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9月7日。
我國古代對官員居官期間的住所有多種稱謂，如“官舍”、“官寺舍”、“官宅”、“官第”、“公第”、“官廨”等。為論述方便，本文統稱官舍，指官員在任期間由國家提供用以解決其住房問題的房舍。唐代以前，官舍通常位於官署之內。官署前為正堂衙署，為官員辦公理事之所；後為官舍，供官員及其眷屬住宿、生活之用。官舍所有權屬於朝廷或地方政府，官員一旦卸任或調離崗位，則要搬出官舍。這種官員住房規定在漢代已趨向制度化，類似於現今西方國家的“官邸制”。唐代官舍則呈現多樣化特點，以租賃或借居為主。官舍制旨在維護封建統治秩序，辦公與生活一體，可滿足履職便利、安全保密等需求。
漢魏官舍由國家提供
“官舍”一詞可溯至漢代，《漢書》、《後漢書》多有提及。《漢書》卷93載：“上（漢哀帝）以（董）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此處“官寺舍”指董賢任侍中期間國家為其提供的住房。可見，漢代中央官員不僅有自己的官舍，而且其家屬也可以隨居。《漢書》卷77又載：潁川太守何並“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意思是何並為官清廉，沒有讓妻兒一起住進國家分給他的官舍。由此可知，漢代不僅為郡守一級的官員提供住房，而且允許家眷一同入住。官員家屬是否入住，並無強制要求。何並妻兒不至官舍，成為他為官清廉的佐證。
魏晉時期，秦漢以來的大一統局面被打破，戰亂頻繁，政權更迭。但是，官員住房由國家免費提供這一制度並未有較大改變。《晉書·陶侃傳》有言：東晉名將陶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這裏所說的“官舍”指他擔任江夏太守、鷹揚將軍時的居所。《南史》卷48載：“初，（陸）瓊之侍東宮，母隨在官舍”，即是說，梁武帝時期，陸瓊侍於東宮，可攜家眷入住官舍。
唐代官員租賃官舍
唐代，中央職官制度漸臻完備，國家集權管理職能日趨繁複，職能部門逐漸增多，在京供職人員數量大幅上升。據《文獻通考》卷47可知，唐代供職京師者已達兩千多人。此外，還有數倍於此的家眷、小吏、雜役、傭人等，倘仍由政府免費提供官舍，將會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因此，唐代官舍制度發生明顯變化，國家為官員提供免費官舍的色彩逐漸消褪，轉而以有償形式供官員租賃，同時，官員住房形式日漸多樣化，導致官舍與官署相分離，即官舍未必在官署之內。
唐代賃宅有多種稱謂，如賃房、傭居、假居、徽賃、稅舍等。在賃宅而居的人群中，官吏佔據重要部分，主要包括在京的中下級官吏、地方官吏以及臨時派遣的使職官吏等。貞觀十九年（645），白居易在長安任校書郎，為九品官員，租住於常樂裏，其詩句“茅屋四五間，一馬二僕夫”，描繪了當時的租住情況。他當時的居住條件並無官家風範，倒像是普通人家。元和十年（815），白居易任太子左贊善大夫，官階正五品上，在長安昭國坊租宅而居，詩雲：“歸來昭國裏，人臥馬歇鞍……柿樹綠陰合，王家庭院寬，瓶中鄠縣酒，牆上終南山。”其住宅有寬大庭院和矮牆，越過牆頭可見遠處終南山。昭國坊位於長安南城，居民較少，白居易雖官居五品上，但並非顯達之職，經濟實力一般，故仍租房而居。
唐代由國家擁有產權的那些官舍，雖不再為官員免費配給，但可以租賃給官員居住。《唐會要》卷86載：“南北衙百官等，如聞昭應縣兩市及近場處，廣造店鋪，出賃與人”，足見官舍出租之普遍，京師官舍還設有莊宅使專門負責管理。
官員選擇賃租的形式以解決住房問題，有多種原因。首先，就中下級京官和地方官員而言，任職時間有限，沒有在京城購置產業的必要；京城消費水準和生活成本較高，中下級官吏的經濟收入普遍較低，在京師租賃較之購買宅邸更為划算。其次，落葉歸根的情懷根植於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即便供職京師的高官顯達，有時也會選擇賃居，告老還鄉之後再置房產定居。最後，唐代長安經濟繁榮，商品經濟活躍，租房產業發達，為官員解決住房問題提供了諸多便利。
唐代官舍形式多樣
除賃居以外，官員還可自建住宅。唐代推行均田制，官員按品階分得永業田、職分田和宅地。宅地即官員在任時政府為其提供的住宅基地。《新唐書·郭元振傳》載：“及貴，居處乃儉約……建宅宜陽裏，未嘗一至諸院廄。”即是說，武後時期，郭元振曾任兵部尚書，後因平息內亂，封代國公，其官舍遷至宜陽裏，自建官宅。除此之外，一些官員也購買宅邸。《舊唐書·白居易傳》載：“居易罷杭州，歸洛陽，於履道裏得故散騎常侍楊憑宅。”長慶元年，白居易在洛陽履道坊購買了楊憑宅邸，當時他已至暮年，購宅定居，以享天年。
皇帝賜宅是官員獲得住宅的特殊形式，僅限於少數高層官員。賜宅是歷代帝王賞賜臣下的重要方式，而非唐代獨有。賜予官員宅舍的緣由各有不同，或因功嘉獎，或因寵倖贈賜，或作為安撫手段。唐玄宗時期，杜暹時任安西都護，在平定叛亂中立下戰功，升遷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玄宗還賜以宅邸。武則天時，狄仁傑官居中書令，深為武後重用，故賜宅以示榮寵。以上賜宅，顯然是將房宅的所有權一併賜予，可傳諸子孫後世。但是，有的賜宅只是給予官員以居住權，所有權仍屬於國家。這種情況一般是官員向朝廷申請住房，經過一定程式，皇帝予以批准。唐玄宗時，張九齡請求皇帝賜宅居住，玄宗批閱：“比來官宅，隨事借人……可擇日移入。”張九齡只有居住使用權，並無宅第所有權。
雖然唐代官舍出現了多種居住形式，較之漢晉已大有不同，但是官署中設置官舍這一慣例並未完全斷絕。例如，對於每年派遣至京師的朝集使、中央臨時徵召入京的官員，國家仍會提供住房。《通典》卷74載：“（貞觀）十七年十月，下詔令就京城內閑坊，為諸州朝集使各造邸第三百餘所……建中元年戶部奏：‘若令州府自置，事又煩費。伏請以官宅二十所，分配供給諸州朝集使。’敕旨‘宜依’。”依唐制，朝集使為上計使者，按照慣例每年至京師朝覲，文中提及的“邸第”及“官宅”均為國家所有，提供給朝集使和入京述職的官員住宿使用，類似現今的國有招待所。
總的來說，唐代官員住房形式呈現多元化特點，最主要的居住形式是租賃或借居。這既與唐代的發展相關，更與官僚制度的演進具有密切聯繫，對宋元乃至明清的官員住房制度具有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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