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明堂寝庙通考》考证之“明堂图”）
《周礼·考工记·匠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郑玄《三礼图》云：“明堂者，周制五室，东为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在其中。秦为九室十二阶，各有所居。建武三十一年作明堂，上员下方，十二堂法日表，九室法九州岛，室八窗，八九七十二法一时之王。室有十二户，法阴阳之数。胡伯始云：古清庙盖以茅，今以瓦，下藉茅存古制也。”
《大戴礼·明堂》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小戴礼·月令》篇兼记“月”与“令”：“月”乃天文，“令”乃政事。古者，王承天以治人，必居明堂以施政。故此《月令》篇亦曰“明堂月令”、“王居明堂礼”。《月令》所言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大庙、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云云，此皆言一年之中各个不同季节天子于明堂举行朝会诸侯、祭祀、敕封等事。《小戴礼》另有《明堂位》一篇，记载明堂之样式和礼仪。
《明堂位》曰: “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武王崩，成王年幼，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明堂”，非但是中国礼制史上最为独特的建筑，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著名难题，凡论及古代政治、制度、礼仪、祭祀、政令，乃至教育、养老等等，均实难以绕开之。“布政之宫，在国之阳。”明堂之设，起源甚古。从先秦开始，关于明堂的文献记载就不胜详著。然先秦典籍仅载其名，而其具体制度多语焉不详、难以征考。再经秦火之乱，经典之亡佚，及至汉兴以来，诸儒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以至于汉武帝时，欲修明堂而无典可查之局面。虽时有济南人曰公玉带者上所谓黄帝时图，武帝并因之建汶上明堂，但其真伪已实难考征。大体言之，盖明堂似为周人追享文王之庙。《孝经·圣治章》：“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注曰：“明堂，文王之庙，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周公所以祀文王于明堂，以昭示上帝。”另，根据郑玄注之说，明堂功能不一，大抵为周王祭祀、朝见诸侯、宣明政教之处：“明堂，居国之南，南是明阳之地，故曰明堂。明堂者，上园下方，八牖四阖。”又，“明堂，明政教之堂。”又，“明堂，祖庙。”要之，明堂是周人最隆重的建筑物，用作朝会诸侯、发布政令、秋季大享祭天，并配祀祖宗。
（“辟雍”图示）
东汉桓潭《新论·正经》曰：“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行化也。天称明，故命曰明堂。”钩稽文献，明堂之制应和太庙、太学有关。明堂中五个主要的室均称为太庙，中央曰太室太庙、东室青阳太庙、南室明堂太庙、西室总章太庙、北室玄堂太庙。据《礼记》记载和考古发掘，明堂四周围绕圆形水沟，此即“辟雍”，而后世的辟雍则即为帝王讲学之地——太学。但文献的记载亦有牴啎之处，《考工记》说明堂五室，《礼记》则谓之九室。征诸诸家之说，大抵应九室为准。所谓明堂九室，就是在一正方形平面上以“井”字分割之以成数为九。根据古人的描述和图标，明堂的总体建筑，四方之角均为空缺。如上所言，中央及四方分别名之曰太室、青阳、明堂、总章、玄堂。而处在四角之四室，则分别为：东北角之室相对于东方曰“青阳左个”，相对于北方则曰“玄堂右个”。东南角之室相对于东方曰“青阳右个”，相对于南方则曰“明堂左个”。以此类推只是在不同季节朝不同方面开门而已。《月令》篇所云即此意。而《考工记》所云五室乃指金木水火土五者，郑注亦云：“堂上五室，象五行也。”按：五行、五德之说，盖始于战国至汉季，郑说恐非确。
许慎《五经异议》引今戴《礼》云：
按《异义》：今戴礼说《盛德记》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所以朝诸侯。其外有水曰辟雍。”《明堂月令》说：“明堂高三丈，东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圆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户八牖，其宫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讲学大夫淳于登说云：“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就阳位，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古《周礼》《孝经》说：“明堂，文王之庙，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盖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于明堂，以昭事上帝。”许君谨按：“今礼古礼各以义说，无明文以知之。”（《礼记正义·卷三十一》“明堂位第十四”）
但郑玄《驳五经异义》云：
郑驳之云：《戴礼》所云虽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似秦相吕不韦作《春秋》时说着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误，本书云‘九堂十二室’。淳于登之言，取义于《孝经援神契》。《援神契》说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宫，在国之阳。帝者谛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实在太微，在辰为巳，是以登云然。今汉立明堂于丙巳，由此为之。水木用事交于东北，木火用事交于东南，水土用事交于中央，金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周人明堂五室，每帝一室。（同上）
郑玄认为五室是周人明堂之制，九室则是秦人制度，五室显然早于九室。此说对后世影响颇大。
如前言，古之明堂负有众多功能，若政令、祭祀、朝会、教育等等。依《明堂位》之说，其功能可概约为二：朝诸侯、行禘礼。“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 “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此其一；“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大庙，天子明堂”，此其二。《通典》云：“周制，季秋大享于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谓祀昊天上帝。先儒所释不同。”（《通典·卷四十四》“吉礼三、大享明堂”）清儒阮元作《明堂论》，其说甚精：“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则于是，祭先祖则于是，朝诸侯则于是，养老尊贤教国子则于是，飨射献俘馘则于是，治天文告朔则于是，抑且天子寝食恒于是，此古之明堂也。”据此说，“名堂”中央之“太室”为周人祀天祭祖之用，而明堂之“报享”则是周人祭天的三种形式之一。
《礼记·月令》季秋“上丁，命乐正入学习吹。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此说季秋之月行大享五帝及遍祀群神之“尝”祭，郑注：“言大飨者，遍祭五帝也。”《礼记正义·卷十七》：“正义曰：‘若祭一帝之时，则《礼器》谓之飨帝，今云‘大飨’，故知遍祭五帝也。此‘大飨’与‘帝’连文,故谓祭天。’”朱子对此亦解释说：“为坛而祭谓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谓上帝。”（《文献通考·卷七十三》“郊社考六”）一般来说，明堂之祭，应次于郊祀。或与正月祈谷、孟夏大雩大抵相类。而关于明堂祭与郊祀之区别，《孝经·圣治章第九》云：“子曰：天地之性，惟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诗·周颂·我将》曰：“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毛诗序》曰：“《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我将》之诗，言武王祭祀上帝及文王，不忘天帝与父命，并祈求保佑之。故《乐记》有云：“祀乎明堂而民知孝”也。
马端临《文献通考》载朱子及其门人杨复关于“明堂”之说：
朱子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扫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犊，其礼极简。圣人之意，以为未足以尽其意之委曲，故于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礼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远矣，配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亲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亲也，配文王于明堂，亦以亲文王也。尊尊而亲亲，周道备矣。然则郊者古礼，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义起之也。”（《文献通考·卷七十三》“郊社考六”）
或问朱子曰：“《我将》之诗，乃祀文王于明堂乐章。《诗传》以为物成形于帝、人成形于父，故季秋祀帝于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时也。此乃周公以义起之，非古制也。不知周公以后，将以文王配邪，以时王之父配邪?”曰：“诸儒正持此二议，至今不决。看来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礼，不知在武王子之时、在成王之时，则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见。”又问：“继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问：“周公郊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说如何?”曰：“此是周公创立一个法如此，将明堂配文王，永为定例。以后稷配郊，推之自可见，后来妄将严父之说乱了。”（《文献通考·卷七十四》“郊社考七”）
杨氏曰：愚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远矣，配稷于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亲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亲也，配文王于明堂，亦以亲文王也。尊尊而亲亲，周道备矣。然则郊者古礼，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义起之也。……郊祀配天，明堂配上帝，天与上帝一也。祀上帝礼，并如郊祀。然《月令》有大飨之文，《我将》之诗有“维羊维牛”之语，则明堂之礼为尤备。故程子曰：“其礼必以宗庙之礼享之。”朱子亦曰：“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盖谓此也。又曰：按：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配帝即文王也。（《文献通考·卷七十三》“郊社考六”）
杨复宗朱子之说，以明堂之礼飨帝而以文王配，并推断此礼起自周公。清人秦蕙田《五礼通考》从之并案曰：
蕙田案：明堂之制详于《考工记》严父配天，见于《孝经》十二月布政，见于《月令》负依朝诸侯，见于《明堂位》。然则明堂者，祀天享亲之所，而布政事朝诸侯咸在，故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然自汉儒已莫能名其义，《大戴礼》、《白虎通》、蔡邕所说制度各不相符，且合太庙灵台辟雍路寝为一，以为与明堂异名同事。后儒虽能辨之，而说犹难定。迨朱子出，而明堂之制度与夫享帝配天之义、布政受朝之事，各有条理不相淆惑。（《五礼通考·卷二十四》“明堂”）
周人明堂祀天而以文王配享，《孝经》由此遂引出明堂“严父配天”之文。明堂“祀天以配祖”，关于这一点，秦氏引程子之说甚详：
程子曰：天与帝一也，天言其体也，帝言其祖也。在郊则言天，以其冬至物生之始，故祭于圜丘而配以祖，陶匏藁鞂，扫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物成之时，故祭以明堂而配以父，以宗庙之礼享之。（《五礼通考·卷二》“配帝”）
与秦蕙田相反，清人惠栋则从《淮南子·主述训》之说。《淮南子·卷九·主术训》：“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惠氏认为明堂是起源于“神农之时”的“大教之宫”。惠氏著《明堂大道录》八卷，是第一部专述明堂议题的专书。其书首之“明堂总论”曰：
明堂为天子大庙，禘祭、宗祀、朝觐、耕藉、养老、尊贤、乡射、献俘、治历、望气、告朔、行政皆行于其中，故为大教之宫。其中有五寝、五庙、左右个，前堂后室，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上有灵台，东有大学，外有四门。四门之外，有辟雍，有四郊，及四郊迎气之兆。中为方泽，又有圜丘。主四门者有四岳，外薄四海，有四极。权舆于伏羲之《易》，创始于神农之制，自黄帝尧舜夏商周皆遵而行之。（《明堂大道录》）
《孟子·梁惠王下》：“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征诸文献，明堂之营建其位置始终选择在都城，即“国之中”，甚至在都城的中心，即“宫之中”，这是无疑的。但与之同时，明堂制度也是失传最久远、争议最激烈的。秦蕙田《五礼通考》云：“后儒虽能辨之，而说犹难定。”清儒阮元在《揅经室集》亦感慨道：“自汉以来，儒者唯蔡邕、卢植，实指异名同地之制，尚昧上古、中古之分。后之儒者执其一端以蔽众说，分合无定，制度鲜通。盖未能融合经传，参验古今，二千年来，遂成绝学。”诚如王国维先生所概括之言：“古制之聚讼不决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王国维：《明堂寝庙通考》），近代大儒马一浮先生在《释明堂》中虽然也没能说明明堂的真实原委，但指出了明堂之于古人极端重要性：“明堂是圣人根本大法，即德教之根本大义，一切礼制，无不统摄于此。”
（北京天坛祈年殿内景）
从历史上来看，新莽之时，令刘歆等人考证设计出一个包括明堂在内的大型礼制建筑群，建于长安南郊，其遗址今已发掘。据考定，新莽明堂之制，基本符合《礼记》所述。武周时期于垂拱三（四）年在东都洛阳建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明堂，据《资治通鉴》“唐纪”所载，此明堂共三层，底层为四方形，四面各施一色，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季。中层十二面效法一天中十二个时辰。顶层为圆形，四周环绕九龙雕塑。中间有周长十五米左右的巨型木柱，上下通贯，是史上体量最大之木构建筑。其“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个三百尺。”为当时洛阳城最为宏伟之建筑，号曰“万象神宫”。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因其违背礼制，改名曰“乾元殿”。其遗址在今洛阳市唐宫路、中州路与定鼎路交汇处。
迄今为止，发现并考古发掘的明堂遗址有四处，分别为北魏平城明堂遗址、汉长安明堂、汉魏洛阳明堂和唐东都洛阳明堂。北京天坛祈年殿则是古代明堂式建筑遗存至今者仅有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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