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一开始，就交代于连有仇富心理：“对于上流社会，他感到的只是仇恨和厌恶。”他所以产生这种仇恨，有诸多原因。
首先，他出身贫困卑微，受到上流社会人士的歧视。在富人眼里，他只是“乡下人”或“木匠的儿子”，而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贵族出身的市长，在决定请于连做家庭教师时就说：“我本来绝不会想到让木工的儿子和我们的孩子在一起”。和他决斗过的贵族子弟，得知他的身份后，也“不愿意人家说他和一个木匠的儿子决斗过”。一位银行家的太太，甚至称他为“粪堆里出生的、傲慢无礼的小东西”。
于连的仇富心态，也和自卑心理有关。小说提到，“他极其看不起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如此不幸、如此遭人蔑视的可怜虫”，总在扮演“愤怒平民的可悲角色”。他的脸上也总有种“持续不断的自卑感带来的严峻”。最初，在市长的妻子德·莱纳夫人身上，他“只看见一个富家女”，因此不能体会出她对他的真心关怀，甚至还认为“她像对待一个工人的儿子那样对待我”。终于被她的真情感动之后，他仍缺乏自信：“可是我这样穷，这样没有教养，这样无知，有时举止这样粗鲁，怎么会激起这样一种爱情呢。”他感到自己没教养与举止粗鲁，都在和富人接触之后。不过，他的自卑感主要来自于家庭出身。一听到“出身高贵”这个词，他就在心里“升起一股憎恶感”。在其它方面，他则十分自傲。他才智超人，有惊人的记忆力，又是本阶层中少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所以，他认为自己有潜力成为一个大人物。
于连仇富，还因为他嫉妒富人。小说写道，他最初见到侯爵儿子时被迷住了，“甚至想不到因为他比自己富有高贵而去嫉妒他、憎恨他”。于连从小就想飞黄腾达，成为有权势、有地位的大人物。可是，他所在的社会，没有给他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他虽然在私人传授下受过教育，精通拉丁文，但因为缺乏社会关系和金钱而无法获得远大前程。而那些贵族特权阶层的人，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一切。这使他忿忿不平。他曾感慨：对有钱人来说，生活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
十九岁时，于连开始有机会和富人的生活近距离接触。他先是做了市长孩子的家庭教师。在他眼里：“维里埃的市长当然一直是世上所有有钱的人和蛮横的人的代表。”在受到市长的侮辱后，他“对有钱人的极端仇恨”差点儿就爆发了。对于一些富人发不义之财，可还受到人们尊敬，他特别气愤。对那个收容所所长，他尤其痛恨：“对廉洁的颂扬多么动听啊！仿佛这是唯一的美德，然而对于一个自从管理穷人的福利之后显然把自己的财产增加了两、三倍的人，却又那样地敬重，那样地阿谀奉承！我敢打赌，他连专供弃儿使用的经费都要捞，而这些可怜的人的苦难是比其他人的苦难更为神圣的！啊！恶魔！恶魔！”
那时，于连还是一个正直的青年，希望为正义而战。他设想自己做了市长后会“怀着良好的愿望”，把“那些欺骗行为统统除掉！让正义在维里埃取得胜利”。可是不久以后，在那个竞争激烈、充满伪善的神学院里，于连很快就变得虚伪和工于心计了。
于连最大的变化，发生在为位高权重的侯爵担任秘书之后。他对富人的羡慕，也因为接触到巴黎的顶级贵族生活而达到高潮。一见到富丽堂皇的侯爵府，他就感到心醉神迷。有一次参加某个贵族家的舞会，看到那些不同凡响的豪华装饰，他赞叹不已，“几乎因激动而胆怯起来”。他对侯爵女儿玛蒂尔德的爱慕，最初主要“建立在她王后般的举止和令人赞叹的打扮上。”她衣着的精致趣味和举手投足的优雅，都让他神魂颠倒。作者评论道：“可以肯定地说，一个聪明的乡下人攀上社会上层，最使他感到惊异的莫过于贵族社会的漂亮女人了”。
于连所在神学院的指导神甫，早就告诉他：“如果您想巴结权贵，那您必将堕入地狱，万劫不复。您可能发迹，那就得损害受苦的人，奉承专区区长、市长，有权有势的人，为其欲望效劳”。可于连到侯爵府后，很快就走上了这条“必将堕入地狱”之路。侯爵想恢复君主专制的政治理念，与于连的雅各宾派民主政治主张大相径庭，可他却忠心耿耿地为侯爵效劳，还学会了利益交换。侯爵要他介绍他认识的一个人，他就提出给自己的父亲谋个职务。侯爵还夸他变成熟了。而于连也忘记自己当初想主持正义的愿望，无意之中办了一件不正义的事。开始他还大吃一惊，但很快就安慰自己：“这没什么。”他认为，自己如果想发迹，还得干出许多这类的事，“而且还得会用动人的漂亮话遮掩起来”。在神学院时，于连还“时常痛苦地自嘲”，自己的行为“不过是一连串的作假”。可现在，他对自己的任何不义行动都能找出借口，以使自己心安理得。他甚至得出结论，要达目的就得不择手段。
在小说中，与“发迹”或“财富”对立的是爱情。作者在描述德·莱纳夫人时说：“尽管她在那些以财产自傲并只对金钱利益感兴趣的人中间长大，爱情却已经使她的灵魂变得宽宏大量。”于连对玛蒂尔德动了真情之后，也常忘记自己“发迹”或“成功”的野心，甚至将生死都置之度外。在玛蒂尔德冷淡他的那段日子里，“他有好几次想到了自杀”。他对自己说：“让她爱我一个礼拜，仅仅一个礼拜，……然后我就幸福地死去。未来于我何干？生命于我何干？”在玛蒂尔德向侯爵公布了她和于连的恋情及结婚计划后，于连时刻准备着让候爵打死。
于连对玛蒂尔德的爱有虚荣的成分，而且在隐意识里也有侯爵怀疑的那种“向上爬的庸俗欲望”。比如，侯爵被迫承认于连和女儿的关系时，曾让于连当上了骠骑兵中尉。那时，于连就“已经盘算着三十岁当上司令官”了。可最终，于连在财富和玛蒂尔德之间选择了后者。在收到德·莱纳夫人被迫写的抵毁于连的信后，侯爵曾提出，如果于连“走得远远的，离开法国，最好去美洲，我保证给他一万利弗尔的年金”。于连丝毫没考虑这个能使他一下子成为富人的提议，而是立即采取了向德·莱纳夫人开枪的行动。这个行动赢得玛蒂尔德对他的加倍爱恋，但实际上也是自我毁灭的举动。因为玛蒂尔德和德·莱纳夫人的种种努力，于连本来可以不被毁灭，即得到无罪释放。可是，他坚持宣称自己有蓄意谋杀罪，还拒绝上诉，最终导致被判死刑。这又是为什么呢？
那一枪彻底消灭了他想飞黄腾达的野心，因此他也就大彻大悟了。他首先悔恨枪击德·莱纳夫人的行为。他本以为，她的信永远毁了他的幸福。可是，现在他不再想“当时孜孜以求的东西了”，对幸福有了新的认识。于连对德·莱纳夫人说：“我们在韦尔吉的树林里散步的时候，我本来可以多么地幸福啊，可是一种强烈的野心却把我带到虚幻之国去了。不是把这近在唇边的可爱的胳膊紧抱在胸前，却让未来的幻想给夺去了；我为了建立巨大的财富，不得不进行数不清的战斗……不，如果您不来监狱看我，我死了还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呢。”他认为自己曾“为了闪光的东西抛弃了质朴平常的东西”，而且他那时是“根据时代的风尚行动”。于连也对玛蒂尔德感到悔恨，因为他发现自己真正爱的还是德·莱纳夫人。他也意识到，德·莱纳夫人对他的爱比玛蒂尔德更纯更深，可她有丈夫和孩子。在当时情况下，于连和她的爱情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于连只求一死，最主要的还是他对整个社会感到彻底失望，而且不愿意再向贵族集团妥协。他说：“我爱过真理，现在它在哪里？……到处都是伪善，至少也是招摇撞骗，甚至那些最有德的人，最伟大的人，也是如此。”在法庭上，他向贵族集团宣布：“我本没有荣幸属于你们那阶级，你们在我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农民，一个起来反抗他的卑贱命运的农民。”
临刑前那段日子，于连最担心自己表现出懦弱。他想，如果他缺乏赴死的勇气，“对瓦勒诺们，对维里埃那些平庸的伪君子们来说，这是怎样的胜利啊！他们在法国势力很大，占尽了种种社会利益。至此我至少可以对自己说：他们得到了金钱，的确，一切荣誉都堆在他们身上，而我，我有的是心灵的高尚。”
瓦勒诺正是那个曾当过收容所所长的暴发户。他靠厚颜无耻和丧尽天良爬到省长高位，还被封为男爵。在那个腐败的社会里，金钱地位和高尚心灵处于对立状态，而于连最终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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