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凤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本文原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
2015年出版的隋唐五代史研究论著数目与前几年基本相侔，专著将近80部，论文700多篇，数量较为可观，各领域的研究均有所深入。囿于篇幅，仅摘取反映本年度学科进步、预示未来发展趋势的成果予以介绍。
本年度创刊了两种集刊，一是包伟民、刘后滨主编的《唐宋历史评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是权家玉主编的《中国中古史集刊》（商务印书馆）。会议论文集主要有冻国栋、李天石主编的《“唐代江南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唐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第二次会议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冬冰主编的《流星王朝的遗辉：“隋炀帝与扬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苏州大学出版社）等。
政治。本年度的官制研究成果比较突出。梁瑞《唐代流贬官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运用丰富的史料，将流贬官与唐代变化的官制和政治形势联系起来，并从流贬官员的特点、流贬官众多的原因以及在谴谪过程中的经济待遇、心理变化、迁转途径等方面对这一特殊群体进行了深入研究。黄正建《唐代的“起家”与“释褐”》（《中国史研究》第1期）指出“起家”与“释褐”是获得出身与入仕为官的关系，廓清了以往习而不察的说法。李锦绣《唐代直官补考（下）——以墓志为中心》（《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5辑）汇集了墓志中太常寺、太仆寺等部门的直官资料，有助于探讨具有多种管理方式的直官制度。赖瑞和《唐代刺史的税官角色》（《史学集刊》第5期）指出刺史最关键的使命是收缴税赋，负责州内大型建设工程、招辑逃亡、开辟荒田、祭神祈雨、教化百姓等活动，这些都与税务有关，揭示了承平时代刺史的角色。龚延明《唐宋官、职的分与合——关于制度史的动态考察》（《历史研究》第5期）将唐宋官、职的分与合放在制度执行过程中进行了详细考察，是将固定官制与“活”的制度结合的成功范例。另外还有几篇文章探讨使职问题，如赖瑞和的三篇文章：《论唐代中书舍人的使职化》（《清华大学学报》第2期）梳理了中书舍人草诏职务被唐初的各种文馆词臣、安史之乱后的知制诰和翰林学士所取代的过程；《从使职角度论唐代宰相的权力与下场》（《唐史论丛》第20辑）认为带使职称号的宰相，其个人才具及与皇帝间的“私”关系才是决定他们权力和表现的真正因素；《唐代史馆史官的使职官名》（《史学史研究》第1期）探讨了唐代史馆史官所带使职官名的前后期变化和命名逻辑等问题。王炳文《唐代牧监使职形成考》（《中国史研究》第2期）对唐代陇右牧监使及其下各个牧监使的形成进行了细致分析，考察了唐代牧监使职的产生、发展、变化过程等制度层面的动态结构。
政治事件与人物研究方面，沈睿文《安禄山服散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文献与考古资料有机结合起来，考察了发生在安禄山、唐玄宗二人之间的故事。黄楼《唐代神策军建中四年汝州“扈涧之败”史实考辨》（《唐史论丛》第20辑）主要考察了扈涧之败这一唐军讨伐李希烈失利的战役的来龙去脉，厘清了文献的错漏，揭示出当时神策军诸将内部的矛盾与斗争。黄寿成《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之谜》（同上）将张九龄罢相这一事件置于玄宗朝政局中，指出唐玄宗罢免张九龄的根本原因是张九龄竭力反对玄宗废除太子李瑛，客观上参与了宫廷内部的权力争斗。李锦绣《“乐工”还是“医匠”？——安金藏研究》（《晋阳学刊》第3期）考辨出安金藏的真正身份是太常寺医工，丰富了对粟特后裔进入唐官府机构途径的认识。
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方面，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从政治地理学切入，通过对藩镇的实证性考察，探讨唐帝国如何成功度过“安史之乱”，并在新兴的藩镇体制下重建其政治权威与统治力，是近年来研究藩镇及其与中央关系的一部力作。刘琴丽的两篇文章借助德政碑来考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晚唐时期敕赐德政碑考论》（《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5辑）指出中晚唐的敕赐德政碑成为中央和地方相互借用来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并不完全出于表彰官员的美政或善政的目的；《德政碑与唐代州县官员的政绩书写》（《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则指出德政碑对州县官员的政绩书写内容与朝廷考课条文所强调的官员特殊政绩之间存在差异，这反映了民间和官方对州县官员不同的评价标准。
法制。自《天圣令》刊布以来，每年都有数量不等的相关研究成果。彭丽华《唐代丁匠的征发与上役管理——以〈赋役令〉为中心》（《史学月刊》第4期）重新考察了唐代法律中“丁匠”的含义，认为“丁匠”并不等同于“丁夫杂匠”，因为二者的力役负担并不等同。赵璐璐《里正职掌与唐宋间差科征发程序的变化——兼论〈天圣令·赋役令〉宋令第9条的复原》（《史学月刊》第10期）指出里正职掌在唐宋间发生了变化，由唐前期差科征发过程中拣选丁夫的职能，到大中九年这一职能丧失，再到宋代的差科征发变为由县令按照户等直接征发的差役制。这两篇文章借助《天圣令》推进了对传统论题的研究。侯振兵《唐〈厩牧令〉复原研究的再探讨》（《唐史论丛》第20辑）对《天圣令·厩牧令》复原唐令中存在的文字、排列顺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复原唐令作了重新整理。
吴丽娱、赵晶《唐五代格、敕编纂之演变再探》（《中华文史论丛》第2期）是对不同阶段的格或格后敕内容及特色的动态分析，力图扭转以往对格敕编纂的研究过分集中于法制本身的现象。黄正建《唐高宗至睿宗时的律令修定——律令格式编年考证之三》（《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5辑）以编年体例梳理了从高宗永徽到睿宗太极年间对律令格式的修定，并补充了武周时期的修撰资料和修撰人资料。陈灵海《通往唐永徽〈律疏〉之路——中古佛教律学与世俗律学互动论》（《学术月刊》第9期）指出永徽《律疏》的修撰受到了佛教律疏学、儒家义疏学的影响。
礼制。王美华《礼制下移与唐宋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官方礼制体系的完善、庶民礼仪的修订、州县地方的礼仪规定和实际推行、礼法合流趋势的影响、地方官的礼仪教化实践等方面，以长时段的视角全面分析唐宋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及其影响。该书第五章讨论了唐宋乡饮酒礼的演变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而游自勇《唐代乡饮酒礼与地方社会》（《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探讨了唐代乡饮酒礼的前后期变化及衰微的原因。与前书不同，游文认为唐代地方官对推行乡饮酒礼的热情很高。赵贞《唐代的“合朔伐鼓”及其象征意义》（《唐史论丛》第21辑）追溯了日食“伐鼓”的渊源并重点梳理了唐代日食救护礼仪的过程和细节。李文才《明堂创制的构想与唐高宗的政治心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推动明堂创制是唐高宗实现政治上去贞观化、树立个人政治形象的一项重要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试图实现超越唐太宗功业的政治心态。以上两篇文章考察了礼仪活动或礼仪建筑的象征意义，并与帝王政治相结合。刘子凡《唐代书信缄封考——以中国人民大学藏和田出土书信文书为中心》（《文献》第5期）考察了唐代书信缄封的具体形式，并复原了加封皮直封和随信折封两种缄封方法的具体程序。
经济。本年度经济史的重要著作是刘玉峰《唐代经济结构及其变化研究：以所有权结构为中心》（山东大学出版社），该书论述严谨，史料翔实，对唐代的所有权结构及发展变化作了贯通性论述，并概括了唐代经济结构的形态和主要特征。孙继民《涞源县兴文塔铭：唐代蔚州铜冶铸钱作坊的珍贵资料》（《唐史论丛》第21辑）通过解读兴文塔唐铭，勾勒出唐代蔚州飞狐县铜矿开采冶炼业和铸钱业的基本面貌，也提供了唐代官营铸钱作坊由钱监制转变为钱坊制的样本。顾成瑞《唐景龙开元之际河南、河北道损免制度变迁探析》（《中国农史》第3期）细致分析了景龙开元之际损免改制的变迁，并重新审视了玄宗时代财政改革的背景：他的《唐代蠲免事务管理探微——基于对〈新安文献志〉所录唐户部蠲牒的考释》（《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将蠲免事务置于唐代赋役、官人身份管理等层面下来探析唐代蠲免事务的若干管理环节，丰富了对唐代赋役制度的研究。刘丽《唐代苏州农业发展原因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第6期）指出劳动力数量的快速增加、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以及苏州社会秩序的高度稳定是唐代苏州农业大发展的基本条件，拓展式开发是苏州农业大发展的根源。
城市。《唐研究》第21卷为唐代长安及其节庆研究专号，内有多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对都城长安予以关注。如史睿《唐代两京的书画鉴藏与士人交游——以张彦远家族为核心》以张彦远家族为个案，考察了唐代两京因书画鉴藏而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令人耳目一新；牛来颖《帝陵营造与京畿奉陵——以〈唐陈鲂墓志〉为中心》根据出土墓志考察了帝陵建造及维护营修陵寝等情况，还原了不同时期帝陵建造的史实；徐畅《城郭内外：乡里村坊制在唐长安的实施再探》指出唐都长安的基层统治单位为坊，并未推行乡里制，解决了这一疑而未决的问题。
此外，杜文玉《大明宫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详细考察了大明宫内建筑及机构的方位与功能，纠正了文献中的一些错讹之处。牛来颖《唐宋时期的都城营造与材木采用——以新获墓志所见“太阴监”为切入点》（《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5辑）利用有限的史料，结合新出墓志考察了百工监等材木采伐机构的位置及其对唐宋都城建设的重要作用。她的《唐代都城规划市区内部形态再探》（《中国经济史研究》第6期）对市里、街市等空间概念、市内居住者及其身份以及市内空间结构与形态等问题都进行了细致考察。徐畅《唐万年、长安县乡里村考订补》（《唐史论丛》第21辑）利用墓志葬地信息对唐长安乡里村进行了考订，并对其中的问题进行了长时段、多角度的思考。张剑光的两篇文章探讨了唐代江南城市的发展面貌：《唐五代江南的城市灾害与社会应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考察了唐五代江南城市灾害的类型、形成原因及应对措施；《城墙修筑与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发展》（与邹国慰合写，《文史哲》第5期）则对江南城市中城墙的修筑情况、城墙形制进行了动态研究。杨为刚《建筑·空间·书写：唐兴庆宫花萼相辉勤政务本楼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3期）指出花萼（相辉）与勤政（务本）二楼名是同一座建筑不同时期的名称，并非两座不同建筑，纠正了以往的错误认识。
社会。社会阶层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张新国《唐前期的女户及相关问题——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探讨了唐前期女户户主的特征、称谓、家庭结构、户等、赋役、受田情况等问题。赵贞《唐前期“中男”承担差役考——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西域研究》第1期）对唐前期中男承担的杂徭和差科进行了全面梳理，并探讨了律令体制下中男的身份特征，是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对这一问题进行的系统研究。侯振兵《唐代牧监基层劳动者身份刍议——兼论唐代的贱民问题》（《中国农史》第4期）考察了唐代牧监中牧长与群头的关系以及牧子的服役形式与待遇、身份等问题，从法令制度的角度对这些职务的内涵进行了严格辨析。陈灵海《唐代籍没制与社会流动——兼论中古社会阶层的“扁平化”动向》（《复旦学报》第1期）考察了唐代律令规定与实际施行中的籍没制以及被没者的处境与流动，指出籍没制导致社会结构趋向于“扁平化”，揭示了这一制度实施的背后逻辑。
节日风俗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唐研究》第21卷中的几篇论文：王静《岁时与秩序——唐代的时间政治》探讨了岁时节日的辅政意义，指出岁时节日中贯彻了统治者的统治意念，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孟宪实《论元宵节在唐代的发展》考察了文献中元宵节的多种来源、在隋唐时期的发展及其作为社会狂欢节日的特征；刘子凡《唐代三伏择日中的长安与地方》指出三伏这种原本具有地域性差异的节日，借助唐代的颁历制度和官定《阴阳书》实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杨为刚《节日·空间·记忆——关于千秋节几个问题的再探讨》通过节日的时间与空间、传统等探讨了千秋节节日传统与节日形象的形成过程。
文献。“中国古文书学”作为一个新兴的课题，自2010年提出以来得到国内外学者的热烈响应。黄正建《中国古文书学的历史与现状》（《史学理论研究》第3期）对中国古文书学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并对中国古文书学的定义、内涵、外延，研究的对象、内容及方法等作了界定。此外，本年度对墓志的整理主要有赵文成、赵君平《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该书从墓志名称、首题、墓志尺寸、志盖文字及尺寸、卒葬年月及撰书镌者、出土时地六个方面对新近出土墓志作了详尽的介绍。对敦煌文书的整理主要有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12、1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传世文献的研究则以吴玉贵《〈唐会要〉突厥、吐谷浑卷补撰考》（《文史》第2辑）为代表，该文通过文献对勘，指出今通行本《唐会要》突厥、吐谷浑卷实为后人据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补撰，并对其中的年代错误、文字或编纂错误等进行了细致分析。
敦煌、吐鲁番。杨宝玉、吴丽娱《归义军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以入奏活动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归义军面对不同时期中央王朝的入奏活动为突破口，研究归义军政权与中央的关系，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陈丽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契约文书汇录（一）》（《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5辑）对已刊敦煌契约文书的新旧对应编号及内容作了刊补，并过录了未刊国图藏契约文书，对相关问题也进行了探讨；她的《日本杏雨书屋藏羽663R号敦煌文书的定名》（《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1辑）对定名不确的日本杏雨书屋藏羽663R号敦煌文书进行了重新定名，并讨论了《杂抄》的底本与别本。这两篇论文为相关文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杨宝玉《晚唐敦煌名僧恒安事迹稽考与相关归义军史探析》（《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5辑）通过对敦煌文书中有关恒安资料的搜集与解读，探讨了其与张议潮家族的关系及有关归义军政治史；她的《〈张淮深碑〉作者再议》（《敦煌学辑刊》第3期）辨明敦煌文书《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的作者为张球，论证翔实有力。龚静《高昌平灭后的麴氏王姓——从麴建泰墓志说起》（《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探讨了唐灭高昌后对其他麴氏王姓成员的处置措施，但仅依照汉族排字辈起名的习惯，便将麴建泰视作麴文泰的兄弟，恐难使人信服。
宗教。本年度宗教史研究中比较突出的是佛教方面，其中陈怀宇《唐代石灯名义考》（《唐宋历史评论》第1辑）考察了石灯的名义以及石灯出现的历史与文本背景。陈明《义净的律典翻译及其流传——以敦煌西域出土写卷为中心》（《文史》第3辑）通过敦煌、西域地区出土的义净所译佛经写卷，从文本流传的角度，探讨了义净译经的特色及其所译律典的重要价值。雷闻《从“京观”到佛寺——隋与唐初战场尸骸的处理与救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1辑）通过隋文帝与唐太宗对战场尸骸的处理由建立佛寺到废毁京观的考察，探讨了中古时期佛教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吕博《转轮王“化谓四天下”与武周时期的天枢、九鼎制造》（同上）指出武周时期的天枢、九鼎等仪式性景观都是武则天模仿转轮王“化谓四天下”的体现，并探讨了开元时期这些政治景观的销毁与新秩序重建过程。孙英刚《从五台山到七宝台：高僧德感与武周时期的政治宣传》（《唐研究》第21卷）通过对与高僧德感有关史料的梳理与分析，辨明德感是玄奘的再传弟子，并在武周的宗教政治宣传中扮演重要角色。道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雷闻《太清宫道士吴善经与中唐长安道教》（《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通过对吴善经师承谱系与开元观的讨论，重新思考江南道教对长安的影响。三夷教研究方面，胡晓丹《摩尼教〈佛性经〉之“七苦恼懊悔”与“五处分配”考》（《中华文史论丛》第2期）指出敦煌写本《佛性经》中第八品残余部分的“七—五”数字结构贯穿摩尼教教义和仪式，体现了摩尼教的传教策略。
边疆、民族与中外交流。王承文《中古岭南沿海宁氏家族渊源及其夷夏身份认同——以隋唐钦州宁氏碑刻为中心的考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1辑）从隋唐钦州宁氏家族的北方渊源、迁居钦州的原因和时间及其文化认同入手，考察了以宁氏家族为代表的中古岭南“汉族移民后裔”身份认同的矛盾及原因，并对中古时期南部边疆和边疆开发的历史进程及社会结构演变进行了思考。李鸿宾《唐初弃修长城之检讨》（《民族研究》第3期）认为唐朝立国后，中原农耕政权与北方游牧政权对峙的消失，以及唐朝意图突进中原、构建南北一统的王朝，使得修筑长城的价值丧失，而唐朝这种战略意图又与唐初宗室的胡系文化渊源密切相关。
谢思炜《“杂种”与“杂种胡人”——兼论安禄山的出身问题》（《历史研究》第1期）通过对“杂种”这一概念相关史料的梳理，认为“杂种”含义与“别种”近似，但有时也可统指诸多部落，而安禄山所谓“杂种胡人”中的“杂种”也仅仅是别种、别部之义。石硕、罗宏《高原丝路：吐蕃“重汉缯”之俗与丝绸使用》（《民族研究》第1期）指出公元7—9世纪，丝绸大量传入吐蕃，形成吐蕃“重汉缯”的社会风气，但随着在吐蕃的实用空间受限，丝绸逐渐转向文化象征意义。杨富学《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回鹘米副侯墓志〉考释》（《民族研究》第2期）借助墓志资料探讨了回鹘摩尼教与粟特的关系以及唐与回鹘的关系。赵心愚《八世纪中期南诏与吐蕃的结盟及其关系的发展——以〈南诏德化碑〉相关记载为线索》（《民族研究》第3期）深入探讨了八世纪中期南诏与吐蕃双方关系发展的原因、基本走向及态势、影响等。李宗俊、周正《唐张茂宣墓志考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利用张茂宣墓志补正了契丹乙失活部历史与源流以及唐与契丹、回鹘间的关系。
在中外交流方面，王永平《从“天下”到“世界”：汉唐时期的中国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全球史的视角考察了汉唐时期的中国对世界的探索与认知的过程。与东亚间的关系是近年研究的主流，葛继勇《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研究》（商务印书馆）系统研究了七至八世纪赴日唐人的轨迹、在日的活动乃至仕官通婚等实态，揭示他们在唐日文化交流与融合中的贡献和时代动因。拜根兴《唐都长安与新罗庆州》（《唐史论丛》第21辑）从唐与新罗双边关系的缔结、双方人员的频繁往来、双方间物质文化交流与遗存等方面探讨了唐罗间的友好交往。
总的说来，2015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呈现以下趋势：政治史研究依旧是重点，礼制、法制、社会史与宗教研究势头强劲；另外受时代潮流的刺激，边疆史、民族史与中外交流等方面受到较多关注，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无论哪一领域，都能看到一些新的尝试：如对新课题的探索、对学界成说的再探讨、对研究对象的动态考察、问题意识的不断强化、跨领域的探讨和分析以及跨越朝代界限的努力。但美中不足的是，作为传统领域的经济史研究则自近年以来持续遇冷，究其原因，一是新资料过少，所能引发的新课题有限；二是理论思维的不足；三是对现有历史资料的开掘有待深入。新资料固然可遇而不可求，而综合运用历史学、经济学、财政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刘玉峰《唐代经济史研究的简略回顾和几点思考》，《隋唐史教研丛稿》，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0页），对传统史料加以深入挖掘，或许能够为今后的经济史研究提供学术增长点。
此外，墓志等石刻资料的运用与研究，俨然已成为隋唐史乃至中国中古史研究的一大特点，其价值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如何做到既对陆续发表的新材料保持足够的敏感，又避免片面追逐新材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与墓志相比，本年度利用同属新材料的文书进行研究的文章则十分有限，相信随着“中国古文书学”研究的不断发展，这一现象会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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