“直”，而是“义”。荀子生活的时代在秦火之前，距离孔子较近。《荀子》的成书虽然在西汉，它保存的史料却大都是先秦的原典。是书记载孔子对子贡讲述水的德性道：
孔子描述水之义，取“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之象。类似的记载还见于《说苑·杂言》篇和《大戴礼记·劝学》篇。关于水的这种性质，学者戴礼解释道：“言水之顺地理，虽卑下屈曲无不至也。” [5](796)水流能够顾及低洼之处、无所不至，是因为它遵循地理。从孔子对水和义的这番比喻中可以看出，“义”在政治道德生活中发生作用的机制，与“正”、“直”的“不令而行”是相类的。水流能够“无不至”，“正”、“直”具有“不令而行”的效用，是因为合“理”的缘故。许慎将“直”解释为“正见”，道出了其内涵的两重性：既可指代“正”本身，又是对“不正者”进行纠正的一种方式。所谓的“正”，指的是道德层面上的“合理”。《左传·襄公七年》有“正直为正，正曲为直” [3](952)的记载，说明对不合理的事情进行纠正，使其趋向“正”，是“直”字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义”的本义是对人的外在体貌行为的描述，它的“合宜”本来指的是外貌的合宜。但在字义的发展过程中，这一“合宜”作为一种理想状态被抽象出来，由此产生了“义”的“合理”义项。《论语》中有不少“义”字就只用其“合理”义项，如《公冶长》篇中孔子对子产之“义”的评价：
孔子将“义”作为“礼”的基础，强调抽象的秩序性与合理性。将“义”和“礼”这样并提，还见于《左传·成公二年》载孔子“礼以行义”之语，和《左传·桓公二年》载晋师服“义以出礼”之语。这说明，将“义”理解为一种抽象的合理性与秩序性，是时人的共识。
“义”可以为“礼”的合法性提供内在依据、并得以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尺，就是缘于其字义中抽象的“合理性”内涵。这一内涵在被具体应用时，常体现为一种纠正作用。“义”在《论语》中常常作为一个需要被接近的理想道德状态，如《学而》篇的“信近于义”、《里仁》篇的“义之与比”等，这种用法正是“义”本身拥有纠正作用的体现。《释名》解释道：“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就是对事物进行纠正，使其达到合理、合宜的理想状态。“直”和“义”的共同点之一，就在于他们都拥有这种纠正作用。“直”和“义”取这种意义时，有着共同的依据和归宿，即“理”、“正”这类终极道德命题。“义”纠正对象使其趋向“理”，“直”纠正对象使其趋向“正”——这两重关系的内在机制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义”较“直”更为抽象。“义”所包含的“合理”，本身不含有具体的道德内容，而是对“合理”这一“形式”本身的描述；“直”所指称的“正直”，则是一个含有普世道德内容的概念。带有明显道德色彩的“正义”义项，是由“义”的本义引申出来、结合了人们意识中“直”、“正”这类道德概念后才最终形成的。“义”与“直”在作用机制上的这种共通，是原本描述外在“合宜”的“义”得以被用作价值评判标尺的关键。
与“直”相比，“义”的“合理性”内涵具有抽象性强的特点。而这种抽象性正为它在儒家语境中获得政治道德内容提供了契机。含有儒家政治道德内容的“义”在《论语》中也不少见，如在《微子》篇子路“遇丈人”的故事中，子路对隐者评价道：
在子路的这段论述中，我们得以见到抽象的与有具体内容的两种“义”的并存。“君臣之义”与“长幼之节”相对，指的是伦理、礼节之“义”，接近“义”的本义，即对形式和秩序的描述；而“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的“义”则与“道”相关，这种君子为官所行之“义”，显然包含政治道德内容。早期儒家将他们的政治道德理想注入原本只描述“应然”、“合宜”之“形式”的“义”中，“义”本身的合理性内涵又同时将附着其上的政治道德内容合理化、合法化。“不仕无义”的“义”作为中间态，既保有其对伦理和秩序进行描述的本来意义，又染上鲜明的儒家政治道德色彩。而完全将“义”用作政治道德理想形态的例子，除了这里的“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之外，在《论语》中还有很多。如《里仁》篇载孔子之言：
“比”有亲附、靠近之义；《述而》篇有“闻义不能徙” [3](67)、《颜渊》篇有“徙义”[3](127)，其“徙”为改变之义。“徙义”与“义之与比”，都是劝导行为主体“君子”修正自身的不足，向“义”靠近。这类叙述不再把“义”当成一种仅存在于与其他概念的关系中的、缺乏独立内涵的空泛概念，而是反过来强调“义”本身作为一个有政治道德内涵的独立概念的存在。为“义”添附上政治道德内涵，是儒家叙述使用“义”的预设前提。
“义”发挥指代儒家政治道德理想形态的作用时，有两个重要特征。其一，“义”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儒家政道概念，而是一种对理想“形式”的描述。政治道德内涵虽然附加到“义”当中，但这种“义”包含的儒家政治道德理想内容，依然难以拥有一个可以被定义的明确内涵，而只能用“合理”、“道义”这些内涵泛化的概念来替换。“义”本身就不是一个儒家独有的、甚至不是一个拥有稳定内涵的概念。它的本义是礼容仪表的合宜，是对外在形态的描述。在字义发展中，“合宜”、“合理”的意义被抽象出来，这一字义上的变化，实际上使得“义”可以用来形容或指称任意一种叙述主体认为是“正确”、“合理”的东西。早期儒家对“义”的运用和无意间的改造，也正是循着这一理路行进的。即使在《论语》的儒家语境下，“义”本身所固有的义项，仍不超出“合理”的范围。通过考察《论语》中“义”的使用状况可以发现，“义”在儒家语境中指代政治道德理想，并不是通过对其本来意义进行“儒家化”的改造。由于“合理”义项的抽象性特点，“义”并非是一个拥有确切所指范围的道德概念；在具体运用中，它是对某一预设对象的判断性描述——这是“义”被《论语》用为价值尺度的原因，也使它恰好可以“容纳”叙述者默认为正确的儒家政治道德理想。以往的研究者难以对“义”作出准确的定义，就是因为没有对其字义的这种抽象性和灵活性给予足够的关注。儒家在对“义”概念的使用和改造上占得了先机，这使得“义”字在历时层面上沾染了儒家道德的色彩。通过考察孟子的“义”与墨子的“羛”等其他诸子对“义”的运用，仍然能够发现“义”的内涵在后世儒家和其他学派那里，发生着或微妙或剧烈的摇摆。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保持不变的，只有由其本义衍生而出的“合理”、“应然”义项。
董仲舒认为，“仁”的实施对象是他人，“义”的实施对象是自我。“仁”指的是能将自身的爱施及他人，“义”指的是能端正自身的德行。说“义”指自我的端正，符合“义”字的本义。对此，段玉裁解道：
“义”字“从我”，本来就指自身的形态状貌。由“从我”而得的指向自身的趋势，在这里表现出来。董仲舒对“仁”的理解是否全面，暂且不提；但他说“义”的动作对象是自我，符合《论语》中指涉道德理想的这部分“义”的特性。《论语》的时代较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更早，它体现的，是早期儒家对“义”的理解。董仲舒指出“义”的对象是自我，是针对孔子的观点而言。人们运用“义”时，这种由“从我”引申出来的指向主体的趋势渐渐弱化；而由“从羊”引申出来的仪态、合宜、合理、正义等内涵则逐渐沉淀为“义”字稳定的核心义项群。
（雷欣翰，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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