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靖难起兵到夺位成功，朱棣一直在攻击建文朝的改制。然而，如前所述，建文改制从朱允炆继位便已开始，到靖难起兵时已经完成泰半。若谓建文削藩和朱棣的利益息息相关，没有异议；建文改制和朱棣起兵，其实关系有限，可谓是削亦改，不削藩亦改。
笔者以为，我们需要正视以下问题：
一、建文帝是否如朱棣指责的那般，违背了朱元璋的家法《皇明祖训》？
二、考察朱棣夺位成功后的“复旧制”行为，关注建文改制在永乐朝的命运。
（《皇明祖训》）
第一个问题，笔者的结论是，《皇明祖训》作为明朝皇室家法，建文改制并未有何违背。实际上，《皇明祖训》仅仅规定了一些抽象原则，于实际官制并未着笔。所谓“一字不可改易”，亦属祖训本身内容，于朝廷制度并无关联。
《祖训》分十三章：《祖训首章》、《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供用》。细审《祖训》的内容可知，前五章《祖训首章》、《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均为后代子孙做皇帝者所守之训；中间四章《礼仪》、《法律》、《内令》、《内官》则规定了皇室内部礼仪，以及宫廷内部制度；最后四章则是给藩王们定的规训。整部《祖训》是一部家法，却又确实关涉到了国计，是朱元璋以国为家、化家为国，欲使子孙世世守成的总则。许振兴《论明太祖的家法——〈皇明祖训〉》一文总结：
《皇明祖训》的编定，毋庸置疑是明太祖以国为家的最佳证明。书的内容既直接涉及嗣位君主和藩封亲王生活的各层面，也包括关系国家施政如严禁酷刑、永废丞相、不征海外诸国等规令。[1]
遍检《祖训》，仅仅涉及到国家制度，而非皇室规范的，集中于《法律》篇。朱元璋以严厉的口吻，禁止后代子孙设立丞相、使用酷刑、征伐别国。相较之下，朱棣在位，南征交趾、大兴刑杀，还迁都北京、背弃太祖陵寝，着实已违背了《祖训》。当然这是本文以外的问题。
建文改制于这三点上，恰恰是遵行无违，并未违反。靖难兵起，朱棣指斥朝廷不遵成法，言辞虽然激烈，但几乎没有实质内容。
一个坚强的证据是，即便是编造事实、不忍卒读的《奉天靖难记》，也只能如是声言：
今虽不设丞相，却将六部官增至极品，是不设丞相，反有六丞相也。[2]
以《奉天靖难记》之语言风格，这话已经说到极边尽限了，却仍然不能引建文入罪。巧作辞令，称六部正官为“六丞相”，以坐实建文朝“违背祖训”之罪。手法拙劣，使人一望而知其非。修《明太宗实录》时史臣感到不妥，遂删掉重写。文字改动之痕迹，更足以从反面证实，《奉天靖难记》弄巧成拙，其对朱允炆违反祖训的指控，丝毫不能成立。王崇武论之曰：
则是成祖起兵，藉口《祖训》，景隆致书亦据此驳之。[3]
反抗“奸臣”削藩、声讨建文“变乱祖制”——这两大起兵理由曾经被同时提出，并完整贯穿于为期四年的靖难战事之中。不过，在夺位成功后，朱棣集团在陈说自身合法性时，迅速完成了一个话题转换——即由削藩到《祖训》的话题转换。查阅《明太宗实录》，时间越往后，就越难寻见对建文削藩的指责，而对朱允炆改制、“变乱祖制”的指控愈发凸显，最终成为朱棣集团所公布的朱允炆君臣头等罪名。
原因不难推断：朱棣以建文削藩为罪，然而自己夺位后亦要削藩（事实也这么做了），若再以建文削藩为罪，则难免陷入“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的尴尬。为统治合法性计，朱棣需要突出第二个起兵理由，以坐实建文君臣所谓“罪名”。
朱棣夺位后，不止一次下令，销毁建文档案资料。此一事件，亦有详加考辨的必要。
《明太宗实录》记载，朱棣焚毁建文朝档案，共有两次。
第一次在六月篡位刚刚成功之时：
上得群臣建文时所上谋策，悉命焚之。有请上观者，上曰：当时受其职，食其禄，
亦所当言，何必观。复有言建文所用之人宜屏斥者，上曰：今之人才，皆皇考数十年所
作养者，岂建文二三年间便能成就。[4]
第二次则在本年十月：
上于宫中得建文时群臣所上封事千余通，披览一二有干犯者，命翰林院侍读解缙等
遍阅。关系军马钱粮数目则留，余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从容问缙等曰：“尔等宜皆
有之。众稽首未对。修撰李实进曰：‘臣实无之。’上曰：‘尔以独无为贤耶？食其禄当
思任其事。当国家危急之际，在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非恶夫尽心于建文者，但恶导诱
建文坏祖法乱政经耳。尔等前日事彼则忠于彼，今日事朕当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5]
综观这两次焚毁档案事件，疑点重重。朱棣为何要做这番举动，其背后的动机值得研究。
朱棣焚毁档案是在朝堂之上，这是一番政治表演。他首先有两大动机，这是显而易见的：1、收拢人心，以示既往不咎，赢得建文降臣拥戴；2、建文奏章、封事定载有不少朱棣劣迹，他必须要消灭造反的罪证。
但笔者推测，朱棣仍有第三大动机：坐实他对朱允炆“变乱祖法”的指控，以底定自身夺位的合法性，论证如下：
首先，朱棣集团需要定罪朱允炆君臣违背祖训，而非所谓戕害亲藩；其次，建文改制并未违背《皇明祖训》；再次，如前所述，建文时群臣并未有上书反对改制者。
朱棣集团感到，罪证难以搜集，罪名也难以成立。于是便导演了这一出焚毁档案的大戏。
“朕非恶夫尽心于建文者，但恶导诱建文坏祖法乱政经耳”，朱鸿评此语：“这句话是经过设计的，话中有话”[6]，洵为的论。
朱棣于朝堂之上抛出这句话，显系深思熟虑，决非一时兴起之语。他如此声言，便将所焚毁的建文奏章、封事，定罪为“坏祖法”的违碍文字，而非干犯朱棣一人的戕害亲藩文字。
焚毁档案，暗示“坏祖法”文字已经销毁，正为造成“言有易，言无难”的效果，引人入罪。同时，又表示前罪不论，既往不咎。
众臣虽然“稽首未对”，但无疑的，他们均立即会意——朱棣凭依“祖法”以示宽大，既往不咎。所不咎者，已经主要不在于“干犯”亲藩的大逆文字，而落在“导诱”朱允炆变乱祖法的“尽职”之上。
案李实为建文庚戌进士，此时仅为一翰林低级官员，他敢于在众人稽首噤声之时，突然口出自矜之语，亦非能以简单的“无知妄作”解释之。李实必曾受朱棣之授意，否则朱棣所言，不会显得如此顺理成章。
如此，朱棣示好，诸臣就坡下驴。不经意间，朱棣无异于昭告天下，他所以取南京、夺皇位，并非叔侄之间的个人矛盾，而实是为匡正朱元璋旧制、清除奸臣的正义之举。
朱棣集团的良苦用心，收效显著。明朝人谈靖难史事，虽多抱“靖难是而革除非”、“成祖乃天授，少帝亦何尤”的态度，但在朱允炆“变乱祖法”上，却较多地接受了朱棣的误导。陈建《皇明通纪》、高岱《鸿猷录》、何乔远《名山藏》，甚至朱鹭《建文书法儗》，明末査继佐的《罪惟录》都默认、接受了朱棣集团精心制造的观点，以朱允炆改制为破坏朱元璋祖制。
第二个问题，笔者的结论是，朱棣所谓“复旧制”，并非如他所言的那般干净彻底。事实上，建文改制的部分成果仍然保留。
朱棣夺位后，屡屡下令“复旧制”。吏部二疏之后，伴随着两道旨令：
凡中外大小衙门有创革升降，官员额数有增减者，及所更改文武散官，并令遵复旧制。[7]
今悉宜复旧，从之。[8]
朱棣即位后，凡有言建文旧制者，皆下令恢复旧制。乃至于颁发给庙宇的谕令、给属国朝鲜的诏令，也都言及此事：
朕自即位以来，一应事务，悉遵旧制，不敢有违。为何？盖因国初创业艰难，民间利病，无不周知，但凡发号施令，不肯轻易，必思虑周密，然后行将出去，皆是为君为民的好勾当。所以三十一年，天下太平，人受其福。允炆不守成宪，多有更改，使诸司将洪武年间榜文不行张挂遵守。恁衙门查将出来，但是申明教化、禁革奸弊、劝善惩恶、兴利除害、有益于军民的，都依洪武年间圣旨，声明出去，教天下官吏军民人等遵守，保全身命，共享太平。[9]
“建文嗣位，权归奸慝，变乱宪章，戕害骨肉。”[10]
朱棣以朱元璋合法继承人自居，制度上，尽非建文之所是。朱棣作出这种政治姿态，是要圆他靖难起兵之理由：朱允炆不遵祖宪。反攻倒算的浪潮，弥漫于永乐初年。
建文改制的大部成果，完全丧失。六部仍正二品，御史府仍为都察院，翰林院洗牌成为内阁滥觞。朱棣即位甫两月，建文制度便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剔除殆尽。
朱棣打出恢复洪武旧制的旗号，实则回复的是洪武初年制度，而非洪武末年制度。“复旧制”，是将洪武初年不甚合理的制度也一并恢复。锦衣卫诏狱、僧道占田、榜文峻令均属此类。朱棣自己也感觉到，建文改制乃是以期行政之合理化。全盘回复所谓“旧制”，除了展示政治姿态，以及加强君权、侦缉臣民之外，必要性不大。笔者之所以作出这个判断，以下事件可证：
大理寺少卿虞谦自陈，建文时，臣为杭州知府，尝建言天下僧道，每人止令畜田五亩，无田者官给之。余有常住田，悉归官以给无田之民。僧道悉免其赋役。当时从臣所言行之，臣当坐改旧制之罪。上笑曰：“此秀才辟老佛也，已在赦前。”命以奏牍付科，复之。初，有旨，凡在建文中上言改旧制者，悉令面陈，至是视谦有战惧之色，遂命自今不须面陈，悉以奏牍送科复之。[11]
这一幕，真是一番绝佳的政治表演。
（明成祖朱棣）
笔者推测，虞谦瞅准了朱棣的这番心理：复旧制仅为追求拥戴之姿态政治，深知僧道限田亦非秕政，况且“赦”已进行，并无入罪危险。面陈时故示战栗之色，正可襄赞朱棣“复旧制”的正确性，树君上之威。同时这番表演下来，又恰恰给了朱棣口出恩典、不再追究建文改制诸臣的机会。
朱棣维持“复旧制”姿态不变；树立君上权威；开释恩典赢得臣下拥戴，真可谓一箭三雕。笔者感觉，鉴于此事之圆满和蹊跷，甚至可能虞谦事先已经有过朱棣的授意，君臣合力在朝廷上完成了这一场表演。当然，证据不足，聊备一说。
继虞谦之后，又有蹇义进言，反对尽革建文旧制：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统，转左侍郎，数月，升吏部尚书，授资善大夫。时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旧者，诏悉复之。公从容为上言“损益贵时相宜”，间举数事陈说本末，文皇帝以公忠实，悉从其言。[12]
蹇义正直从容，朱棣亦展现了知人容人用人之雅量。不过雅量之前提在于：朱棣号称复旧制只是政治口号；建文制度确有相宜于时者。蹇义陈说诸事，今已不可考，疑笔者下列之所考，即在蹇义陈说之中。憾史料原件不存，难得其详。
朱棣维持的建文旧制，可考者有：保留大理寺；保留监生历事制度；保留云南普安安抚司。
大理寺。如前所述，大理寺已于洪武二十九年罢不设，移其案于后湖。《明太祖实录》失载大理寺罢去之事。通读洪武、永乐两朝《实录》，仿佛大理寺一直未废。官书记载，意在说理完满、不留痕迹，于此可窥一斑。
《明太宗实录》曲折记载，永乐时延续了建文朝大理寺制度：
大理寺言：本寺原设左右二寺，其左寺评事四员，审录在京军民衙门及直隶卫所府州县刑名；右寺评事八员，审录在外十二布政司都司卫所府州县刑名。后因二寺所设评事多寡不等，所治事煩简不均，将二寺评事均分六员，依刑部都察院十二司道各带管直隶地方审录，令吏部仍照旧制铨注，于事劳逸不均。命会同曹国公李景隆、兵部尚书茹瑺等议之，景隆等奏以为均设评事，繁简适宜，上从之。[13]
这段文字，可谓极尽曲讳之能事。把它放到洪武末年大理寺撤销、建文复设并改制的知识语境下考量，才能得出朱棣继承建文遗制的结论。如前所述，建文改制一大目的，便是谋求制度之合理化运行，大理寺的改革亦属此类。朱棣即位，尽革建文之所是，大理寺回复到洪武不甚合理之旧制，造成“煩简不均”的尴尬局面。前文提到的虞谦正是服官大理寺。他亲眼目睹了，本寺奏请回复建文朝制度，并得到许可。笔者推测，正是这番试探获得批准，才有他前文的那番表演。
监生历事制度。建文朝改革监生历事制度，永乐初年沿用不改。《国朝典汇》记载：
洪武十八年，命礼部选用国子生为六品以下官。二年十月，更定历事监生选用法。凡历事一年为满，考分三等。上者即授官，次下者再历一年复考。考上者，亦即授〔官〕；考次，量材选授；下，还国子监读书。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中军都督府奏本府历事监生七人，今考所治吏事，皆勤慎，请如例送吏部，循次授官。[14]
徐氏的记载，文字上使用“二年”，显系建文朝。“永乐二十二年”与建文二年之间，并无变化。可知建文朝所更定的监生历事制度，终永乐朝没有更改。不过，明初所谓“三途并用”、监生登进的情势并未持续太久。“永乐以至洪熙，随着科举向重，举贡优除之势受到限制”[15]，监生地位急剧下降，监生录事逐渐成为虚文。因此，监生历事制度仅仅能作为细节，足证朱棣保留了建文制度之隐而微者，实际意义有限。
保留云南普安安抚司。永乐元年正月云南普安安抚司上言：
（正月）甲辰，设普安安抚司，以土酋慈长为安抚。时慈长来朝，言建文时於其地置贡宁安抚司，以故父者昌为安抚。近吏部遵旧制，奏罢安抚司。然本境地阔民稠，岁於普安军民府输粮三千余石，且路当要冲，旧有湘满等驿，乞仍设安抚司，督治为便。上曰：“祖宗大经大法，万世不可改。其他若时有不同，后世当因时损益以便民，岂可执一而不知变通之道。天下人既以为便，则当从之。”命吏部仍置安抚司，改贡宁为普安，赐以掌印，置流官吏目一员，隶四川布政司。[16]
“吏部遵旧制”的浪潮波及全国，遂使普安安抚司被罢除。地方酋长出于行政便利的需要，恳请恢复建文制度。朱棣批准，并派去流官。笔者推测这与沐氏镇云南，土酋仰仗沐氏而敢于为请。同时，开设流官也有利于中央控制云南。朱棣出于多重考虑，遂批准。
综上，朱棣对建文制度，本着行政合理化、展示政治姿态之双重目的，革废并用，恩威兼施，既攻伐倒算，又有张有弛，展现了帝王政治家的精巧手腕。
朱棣夺位，以朱元璋祖训为政治符号，复旧制并未尽复，革建文并非尽革。本节的结论是：经过朱棣一番手腕后，永乐制度呈现出既告别建文、又迥异于洪武末期，而相近于洪武前期制度的特质。
建文改制是失败还是成功？它给明代以至后世留下了什么？
当然，就政治史而言，建文改制已经随着建文朝廷的覆灭而灰飞烟灭，于事实上确已失败。不过，建文朝的覆灭极其偶然，它亡于军事，并非亡于政治。以建文朝失败而推出建文改制失败的结论，无疑属于事后归因谬误（post hoc,ergo propter hoc fallacy）；此外，以建文改制作为建文朝失败的原因，无疑又是过度简化因果谬误（causal oversimplification fallacy）。
对建文改制持负面态度的论者，多半坚持这两种论调。陈建、高岱、何乔远便认为建文改制失败了，朱鹭也认为建文改制是悖逆太祖祖训。《明史》也认为，“时井田虽不行，然孝孺卒用《周官》更易制度，无济实事，为燕王藉口。论者服叔英之识，而惜孝孺不能用其言也。”[17]晁中辰等现代论者，也认建文改制为不切实际，间接导致建文朝的失败。
建文朝确实亡于军事，不过军事上的失败亦极其偶然。实际上，朱棣军队在建文四年，仍然遭遇了小河之战的重挫，朱棣本人甚至对前景都并非乐观，赖朱能劝阻方坚定南下决心：
进战小河，为敌所乘，稍却，诸将遽请班师。独王（朱能）力劝上行，曰：“用兵未必常胜，岂可因小挫系自沮？项羽百战百胜，竟亡，汉高屡败而终兴，自殿下举兵以来，克捷多矣，此小挫何足置意，但当以宗社为重，整兵前进耳。”上抚掌叹曰：“尔言深合吾心。”遂行。[18]
南京的陷落由一连串偶然因素导致（陈瑄、童俊的水师叛降，李景隆、谷王打开金川门）。政治上，建文朝并未失败。顾起元《客座赘语》载：
父老尝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朝纪法修明之后，朝廷又一切以惇大行之，治化几等于三代。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礼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於地，置屋檐而去者。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19]
顾氏的说法容或有夸大之处，但这段文字能够证明：建文四年内外施政颇得人心，且成效斐然，“四载宽政解严霜”。军事上的失败不能抹煞政治上的成功。如果以军事上的失败而否定建文改制，显然不能成立。问题逼到这一步，第一个谬误，不证自明。
笔者认为，以建文改制作为建文朝失败的原因也不成立，并且犯了过度简化因果谬误，这则需要多费笔墨证明。攻击建文改制者多以建文改制为不切实际、书生误国，然持此论调者，亦不免多发空论，说服力有限。
改制的效果如何，前引《客座赘语》足以说明。第二个论调若以“建文改制在政治上失败，建文朝亡于政治”作证据，已经不成立。那么，“建文改制影响了军事，而招致建文朝覆亡”，这个证据需要认真对待。
有一点是站得住脚的：建文改制重文轻武，卒使武臣寒心，扬州、镇江镇守将领叛变，多投效燕王，与之相关。在逻辑和事实上，它都成立。因此，以建文改制作为建文朝军事失败的部分原因，是可以的。
但如前所述，这属过度简化因果谬误（causal oversimplification fallacy）。事实上，改制对军事上的影响有限。军事上的失败，多半还属于作战策略之误。撤徐辉祖还京，犯兵家有进无退之大忌；主要兵力驻守淮安、凤阳而被朱棣绕开，徒费兵饷；使李景隆、谷王守城，则根本是用人不当。决策接连失误，造成了南京陷落的小概率事件。准此，第二种论调也不能成立。
建文改制本身成功；建文改制间接导致军事失败，不过对其影响堪称微弱；建文改制因军事失败而间接失败。——这就是笔者的结论。
如前所述，建文改制虽然本身的运行尚称良好，但仍因军事上的失败，而连带失败了。
除了朱棣保留的部分制度，建文改制还给明代制度留下了什么遗产？
郑晓曾总结道：
靖难后，复洪武旧制，惟存大理寺，不设断事官及断事司。正统中复京卫武学。[20]
郑氏其时不能读到《明太宗实录》，故而对朱棣保留的制度，只看到大理寺的存续。而后世又向建文回转的制度，确有正统中京卫武学的设立。不过，笔者以为，就明朝制度而言，对建文制度的回转，还不止于此。
笔者以为，就制度条文而言，建文改制确实已随着建文朝的覆亡而消亡，不再留存。明人在公开场合对建文改制几乎不提，明代官方政书正德《会典》、万历《会典》，都不载建文制度。建文朝特有的机构名、官名，甚至终清末，再未出现，也不再引人注意。近年来编纂的大型辞书，也见不到这些新设的官名。笔者遍检《历代职官表》[21]《中国官制大辞典》[22]《中国历代官制辞典》[23]《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24]，均没有哪怕一个字涉及到“文学博士”、“资政上卿”、“通政寺”等建文新制。
制度条文上，建文改制成果迅速瓦解，并未给明代留下遗产。准此，笔者尝试用“抽象回转”，来形容建文改制对明代制度的影响。必须首先郑重声明的是，在本项研究中，这个论断完全缺乏实证性，只是笔者的一点推测，证明它的工作，还需要继续努力才可告成。
相较于明前期，明中后期发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变革，简直如同两个朝代。这体现在：内阁制逐渐有真宰相之势，政治制度已经深刻转变；白银货币化，商品经济发展；海上贸易兴盛，工商业勃兴；人身依附减弱，赋役制度变革；科学技术进步，西学东渐开始；思想文化领域多元开放，异彩纷呈，斗奇炫博的时代来临，完全扫除了明初的“古拙”之风。“晚明”既区别于明前期，也与清前期有着显著的区别。“明中后期”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历史单元。
若将明代中后期巨变与建文改制合观，我们无妨说，“明中后期”对洪武永乐鲜明的反动，恰恰属于向建文改制的“抽象回转”。
法定制度，也即制度条文上，建文改制的成果固无存世者。不过，制度外缘第一圈——制度运行状况、制度外缘第二圈——经济、文化社会状况，这制度的另外两圈均已几乎完全从洪武、永乐制度中“抽离”。洪武祖制、永乐“复旧制”均已名存实亡，起码是面目全非。
（建文改制的“蓝图”——《周礼》）
准此，明中后期之巨变，恰可与建文改制相合：
建文帝提高六部品秩，令翰林官得参国事，在事实上已经向丞相制回转。建文朝于中央决策机构之重组，虽然没有形成永乐时固定的内阁制，但确然已经造成大臣柄政的事实，齐黄二人的权力决不下于丞相，对比明中后期，确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其一；
“苏州的豪族自明初开始受到了严厉的镇压。……明初的苏州如此劫难不断，不仅在经济上，文化上亦受到弹压。”[25]建文朝苏州的短暂复兴，为朱棣夺位所中止。不过，明中后期江南社会经济大进，江南势力勃兴，苏州成为明代典型城市，这均于建文朝可寻到先声：建文改制，取消苏松重赋，令苏松人仍得官户部，政权之本位落在江南。甚至在宣德、正统年间，况钟、周忱居官苏州，即已用平米、济农、兑运、折征等经济政策，曲折实现了向建文改制精神之回转，此其二；
明中后期，宗藩制度名存实亡，濒临崩溃，朝廷不断推出新政策（如嘉靖朝修订《宗藩条例》、万历时始准宗藩应试入仕[26]）建文削藩，早着先鞭，此其三；
依据现有的史料，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明中后期之巨变，差可视为向建文制度之回转。易言之，因靖难战事之失败，建文改制之愿景推迟了一个多世纪，方缓慢显现。
《儒林外史》有言：
邹吉甫又道：“我听见人说：‘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27]
这反映民间长期流传对建文朝的观感，以及于朱棣的贬斥。
永乐“继统”，使建文改制这一历史趋势遭遇了一大回旋，延缓了建文改制之大趋势。。有明一代，建文改制之势虽遭逆转，却仍缓慢回归。其势之至，则需要一百多年的潜滋暗长。建文改制，实际制度条文虽然鲜有留存，但制度外缘的实际运行状况，再外缘的经济、社会、思想状况，这些建文改制的施政目标和制度规划目标，均于明中后期产生。质言之，建文改制在明中后期完成了“抽象回转”。
[1] 许振兴《论明太祖的家法——〈皇明祖训〉》，载《明清史集刊》第三卷，第95页。
[2]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第101页。
[3]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第104页。
[4]《明太宗实录》卷九，“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丁丑”条，第140页。
[5]《明太宗实录》卷十一，“洪武三十五年八月丙寅”条，第186页。
[6]《明成祖与永乐政治》，第100页。
[7]《明太宗实录》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申”条，第153页。
[8]《明太宗实录》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午”条，第161页。
[9] 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二《钦录集》，第71页。
[10] 吴晗辑《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77页。
[11]《明太宗实录》卷一二，“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辰”条，第224页。
[12]《东里文集》卷一九，《故少师吏部尚书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师谥忠定蹇公墓志铭》，第278页。
[13]《明太宗实录》卷十，“洪武三十五年七月乙酉”条，第155页。
[14]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八五，《吏部第五十一》，“监生”条，第4478页。
[15] 潘星辉《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研究》，第136页。
[16]《明太宗实录》卷十六，“永乐元年正月甲辰”条，第297页。
[17]《明史》卷一四三，《王叔英传》，第4054页。
[18] 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注引朱能《神道碑》，第187页。
[19]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革除》，第29页。
[20] 郑晓《今言》卷一，第35页。
[21] 纪昀《历代职官表》。
[22] 俞鹿年《中国官制大辞典》。
[23] 徐连达《中国历代官制辞典》。
[24] 张政烺、吕宗力《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
[25] 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30~231页。
[26]《万历野获编》卷一六，第423页。
[27]《儒林外史》第九回《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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