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叶克飞
驾车从德国汉堡到什未林，全程90公里，如果不走高速，便可以在狭窄但厚实的乡间柏油路上享受德国田野风光。那些连为一体的田野、树林，以及散落其间的住宅，仿佛浑然天成，生就如此。如今，即使是长居德北的德国人也很难搞清楚，当年将汉堡和什未林分隔的那条国界在哪里。
没错，几十年前，汉堡属于西德，什未林属于东德。前者是德国第二大城市，也是德国最重要的海港和外贸中心，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后者是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首府，如今号称“德国最穷州首府”。前西德与前东德的巨大经济差距，二十多年间尽管被极力缩窄，但仍未完全抚平，相隔仅仅九十公里的汉堡和什未林便是对比。
但即使是“最穷州首府”，什未林仍然一派富庶从容的样子，你只能感叹德国人的标准太高了。这个“七湖之城”甚至是我最喜欢的德国城市之一，什未林城堡堪称德北最美，湖畔风光让人流连不去。
与其他前东德地区一样，什未林所在的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也曾经是默克尔的“根据地”之一，她所在的基民盟也随之沾光。尽管两德统一后，经济上的差距、观念上的差异均日渐缩窄，但默克尔曾经的“东德人”身份仍像一个标签，但这个“标签”并不坏，因为东德人认同它，西德人也并不特别抗拒它，尽管在默克尔执政之初，他们曾嘲笑过她刻板的发型和打扮，还有奇怪的口音。恰恰是“推倒柏林墙”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和民主认同，才造就了今日极具包容性的德国。
但现在，这个票仓似有沦陷趋势。9月4日起，德国将迎来新一轮地方选战，本月将依次举行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下萨克森州和首都柏林的地方选举。民调显示，在难民危机等因素左右下，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民调支持率甚至已超过基民盟。
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并非孤例，9月1日公布的民调数据显示，默克尔这位已连任三届的德国总理兼执政党基民盟党魁，在选民中的支持率较8月再度下滑，跌至近五年新低。
在受访的德国选民中，仅45%对默克尔的工作感到“满意”，较8月下滑2个百分点。此前，在7月发生多起恶性事件后，默克尔的满意度已于8月猛跌12个百分点，降至47%。在是否支持默克尔再度连任这一问题上，仅46%的人支持，51%的人则明确表示反对。
前几天，有朋友写了一篇关于在德旅行期间见闻的文章，感动于德国人不在意难民问题并全力接纳。
但旅途中的零星聊天与真正的民调是两回事，人们聊天时的口头表达和投票心理又是两回事，旅途所涉区域也并不能代表整个德国。关于最后一点，或许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可以为例。
正因为前东西德地区的经济有所差异，作为“最穷州”的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也许对难民群体的接受度和承受力相对最弱，也最容易成为右翼政党的突破口。另外，相比前西德地区民众，前东德地区民众的民主浸淫时间相对较短，教育水平和修养也略有不及，尤其是中老年人曾长期处于东德那种秘密警察无孔不入的极权统治下，对许多事都心存戒备，因此他们对待难民的态度难免有些不同——当然，千万不要因为我的上述表达夸大德国人对难民的抗拒，以德国民众的整体高素质，即使在经济相对最弱的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右翼政党也只是稍占优势，抗拒难民并非主流。
也就是说，无论是一边倒式地认为德国人都对难民敞开怀抱，还是认为德国人都很抗拒难民，都存在判断偏差。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民调数据来看，默克尔有了麻烦。
前些日子还发生了“默克尔的客人”事件。6月3日，有德国报章报道，萨克森州瓦尔登堡市为了更妥善安置难民，为他们安排了一份工作，每周在农庄工作20个小时，每小时获得补贴1.05欧元。瓦尔登堡市政府为他们购买了工作服，安排车辆接送，并提供免费食物。其实，这些难民原本并没有工作权，因为按欧盟移民规定和联邦宪法规定，他们在德国政府正式确认其难民身份之前，都需等待一年左右，在这期间不被允许工作。但瓦尔登堡市希望能解决难民的生计问题，因此想方设法为他们安排工作。
但难民并未领情，反而以宪法规定德国国民最低时薪8.5欧元为依据提出抗议。当地政府表示难民身份还在确认过程中，也并非德国国民，为他们安排工作已属破例照顾，难民则表示“我们是默克尔的客人，客人无须工作”，拒绝继续工作。
在许多人看来，这些难民的态度显然与他们将要得到的东西不太“匹配”，因为根据德国《避难申请者救助法》，一旦难民身份得到联邦政府确认，那么政府除了承担难民的住宿（含暖气）、医疗费用之外，还须向难民发放基本生活费和零花钱。目前，难民家庭户主每月可拿到352欧元，0-6岁儿童每月133欧元，7-13岁孩子每月179欧元，14岁以上的家庭成员（子女或配偶）每月199欧元，这个收入标准在中国三四线城市也已过得去（普通四口之家每月可支配6500元人民币），而在食品价格低廉的德国，解决温饱问题毫无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这原本是一件小事，最先见于当地一家小报，德国主流媒体起初并未跟进，反倒是右翼政党借题发挥，攻击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另外，对难民政策比较抗拒的英国也有不少媒体转载此事，当此事被全球众多媒体报道后，在德国才出现了“二次发酵”。
随着难民的逐步进入，类似冲突仍会出现。它当然不会改变所有德国人对难民政策的态度，但仍会造成族群的部分撕裂，也多少会动摇默克尔的根基，尤其是在“默克尔的客人”成为“专有名词”时。
去年9月4日，默克尔决定对难民敞开边界，并说出那句著名的“我们能做到”。今年8月31日，德国《明镜》周刊以“我们做到了吗”为题，审视难民政策。文章写道，在过去一年里，德国共接收一百多万来自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北非及巴尔干地区的难民。在各方强烈反对下，德国政府开始控制难民数量。不过，这要归功于欧盟与土耳其签订的难民协议，即由欧盟出钱，在土耳其境内安置难民，同时，斯洛文尼亚等巴尔干国家关闭边界，也减少了难民进入。
文章最后提出了“难民危机分裂德国社会”这一结论，认为默克尔政府对难民危机处理不当。作为默克尔的执政盟友，副总理加布里尔也认为默克尔低估了难民危机的挑战，比如难民涌入使得德国多出三十万学童，德国无力将之纳入教育体系。
就连默克尔本人，也在8月31日当天接受采访时承认自己“长期忽视了难民问题”，尽管仍然坚持接纳难民，但态度上已有让步。当然，默克尔的这一改变，或许与即将开始的各州选举有关。至于这个态度对基民盟的选票有没有拉动作用，只有天知道。
作为“欧洲最有权势的女人”，默克尔的从政之路一向不乏荆棘，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柏林墙倒塌后，默克尔投身政坛，进入东德最后一届政府。1990年成为基民盟党员，并在两德统一后的第一次大选中成为联邦议员，不久又被总理科尔纳入内阁。即使基民盟陷入非法献金危机，她仍可以此为契机，临危受命。2005年，她成为德国第一位女性总理，同时也是两德统一后首位出身前东德地区的总理，随即将当时失业率高企的德国带入黄金时代，并于2009年和2013年的大选中成功连任，其间成功应对欧债危机挑战，实施欧元挽救计划，进而成为欧盟真正的领导人。
如果时光倒流，很少有人会预料到，在默克尔的总理生涯中还会有比欧债危机更大的挑战。如果没有难民危机，默克尔的总理生涯近乎完美。
总与难民危机联系在一起的是恐袭危机，当然，将恐袭与难民问题简单联系在一起是不负责任的判断。欧洲被恐怖主义侵袭自有历史原因，尤其是穆斯林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在接受教育后仍无法完全融入社会，加之失业率上升，传统右翼对移民的排斥，都为极端主义蔓延提供了土壤。与难民带来的外生问题相比，这种内生恐怖主义更为严重。
但讲道理往往比不上直观感受，即使是对难民敞开怀抱、心怀包容的德国民众，也与其他欧洲国家民众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有撕裂倾向。8月下旬的民调显示，针对“默克尔难民政策对德国会造成何种影响”这一问题，58%的德国民众认为“德国将发生更多恐怖袭击”，持相反观点的选民仅占38%。对于“德国的教育及社会保障体系将不负重荷”这一说法，有51%的选民表示认同，45%的选民表示反对。同时，51%的选民认为“德国经济将得到增强”，45%表示反对，反对者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德国经济以机械制造、汽车制造和电子工业等为核心，这些在难民的祖国均非传统行业，因此难民多半不具备相关工作的知识和能力。即使是其他行业的普通工作，难民也未必能够胜任，有数据显示，70%以上的难民没有受过正规职业培训，就业前景并不乐观。
几个月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以默克尔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希望以接纳难民的方式彰显欧洲价值，许多人批评此举形同绥靖。但我仍很难认为这种行为及其背后的欧洲价值观是错的，在我看来，欧洲的问题或许不在于价值观问题，而在于当下欧洲仅仅拥有开放多元的价值观和丰沛的人道主义，但却不具有与之匹配的机制和能力。也正因此，欧洲常常在政治正确的小清新和现实残酷中陷入两难。”
难民事件便是这般两难：先是敞开怀抱接纳移民，但却没有正确预估，更没有做好准备，无法形成对难民从接纳、甄别到认可等各个环节上的有序控制，以至于部分申根成员国因为难堪重负而临时实施边界管制。
何况，今时今日所面对的难民问题，确实与以往有异。二战后各国所接纳的难民或移民，多半是血缘和文化上相对亲近的群体。以接纳难民经验丰富的德国为例，二战后，西德主张自由开放，1949年将难民庇护条款第一次列入宪法，规定“所有被政治迫害的个人受到政治庇护”，从此接纳了许多来自苏联、东欧和东南欧的难民，东德人更不必说。这是欧洲内部的人口迁移，以政治避难为主的目的也非常单一。而且，冷战时期，无论是匈牙利、捷克、波兰还是翻越柏林墙的东德人，高文化水平群体的比例都相当高。即使是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也因为语言和习俗的相近，得以较快融入社会，成为欧洲战后复苏，成就“黄金三十年”的重要砝码。
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土耳其客籍劳工获取居留身份并家庭团聚，但当时的土耳其已是世俗化国家，因此在观念融入上同样较快。但随着近年来中东地区难民的大量涌入，目前德国已拥有1600万移民，接近总人口20%，其中穆斯林达400万。穆斯林的文化封闭性同样被德国政府容纳，但部分穆斯林习俗确实存在与现代文明不符的一面（如目前德国穆斯林男性中，多妻者达35%），成为了对欧洲民主宪政及基督教文化价值的重大挑战。
难民的性别比例问题也是一大隐忧。据瑞典的统计数据，2015年向该国提交庇护申请的难民中，有71%是男性。也有统计显示，难民性别比例差异极大，其中男孩数量是女孩数量的11.3倍。性别失衡往往会造成社会不稳定，而且因为文化背景缘故，难民对待女性的态度与欧洲价值观相悖。挪威在归化移民时，培训课程中就专门有“不允许强迫他人发生性关系”这一项，对浸淫于现代文明的人来说，这个课题简直是搞笑，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却是必要。德国右翼民粹政党也屡屡以人口比例攻击默克尔，认为在年轻人口中，移民（不止是难民）比例过大，危及德国未来。
有人曾说，政治正确是欧洲面临的最大问题，我对此深表同意。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作为曾经的世界中心，欧洲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创，因为法西斯政权带来的沉痛，因为殖民时代时欠下的良心债，从原先的优越感爆棚滑向了另一个刻意强调政治正确的极端。这种政治正确的集中呈现便是文化相对论，当年的‘欧洲文化最先进’变成了‘文化无优劣之别’，极端者甚至认为部落文化与现代文化无异。”
具体到默克尔，她似乎更强调政治正确。一来德国背负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责任，在积极反思的同时也有着强烈赎罪意识，二战后广泛接纳难民便是体现，二来默克尔本人成长于东德，可谓生于忧患，她比原西德人更懂得极权之恶，更能体会颠沛流离之苦，因此对难民积极接纳。但想让德国在表达善意的同时更加稳定，政治家们就不能继续在“政治正确”的泥潭里自我陶醉。在此前的比利时恐袭发生后，默克尔那句“要相信我们民主社会和国家比恐怖主义强大得多”曾让我发笑，这既是美好愿望也会是事实，但起码在当下，欧洲还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倒是巴伐利亚州财政部长马库斯·索尔德那句话更值得思考：“即使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善意，我们也无法融合那么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当巴伐利亚人的良知、友善和通情达理，都无法压制抵触情绪时，也许默克尔的选票真的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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